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為陳公的事去找樊公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下旬的一個星期天，陳佑華(解放前上海市黃浦區區長)打電話來，約我到他家吃晚飯。我早早地就去了，為的是可以跟他多說一會兒話。
陳太太和大阿姐都不在家。問起來，才知道一個去了南京，一個去了金華，任務則是一樣的：賣房子。陳老在南京有三處房產，在金華有一處房產。問他為什麼急於出售，陳老長嘆了一口氣兒，心情沈重地說：「從跡象上判斷，我的處境不怎麼美妙呢！共產黨口頭上說的是要搞統一戰線，實際上是緩兵之計，最終還是要把我們這些歷史上反對過他們的老傢伙趕盡殺絕呀！我們上海房地產部門，一共八個民革成員，已經有六個不知道下落了，現在只剩下我和樊公(樊崧甫，字哲山，國民黨軍長，上將軍銜)兩個。哲山還是老脾氣，一身傲骨，寧折不彎，什麼都不在乎，近來連班都不上了，也不知道在家裡幹些什麼。他殺人如麻，我殺人也不少哇！可是回顧自己一生，‘濫殺無辜’的事情，好像還沒有過。當年國民黨執政，共產黨是要造反的‘匪’，按照當時的法律，必然是‘殺無赦’的。我們執行命令的人，充其量不過是個職業犯，這和國共兩軍在戰場上廝殺拚命是一個道理，無非各為其主而已；如今共產黨執政，國民黨成了‘匪’，我們這些國民黨的軍政人員，就成了‘反革命’，按照共產黨的政策，既可以‘殺無赦’，也可以作為‘統戰對象’養起來。怎麼處理，人嘴兩片皮，怎麼說都有理，這就是‘辯證法’。當年李濟深、黃紹竑再三勸我留在大陸，跟他們一起組織民革，跟共產黨搞統一戰線，為祖國、為人民做點兒好事。當時想想，他們的話很有道理，自己一生作惡多端，罪孽深重，晚年醒悟過來，能保持晚節，也不算遲，所以拒絕了二陳(指陳立夫、陳果夫)的頻頻召喚，沒去臺灣。現在看起來，似乎想得過於天真了些，把共產黨的胸懷也看得過於寬闊了一些。別說是我這樣的人了，就是李濟深、黃紹竑他們，也是有職無權，不過是個擺設，弄得不好，就是泥菩薩過河，自身尚且難保，談何保護我們這些小兄弟？何況他們遠在北京，就是有力量保護，也是鞭長莫及。歷史是無法改變的，我在劫難逃，也不幻想共產黨能夠對我慈悲。我們軍校出身的人，視死如歸，倒還做得到，什麼時候拉出去殺頭，眉頭皺一下的都不是好漢。不過這不等於我們這些人沒有七情六慾，沒有兒女之愛。我的幾個孩子還都太小，也不怎麼懂事。我打發她們去處理房產，就是想在我入獄以前，把房子變成金子，存進孩子們的戶頭裡，也好讓她們繼續求學，不至於流落街頭。一旦被捕，如果把我的房產都定為敵產加以沒收，就晚了一步了。今天把你請來，就是想借重你，萬一我出事兒了，給我辦理一下善後事宜：趕緊給我太太打一個加急電報，叫她盡快把房產處理掉，不要計較房價的高低。我已經是個年逾花甲的老人，死不足惜，只要孩子們都能長大成人，都有謀生的技能，不再參與黨政之爭，我也就死而無憾了……」
我嗯嗯地應著，心裏在想：我雖然沒有參加黨政之爭，命運還不是一樣？彼此都是前途未卜、朝不保夕的人，還不知道誰先進監獄呢！不過這時候跟他說這個，徒增煩惱；說幾句不著邊際的空話安慰他，與事無補，所以乾脆什麼也不說，只請他放心，只要我在，他家的事兒就是我的事兒，一定盡我力量幫他妥善處理。
草草吃過晚飯，就告辭匆匆回到家裡。心情不好，一連幾天沒有出門。星期四晚上九點多鐘，大小姐打電話來說：爸爸一早去上班，直到現在沒有回來。我心裏咯噔一下：莫非那不愉快的事情果然來了？我叫她不要著急，我馬上過去。放下話筒，跟家裡交待了幾句，就跑下樓去，喊了一輛三輪車，直奔茂名南路。
