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誕生初期共產國際提供經費的方式主要是由其指派專門人員直接將錢款轉交給中共，馬林從活動經費中抽出一部分錢用作參加中共一大人員的路費，以及包惠僧關於馬林花了不少錢將陳獨秀等人從監牢裡保釋出來的回憶，都證明了這一點。解密的馬林檔案中還保存有張國燾、蔡和森、陳獨秀等人於1922年、1923年從馬林處提取具體數額經費的簽收條。
那麼，共產國際的經費又是怎樣到達維經斯基及馬林手中的呢？在上文引述的解密檔案材料中，如1920年8月17日維經斯基在從上海發給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的那封密電，就特意強調了給他往上海匯款的地址：「上海，全俄消費合作社中央聯社辦事處，塔拉索夫收。」
接下來的問題是：這些經費又是怎樣到達上海的呢？上文曾引證過的1923年5月22日維爾德從上海發給共產國際的一封密信解答了這一問題：「昨天收到遠東銀行9600，我不知道是誰匯來的和作什麼用的。盼告。」這裡所說的「遠東銀行」，是指蘇俄政府開設的一個金融機構，其主要辦事處在哈巴羅夫斯克，之所以開這個銀行主要是「為共產國際在滿洲和全中國的工作提供資金，大量收購金錠運往莫斯科，銷售在蘇俄徵集的貴重物品以換取外匯，為共產國際諜報員保留往來賬戶」。1922年，遠東銀行在哈爾濱開設了分行。同年初，蘇俄政府還在哈爾濱設立了一個商務機構——西伯利亞遠東對外貿易局。通常莫斯科將款項先匯至遠東銀行，再從遠東銀行匯到上海全俄消費合作社中央聯社辦事處。
不過，有時候莫斯科也會通過別的「線路」將款項匯到上海，比如1923年3月11日維爾德在一封寫給維經斯基的信中匯報說：「您通過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部西伯利亞州管理局寄給中國共產黨的3月份預算經費和電報費用1300墨西哥元已經收到。」再比如，1923年7月26日維爾德在寫給維經斯基的一封信中提到：「5月底，我收到從莫斯科經北京寄來的3500美元和278英鎊。」這些材料說明，共產國際給中共匯款的「線路」不是單一的。
此外，共產國際有時還會派遣信使直接將經費從莫斯科帶到中國國內交給在華開展工作的共產國際代表，這是提供經費的第二種辦法。比如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在發給維經斯基的一封電報中，就焦慮地詢問他：「您是否已經收到我們托付優林帶去的20000美元，請盡快答覆！」再比如，1922年9月18日越飛在長春寫給馬林的一封密信中指出「格克爾同志將把共產國際執委會撥給的3000墨西哥元交給您」。很顯然，電報和密信中所說的優林和格克爾都負有轉交經費的重任。
而在很多情況下，特別是在共產國際誕生初期，共產國際提供給各國共產黨以及共產國際駐外工作人員的經費不是紙幣，而是貴重的珠寶、鑽石，有時候甚至是鴉片。比如，1922年4月，蘇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就曾將價值60萬盧布的黃金和價值400萬盧布的證券交給了朝鮮人。目前，筆者還沒有掌握可以證明共產國際曾將珠寶、鑽石等貴重物品直接交給中國共產黨人的文獻資料，但有不少解密檔案文件證明共產國際曾將珠寶、鑽石撥付給具體負責中國事務的主管部門，由這些部門安排人將其賣出去後，再將紙幣經費轉交中共。比如，1920年12月21日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呈交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指出：「至今東方民族處未從中央機關得到一個美元或者其他貨幣，而沒有錢就無法在東方工作……確實，從西伯利亞局得到了一些貴重物品（鑽石），已經拿到東方去出售，並且答應給10萬美元，但是出售鑽石需要花費很長時間。」 （《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1），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頁）再比如，1921年6月18日在Я.Э.魯祖塔克主持召開的共產國際的一次工作會議上，通過了一項決定：「撥出一大筆款項（中國貨幣）及相當大數量的鴉片，作為往中國南方派遣諜報員的費用。」（布別爾-奈曼?馬爾加列捷：《世界革命與斯大林政體——20世紀二三十年代共產國際活動見證者筆記》，莫斯科，1995年版，第68頁）
由於珠寶、鑽石這些東西體積比較小，信使們只需將其藏入皮鞋鞋掌和便鞋的後跟即可，共產國際的一份檔案材料證實當時共產國際經常用這種方式向境外發送經費。比如1919年8月18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務主任克林格爾在一封寫給俄共（布）中央書記Е.Д.斯塔索娃的信中，回答為什麼共產國際各機關需要相當數量的皮革時指出：「我們需要皮子是為了做鞋掌用。我們要把貴重物品（主要是鑽石）藏到鞋掌裡。」（《共產國際與世界革命構思》，莫斯科，1998年版，第153頁）而鴉片，則是用鉛紙和膠布包裹好，這樣就能密封住特殊氣味，往火車頭、電動機車廂、餐車或者客車車廂不易發現的地方一藏就可以了，這些東西運送到上海等地就可以換成高額現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