上個世紀90年代初，輝煌一時的蘇聯解體，大量蘇聯共產黨領袖們的私生活秘密以及革命歷史上確實存在的共妻現象相繼曝光。有十月革命史料顯示，在當時，十五至二十五歲的婦女必須接受「性公有化」，革命者可行使此權利，即可向革命機關申請許可證。布爾什維克憑證可以「公有化」十個姑娘。儘管這些史料讓人聽起來瞠目結舌，但當政治變成信仰時，理想主義者的夢想國度就容易變成了現實中的荒謬世界。
俄羅斯《祖國》雜誌曾對蘇聯初期的共妻現象曾有全面揭露：在布爾什維克控制的地區，有「公有化」資產階級婦女的行為。當地布爾什維克組織在蘇維埃消息報公布命令並在大街上張貼：「十六至二十五歲的婦女必須接受公有化。革命者如果需要行使這個命令給予的權利，可向相應的革命機關說明。」
在城市公園的一次圍獵行動中，四個姑娘當場就被強姦，有二十五個被送往波羅斯登的司令部，另有一些被送往布爾甚維克佔據的旅店，悉數被強姦。一些女孩的命運很悲慘，她們被折磨後被殺害，屍體扔進河裡。一個五年級（小學）的女生連續十二個晝夜被蘇聯紅軍輪姦，然後被綁在樹上，用火折磨她。她最終被槍殺。
另有俄羅斯雜誌報導稱，當時中學生賣淫現象嚴重，世界著名社會學家沙樂金在1920年寫道：共青團在少年的賣淫事業中起了極大的作用，在俱樂部招牌下，每一個學校都設立了賣淫場所。對位於聖彼得堡附近沙皇村兩所中學所作的調查發現，所有的孩子都有性病。少女參與色情商業交易，介入了有權勢革命者的私生活。
沙樂金強調說：我認識的一位大夫告訴我他的見聞。一個男生讓這位大夫看病，把三百盧布放在桌上作為看病費用。大夫問哪來的錢，男生很平靜地回答：每個男生都有自己的女孩，每個女孩又都另有情人，這樣的情人都是「委員」──當時人們對布爾什維克革命者的稱呼。聖彼得堡一個「分配中心」（俄國內戰爭期間，收容流離失所的孩子的機構）。安排體檢後出現一個數據：百分之八十六點七的女孩已不是處女，她們都小於十六歲。
十月革命戰爭期間，布爾什維克成立了收容流離失所的孩子的專門機構。安排體檢後出現一個數據：86.7%的女孩已不是處女，而她們都不滿十六歲。
1918年3月，葉卡捷琳娜堡公有化婦女的行為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這個城市布爾什維克組織的內政委員波羅斯登給「公有化」 女人的尋求者（即要求強姦婦女的革命者）簽署許可證，當地其他布爾什維克的頭頭也發放這樣的許可證。波羅斯登給他的一名助手一張這樣的許可證，該助手就憑此證「公有化」（強姦）了十個姑娘。以下是這類許可證之一：
持有這分文件的卡馬謝夫同志，有權在葉卡捷林琳娜堡公有化十個十六至二十歲的姑娘。卡馬謝夫同志可任意挑選看中的姑娘，被選中者不得違抗。
北高加索蘇維埃共和國革命軍總司令部（加蓋公章）
許可證簽署人：總司令伊華謝夫
史學家指出：在共產理論中，不僅財產公有，而且寫明瞭家庭必將消亡、一夫一妻制是私有制的產物。共產制度，就是要消滅建築在私有制上的婚姻和家庭。
布爾什維克革命成功後，伴隨著財產公有化的，還有性資源「公有化」，直譯應為「社會化」，和俄文原文對應的英文詞，是socialization。革命者性的全面解放，其實有兩方面：革命者倡導並且實踐性革命、非革命者的性資源被強行「公有化」——即被強姦。
女革命家克朗黛在她發表的小冊子中寫道：「出於工人階級利益要求的性道德，是工人階級社會鬥爭的工具，並為這個鬥爭服務」（克朗黛：《家庭與共產主義國家》1920年）。
在蘇聯歷史上，性革命的典型表現是領袖們的私生活，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安東諾夫、克朗黛。他們的私生活，像狗的交配一樣隨便。
中、低層的革命者，在這方面也不甘落在他們領袖的後頭，曾有歷史學家這樣評說，普通革命者也有好多個情人，革命者隨意強姦沒有護衛力量的婦女。
除了性革命，婚禮儀式也被革掉了。俄羅斯民族的傳統婚宴要延續數天，或一週，結婚是人生的一件大事。隆重的婚禮還有一個不可少的程式：新婚的次日晒床單，以展示新娘的貞潔。但顯然，婚禮是革命應當革去的東西。
布爾什維克革命成功以後，取代舊王朝的蘇維埃政權取消了結婚的禮儀。直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結婚儀式在蘇聯才重新被重視，家庭的價值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