我到陳家，已經過了晚十點，陳老還是沒有消息。三個孩子加上一個小大姐兒桂英圍著圓桌坐了半圈兒，八隻眼睛睜得老大地盯著我，要我拿主意。我先打個電話到陳老的單位地政局去問，傳達室的人說：他值的是夜班，白天的事情，他不知道。我估計陳老準是出事兒了。共產黨抓人，有公開的，有秘密的：公開抓人，警車呼嘯，警察出動，手槍、手銬一起亮出，弄得四鄰八舍人人皆知；秘密逮捕，只說請你到黨委辦公室或人事處有點兒事兒，一去就不回頭了。我估計陳老已經秘密被捕，就按照他事先的吩咐，以大小姐的名義草擬了一張電文，給她們看過，準備自己立即到電報局去發，叫她們不要著急，今天太晚了，什麼事情也辦不成，只好先休息，明天一早讓大小姐到地政局去找黨委問清情況，再作處置。幾個孩子都是沒經歷過大事的，除了會抹眼淚，也沒有別的辦法，只好聽我的。
第二天一早，我就趕到陳家，打發大小姐到地政局去，二小姐非一起去不可，只好讓她也跟著。我和桂英、少爺坐在家裡聽消息。十點鐘左右，兩位小姐回來了，進門就哭，說是見到了黨委書記，證實陳老是下午四點被叫到市府人事局去談話的，到那裡就宣布逮捕，如今關押在什麼地方，他們也不知道，估計可能在車站路監獄裡。黨委書記還說：這事情事先他也不知道，還是今天早上上班才接到通知的，正想到家裡來做思想工作，兩位小姐就到了。
我知道，上海有三座監獄：車站路監獄專門關押比較嚴重的反革命分子，思南路監獄關押一般刑事犯，提籃橋監獄則關押比較輕的反革命和比較重的刑事犯。陳老既然被關在車站路監獄，可見問題是嚴重的。這座監獄不許家屬探視，但可以送東西。我讓桂英收拾出陳老的換洗衣服和毛巾、肥皂、牙膏、牙刷之類，包成一包兒，叫大小姐送去。二小姐依舊跟著。直到十二點鐘過後，兩位小姐回來，說是東西送到車站路監獄大門口，傳達室翻了名單，檢查了東西，就收下了。──這叫投石問路，至少知道陳老關押的地方了。
一直到星期六下午，陳太太才回上海。我問她怎麼這麼晚才回來，她說：「三處房屋，都有了買主，只是價錢和條件怎麼也說不攏。因為先生有話在先，第一，無論如何要把房子賣出去，第二，最好要條子。如今銀行裡條子有牌價，可是只進不出，買主一聽要條子，價錢壓了一半兒還多。我正猶豫，接到電報，只好拿人參當蘿蔔乾兒賣，賤價處理了，這才回來。」我問她陳老的事情怎麼辦，她就說：「先生的意思，是把房子賣了留給孩子們讀書，他自己豁出去了。我想孩子們都不會這樣沒良心，要錢不要爸爸。哪怕砸鍋賣鐵，傾家蕩產，也要把先生贖出來。只是我和共產黨官場沒有來往，這事兒還要你出面替我去辦。」
我苦笑一聲：「共產黨不比國民黨，凡是牽扯到政治問題的案子，花錢是贖不出來的。唯一辦法，就是請求民革組織出面，以統戰對象為理由，爭取寬大處理。陳老是李濟深和黃紹竑動員他留在大陸的，如今共產黨要拿他當反革命，民革總不能袖手旁觀吧？明天一早我就去找樊崧甫，通過他才能跟北京聯繫上。另外，吳山(字一峰，樊崧甫的同鄉，曾任樊的軍法處處長，中共建政後兼任樊的私人秘書)先生通過民革市委的推薦，現在在上海市第一法律顧問處當律師，還是上海市政協政法研究小組成員之一。小組一共九個人，只有他一個不是黨員，可見政府對他還是比較重視的。明天是星期日，我也去看看他。如今他也是司法界人士，這方面的政策、消息，總比咱們知道得多一些。」
事情也只能商量到這裡為止。
星期日一早，我先到川公路去看吳先生，但還是晚了一步，他已經到樊崧甫家裡去了。據師母說，他近來天天下班就到樊家去，都要到很晚才回來。星期日整天都在樊家，說是有十分重要的事情要商量。
