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照日本的這個超強地震，3月11日中國雲南盈江發生的5.8級地震形成鮮明對比。
這次震級低得多的地震，卻造成5個縣市34.46萬人受災，數百人傷亡，上萬人露
宿街頭，受災百姓大逃亡。
日本此刻正經歷著「二戰」以來最艱難的時刻，地震、海嘯和核電站目前所構成的共生災害非常嚴峻。也因這種非常嚴峻，日本人民在災難面前的堅忍與克制更讓世界感動。
1995年神戶大地震發生時，網際網路還未普及，因此人們對日本人民面對災難時的堅忍與互助並沒有直觀的感覺，但這次不同了，網際網路的及時性讓世界見識了日本民族的優秀稟賦。
對於中國人來說（政府、憤青與五毛除外），這種感覺更加強烈，因為就在三年以前四川汶川發生了地震，那場地震中天災與人禍糾結在一起，導致國人的創傷迄今還未平復。因此，中國人在這次日本地震中看到的更多。
首先是日本政府的應急管理與信息公開。日本政府有關震災的信息全部公開，這次日本的震級高達罕見的9級。通過這次災後應急，中國人看到了日本救災防災體系的完善。其中讓中國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與巨大的災害相比，傷亡程度很小，除了海嘯捲走的人之外，9級地震只死亡了6 千人。這在中國幾乎是不可想像的，當年汶川地震的震級是7.8級，死亡人數共達85000多。在信息透明方面，日本政府並不掩飾任何災情，外國記者可以不受限制地採訪，趕赴日本的各國救災隊伍也都及時投入工作。而當年中國汶川地震之時，所有的外國記者只能在指定地點採訪，許多外國專業援救隊伍到了中國卻不能及時進入震區實施救援。有關地震死亡人數尤其是小學生死亡人數，至今未見公布，調查此事的譚作人則被誣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入獄三年。
其次是日本建築物那令人讚嘆的質量。日本這次強震考驗著住宅、寫字樓、工廠、核電站等各種建築物的強度。由於地震幾乎成為日本生活的一部分，1923年關東大地震和1995年神戶地震這兩場破壞性極大的地震，塑造了這個民族的集體記憶。因此，日本建築物的抗震標準非常嚴格，目前的抗震標準是根據1981年修訂的法律制定的。依據這一標準建造的建築，在大於5.5小於6.0「震度」（日式震級，高於裡氏標準）的地震中將基本無損。這次地震過後，有可能使也推動日本為新建築制定更嚴格的標準。
反觀中國，令國人無法釋懷的是，且不說四川汶川地震暴露了大量建築物的豆腐渣本相，以及公共建築中最先倒塌的竟都是中小學校舍，只有政府辦公樓巍然屹立這種醜陋不堪的現實，即使在平時，建築工程質量惡劣導致的事故經常出現，比如上海閔行區整棟倒下的「樓脆脆」 （2009年6月27日），浙江上虞一座被四輛超載的運煤卡車壓塌的立交橋，都堪稱世界建築史的「奇觀」。對建築物質量低劣，政府未加以反思並促其改進，反而堂皇宣稱「按常規，中國目前建築物的壽命只有30年」，盤算如何重新利用土地的價值。
三是媒體人的職業精神與悲憫。一位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經歷了地震之後，發表感想：「（日本）電視臺的新聞特別平靜， 我覺得無可挑剔，有信息量卻不侵犯個人，有數據不煽情，有各種提示卻不造成恐慌。」只要是對當年汶川地震的新聞報導有所關注的人，就會明白這段話有所指。
當年汶川大地震時，中國媒體自稱，「5?12」四川大地震的報導是「有史以來媒體反應最迅速、直播時間最快、細節最清晰的國內災難報導」。但後來這所謂「細節最清晰」的採訪頗遭詬病：「因為災難事件的當事人因為過於傷心、悲痛，一般不願意接受記者的採訪。但有些記者不顧當事人的感受，用盡渾身解數展開‘強盜式’的掠奪採訪，硬逼受害者及其親人開口敘說不堪回首的災難，特別是提問方式冷酷、輕浮，對當事人造成嚴重的心理傷害，無異於在正流血的傷口上再撒一把鹽 」。由於新聞業界並非政府，屬於可以批評的對象，這些有違新聞職業倫理的採訪當時就引發了中國人關於新聞倫理的反思。人們提出，當追求故事與河護傷者發生衝突時，記者應該選擇後者而非前者。
對照日本的超強地震，3月11日中國雲南盈江發生的5.8級地震形成鮮明對比。這次震級低得多的地震，卻造成5個縣市34.46萬人受災，數百人傷亡，上萬人露宿街頭，受災百姓大逃亡。這種反差極大的情況，導致不少願意思考的的中國人開始思考中日兩國的差距。
日本人民在苦難之時的堅忍、有序、節制與互相扶持的精神，都給了中國人很深的印象。我本人自1998年以後四次訪問日本，曾從各方面觀察過這個亞洲鄰國。面對災難之時，一個民族的精神特質往往最能獲得體現。《紐約時報》記者Nicolas Kristof當年曾親歷神戶地震，這次又仔細觀察了日本人民面對災難的表現。他寫了一篇「震後日本：同情之外更是欽佩」，說出他為什麼對日本人充滿讚美之情：「日本人的堅忍中，有一種高貴的勇氣」。在此，我借用他文章的話做為我這篇博文的結尾吧：
「今夜，我們的心與日本同在。大地震後，我們要給予日本的不僅是深深的同情，還有深深的欽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