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鶴樓
古代文人多有題詩的習慣，但凡遊覽勝景、緬懷古蹟，均要題詩以志之，表達感懷傷情之思，抒發憑古吊今之情。但是，詩人們的才思與情緒並非總能一意暢快地得到抒解。究竟是怎麼回事呢？又是什麼原因致使「能詩者不敢措手」呢？
武昌黃鶴與虹橋芍藥
唐代詩人崔顥曾游武昌，登黃鶴樓，但見勝景無邊，一時百感交集，愁情鬱結，感慨萬端，於是題詩而去。詩曰：
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
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
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
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後來，大詩人李白行經武昌，也登上黃鶴樓觀景。此時的李白胸中肯定也洶湧著古今多少情事，肯定也有一抒胸臆的衝動。然而，我們的詩仙坦言自己當時卻成為歷史的「失語者」。原來，他看到了崔顥的題詩，只覺自己眼前恢弘動容的物景與心中在茲念茲的情思，已為前人傳神地抒寫殆盡。明智理性而又虛懷若谷的李白，斷斷不會去做那狗尾續貂的蠢事。於是，有關當年武昌黃鶴樓題詩的具體情境，我們今天看到了這樣的記載：
「及李白來，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無作而去。為哲匠斂手雲。」(辛文房《唐才子傳》)
此事日益流傳而成為文壇佳話。後世文人儘管難有李白的詩才，卻多能識相地學得李白的處置方式。
據清人袁枚《隨園詩話》記載，有位盧某人約集名士雅客二十餘人一同觀賞虹橋芍藥，並希望各位發揮詩才，吟詠時景。然而，這一次文人盛會卻被一位名為金司農的布衣拔得頭籌。金搶先賦詩二首，曰：
看花都是白頭人，愛惜風光愛惜身。
到此百杯須滿飲，果然四月有餘春。
枝頭紅影初離雨，扇底狂香欲拂塵。
知道使君詩第一，明珠清玉比精神。
眾人明顯感覺此詩立意之高，幾乎道盡眼前的花景與人事，而且已對主人曲盡恭維之辭，若再續作，難免東施效顰之虞。於是，「一座為之擱筆」。
真難為了這幫文人。在詩的國度裡，連李白都有不得已而失語的時候，更遑論他人。特別是，在公眾場合題詩或作詩，好壞一目瞭然，如果沒有自知之明，恐怕會遺人笑柄。東晉殷浩可為詩人們的前車之鑒：
「瀋東陽《野史》曰：晉桓溫少與殷浩友善。殷嘗作詩示溫，溫玩侮之曰：‘汝慎勿犯我，犯我當出汝詩示人。’」(惠洪《冷齋夜話》)
想來殷浩肯定只是善清談，而詩作估計不堪入目，因此以詩示人，才會成為對方要脅自己的把柄。這也就難怪詩人們見到好詩，紛紛不敢措手了！
汨羅江畔與真娘墓前
三閭大夫屈原以其詩才與愛國情懷，死後一直得到國人的尊崇。他懷沙自沉之處的汨羅江在岳州境內，當地人為其建了一座祠堂。文人們到此瞻仰、憑弔，都想題詩抒發自己對於屈原的認同與理解。唐末時，有位洪州府的衙前軍將，曾題寫一首七絕，道是：
蒼籐古木幾經春，舊祀祠堂小水濱。
行客謾陳三酹酒，大夫元是獨醒人。
與前面所說布衣難倒眾名士如出一轍，此處則是軍將難倒了過往文人。詩對屈原一生理念的把握可謂得其神髓。「獨醒人」既道出了屈原生前的孤寂落寞，也點明瞭其死後千百年來人們的自作多情。記載此事的宋人劉斧最後寫道：「自後，能詩者不敢措手。」(劉斧《青瑣集》)
雖說軍將對行客濫行酒、濫題詩有所譏諷，但終究出以婉言，而下面要說的另一個題詩故事，主人翁的譏諷則要辛辣、直接得多。
唐人範攄《雲溪友議》有載，蘇州女郎真娘被當時的人比作蘇小小，她死後葬於虎丘山，行客文士在她的墓地上題詩無數。有一位舉子譚銖對世人「重色」之風甚為反感，故題詩警示道：
虎丘山下塚纍纍，松柏蕭條盡可悲。
何事世人唯重色，真娘墓上獨留詩！
虎丘山下的墳塚數不勝數，而每一座墳墓亦都有一段可悲可嘆的故事，為什麼世人就獨獨在美麗的真娘的墓上題詩呢？這不是「重色」，又是什麼呢？譚銖的詩戳破了中國文人憐香惜玉的「重色」情結，讓他們在溫情吟哦的面具下掩藏的一臉色相無處可遁，而中國文人又是最愛面子的，因此，「後人無復題者」。
同樣在《雲溪友議》中，範攄還記載了這樣一件事：
「鄧仙客死葬麻姑山，人謂屍解。遊人題詩多矣。有一少年絕不言姓名，但雲天嶠遊人。詩曰：
鶴老芝田雞在籠，上清那與世塵同！
既言白日升天去，何事人間有殯宮？
鄧名稍減。」
大意是說，鄧姓道士客死他鄉，後葬於麻姑山，人們都說他是羽化登仙了，於是過往遊人題詩者絡繹不絕。但有一位自稱從天嶠來的少年遊客，卻題詩反詰道：「既然說鄧道士得道成仙了，那人間為什麼還有他的墳墓呢？」
少年一語中的，就如層層撥開迷霧，讓人們見到了被遮蔽的真相。原來被炒得沸沸揚揚的鄧仙的聲名，卻是虛構出來的。而過往的題詩者不辨真偽，人云亦云，實是不知所云。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不論是汨羅江畔那些景慕屈原的題詩者也好，還是真娘墓前那些憐香重色的題詩者也罷，都在道出真相的詩作面前擱筆了。他們不敢措手的原因，倒不一定承認詩才不如人，而是真相一經挑明，他們就永遠失去了詩人的自作多情與人云亦云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