我心裏納悶兒：陳老也說，樊崧甫已經好久不上班了，結合吳師母剛才說的，難道樊崧甫也要出問題了不成？要是連他也難倖免，陳老的這場劫難，恐怕再也躲不過去了。
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急急忙忙趕到樊公館。樊夫人出來開門，看見是我，一面說我好久沒來了，一面又面有難色地對我說：「哲山近來有十分重要的事情要辦，任何客人都不見。」我反問她：「那麼吳山先生怎麼天天來呢？」她苦笑一聲說：「吳先生是來幫哲山辦事兒的呀！」我告訴她：「我有十分重要的事情，一定要打攪一下樊先生。陳佑華陳先生前天被捕了。」樊夫人也吃了一驚：「那你等一下，我去給你問一聲。」
我只好站在樓下等，心裏有些反感：樊、陳兩家關係不比一般，發生了這樣重大的事情，難道還要通報麼？」
正想著，樊夫人在樓上招呼我。我急忙登樓，只見樊、吳兩位隔著寫字臺一人端坐一邊兒，桌子上攤滿了寫得密密麻麻的稿紙。見我進門，同時問我陳老的事情。我詳細說了。樊崧甫連連嘆氣，說近來形勢確實非常緊張，不過他一定要把情況反映到民革上海市委，同時寫信給李濟深和黃紹竑。陳佑華的歷史，和他樊崧甫一樣，是盡人皆知的，無所謂隱瞞，既然已經列為統戰對象，就不應該算老賬。怕就怕他還有秘密身份沒有說清楚，或者解放以後還有新的反革命活動，那可是誰也沒有力量保他了。我說：「據我所知，他的歷史問題是已經寫過材料交待清楚了的，是不是還有秘密身份沒有交待，這個我可說不清楚；至於解放以後是不是還有反革命活動，我估計不會。因為從他的言談話語中可以聽出，他已經對黨政之爭十分厭倦甚至反感，一點兒興趣也沒有了。要說跟國民黨的聯繫，倒是確實有過，那就是陳立夫、陳果夫曾經派人到上海來跟他接頭，要他到臺灣去。他聽李濟深和黃紹竑的話，留了下來組織民革，連面都沒去見。應該說，他這樣做是對的……」
我的話還沒說完，吳先生搖了搖頭，把話接了過去說：「你認為他這樣做是對的，按共產黨的說法，這就是大錯而特錯了：他明知道特務混進大陸來了，怎麼不向組織上反映，一網打盡呢？」
我說：「兩方面都是朋友，即便分手，總也不能幹賣友求榮的事兒吧？」
吳先生說：「這可就是立場問題，也就是新的罪行了。按照統戰政策，既往可以不咎，但絕不許有新的活動，一旦發現，兩罪俱罰，加重處理。」
樊崧甫說：「這就是剛才我說的，如果有什麼新的罪，那就是國家副主席說情，也沒有用了。當然事情不一定就是這樣。也許這事兒他已經向組織交待過了，也許這事兒至今組織上還不知道。總之，是要先弄清他的問題在什麼地方，然後才可以考慮怎麼營救他。」
吳先生說：「按照陳佑華的歷史罪惡，處理起來，伸縮性很大，多則判二十年、無期，中則十五年、十年，輕則五年，輕重的關鍵，在於解放後的表現，特別是被捕後的坦白程度。從政策上說，凡是判處十五年以上的反革命罪，要沒收財產，如果只判五年徒刑，財產可以不沒收。事到如今，只能盡量爭取從輕處理，爭取不沒收財產，就算萬幸了。」
我一聽，最輕也要判處五年徒刑，心裏涼了半截兒。陳老已經年過花甲，享福慣了，五年牢獄生活，他能不能平安度過，恐怕都很難說。但事情也暫時只能商量到這裡為止。
談完了陳老的事情，我忽然想起吳師母和樊夫人說的話來，就問樊崧甫有什麼十萬火急的大事，既不去上班，也不會見任何客人。樊崧甫還沒回答，吳先生卻一本正經地說：「這事兒與你不相干。你自己的事兒加上陳家的事情，就夠你忙一陣子的了，跟你沒關係的事情，你還是別操那麼多心的好。」
我碰了一鼻子灰，白了吳先生一眼，有點兒不高興。樊崧甫覺察到了，笑了笑說：「你別怪一峰說話不客氣，實在是這事情非比一般，保密程度，已經超過了國家一級……」
