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期的中國面臨養老、保障等一系列壓力,中國的養老金未來十年恐怕存在幾萬億元人民幣的缺口。
十一五期間,政府開始增加民生投資,令人深思的是,十一五中期與末期,我國均遭遇通脹襲擊。當然,我們大可以將責任推到美國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與輸入性通脹頭上,確實,美元對全球通脹難辭其咎,但我們同樣不應忽視內部因素,貧富差距的擴大、政府消費的增加、權貴利益的惡性膨脹,是懸在中國經濟頭頂的一柄柄利劍。
有人說,這些問題都不是真問題,認為中國會破產、中國會惡性通脹的人純屬鼠目寸光。這些人振振有辭地說,別忘了,中國有數萬億的國資,而這些國資只要上市就可以在證券獲得起碼幾倍的溢價,只要把國資拿出10%就可以解決中國所有的問題,養老金缺口神馬的,一切都是浮雲,只要出售國有資產,一切搞定。
說這話的人,忘了前提與邊界。
國有資產在市場獲得高溢價,是民間財富集聚的結果。世界上從來沒有無緣無故的天上餡餅,比如上海的徐家匯商城上市,其中的土地、門店等等全部資產在證券市場兌現,實現了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也實現了自然人股東的一本萬利。
這筆財富並不是憑空從天上掉下來的,作為中國繁華商業城 市的中心商圈,其地產、商鋪等等都有市場估值,只要制度轉變允許出售資產,有人買單就能套現,而央行最近數年不斷發放貨幣,總有相應的的貨幣與這些資產對應。我們可以想像,比如某家商城淨資產100萬元,而在市場的估值是200萬元,溢價的100萬元是投資者對於未來預期的結果,如果這家商城的管理層經營結果是虧損纍纍,那麼溢價的這部分民資徹底被消耗,不僅無法增加社會財富,還掠奪了民財納入特殊利益階層、某些國企管理部門的腰包。市場沉沒的資金越多, 社會效率就越低,社會財富總量就越少,最終政府需要承擔的保障壓力越大,通脹的壓力也就不可扼制。
在出售資產過程中,中間環節的滴漏跑冒如同洪水,一根根吸血管道抽走了財富。證券市場層出不窮的關聯交易,把上市公司投資者的財富抽到了特定的群體手中,而在財政轉移支付中更是屢見不鮮,小小的江西鄱陽縣財政局的經濟建設股股長李華波就可以套取9400萬元公款逃往境外,財政轉移支付效率低下是頑疾,同樣可以造成納稅人財富的耗散。
根據國資委的數據,截至2009年底,全國國有企業資產總額達到53.54萬億,其中地方國有企業資產總額28.13萬億,中央企業資產總額 21萬億。如果國有資產百分之百上市,以溢價3倍計,國資總額將達到160萬億元左右,請別忘記,這160萬億元大部分是廠礦等資產,如果國企上市後如徐家匯商城一樣,很大一部分財富跑到內部人手中,而未來的盈利前景不明確甚至虧損,事實上是掠奪民財轉化為國資而已,無法解決中國的保障難題。
兌現國有資產解決中國保障難題,前提是國資盈利能力切實增強、資產分配大體公平,當企業的盈利能力下降而資產不斷高價變賣,當國資變賣到了權貴手中,惟一的後果是通脹預期惡化,民眾生活惡化。
我國一直通過國資變現解決資金難題,如國企上市公司的10%劃歸社保,以解決社保缺口。這樣做將難以為繼。
典型的例子是,我國地方政府一直靠土地變現支撐地方財政的半壁江山,土地一級市場被壟斷起來推向市場,獲得越來越高的土地溢價。這些土地溢價有部分進入了地方社保、基建項目,卻激發了越來越多的矛盾,農民獲得的收益根本無法保障老年生活,政府不得不追加大筆投入,而農民上樓、土地變賣之後,農民常常無法找到就業機會,淪為新的居民保障群體。汪華斌先生感慨老家鄂州城市拆遷時造就富翁,新農村拆遷有時竟然是培養貧窮的途徑;因為土地賣了,而錢卻被搞基本建設了,基本建設過程中跑冒滴漏了,建成之後還不賺錢。
筆者總是回想起中國臺灣地區的土改,政府大力做農民的工作,讓他們不要賣自己的地,等著土地升值收益資產溢價。民眾的財富因此而提升,資產收益與城市化的消費提升讓農民有就業之路,農村貧困一掃而空,城市不至於成為難民收留處——財留於民、產權清晰、就業有路,才是保障民生的根本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