「那麼是世界級絕密囉？」我橫插一句。
「不妨可以這麼說吧！」他點了點頭。「即便不是世界級絕密，至少也是國家級保密事件。我估計，這件事情，至少三十年之內，是不會公開的。」他沉默了半晌，突然問：「你聽說過毛澤東被捕的事情麼？」
我笑了起來：「毛澤東一九二七年曾經被捕，被判了死刑，就在押赴刑場的半路上，他用事先準備好的大洋賄賂了行刑劊子手，買回來一條性命。這件事情，即便不是人人皆知，至少已經不屬於保密的範疇，有什麼可以大驚小怪的？」
他神色嚴肅地表白：「我說的是他當了中華蘇維埃主席以後的事情；也就是蔣介石圍剿江西蘇區以後。」
我一愣：「五次圍剿以後，中央紅軍就開始了兩萬五千里長征，特別是遵義會議以後，他成了中共紅軍的總頭目，怎麼可能被捕？被誰逮捕了？」
吳先生急忙用眼色阻止，樊崧甫分明看見，卻管自說下去：「當然是我囉，要不然，我們兩個何至於天天為這事兒絞腦汁兒傷腦筋？」回過頭去，又對吳山先生說：「我是故意說給他知道的。咱們兩個，第一是都老了，第二是都有可能為這件事兒捲進去，有一個第三者知道，不見得是壞事兒。我對阿慶還是信得過的。萬一咱們倆為這事兒掉了腦袋，至少也還有一個人知道是死在誰的手上嘛。」
我睜大了眼睛：「有這麼嚴重？」
他慢慢地說：「這種事兒，說嚴重就嚴重，說不嚴重就不嚴重。你害怕了？」
我連忙說：「我才不怕哩！一個人一生只能死一回，我不是已經死過一回了麼？」
「那我就臨死再拉一個墊背的吧。簡單地說，就是半個月以前，一輛汽車在我家門口停下，進來兩個高級軍官，拿著中央軍委的介紹信，沒有通過任何部門，直接來找我，開口就問我當年在江西圍剿中央蘇區，是不是逮捕過毛澤東。一句話把我悶在那裡，半天說不出話來。這事兒，我以為世界上只有我和毛澤東兩個人知道，是我們倆人之間的絕對秘密，沒想到突然有人來問起我這件事情，既然我沒說過，可見毛澤東已經把這件事情說出來了。那麼，他的目的是什麼，今天來找我，又是為了什麼？是要找我算這一筆老賬？還是要我給他證明這一段歷史？我琢磨了很長時間，最後狠了狠心，點頭說是有這麼回事兒。他們兩個也不多說，只叫我把這一段往事如實寫出來，他們過一個月再來取。我把一峰找來商量對策，他的意見是：既然毛澤東自己把這件事情說出來了，我這裡就沒有必要再給他保密。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對策只有一條，那就是一切照實寫，絕不杜撰。寫出來了，這是一段歷史。他要殺人滅口，也只好聽他的高興了。難的是：事隔二十多年，具體細節，要仔細回憶，怎樣措辭，要慎重斟酌。這半個多月來，我是閉門謝客，天天在家裡冥思苦想，想一點兒，寫一點兒，一峰是天天來給我整理，字斟句酌，比他從前當大法官寫判決書不知難多少。你不見我們兩個，眼睛都瞘了進去，人都瘦了一圈兒了麼？」
我仔細看看，他們兩個，果然面容都消瘦了許多。
接著，他就把當年怎麼逮住了毛澤東，毛澤東又怎麼用他的三寸不爛之舌說服了樊崧甫，最終拿他當老百姓發給路費放了的故事簡要地說了一遍。看起來，樊崧甫比宋希濂聰明。宋希濂逮住了瞿秋白，打電報通知了蔣介石，結果失去了主動權，蔣介石下令槍決，宋希濂只得照辦。樊崧甫和蔣介石面和心不和，辦事留一手，像逮住了毛澤東這樣的大事，也秘不上報，而且賣了個人情，給自己留了一條後路。難怪上海一解放，陳毅市長就指名召見他，像他這樣血債纍纍的人，也給安排了工作，而且有許多兼職還是身份很顯赫的。要是他當年也和宋希濂一樣，一逮住了毛澤東，就喜不自勝，趕緊打電報通知蔣介石，那整個政治局面就會發生根本的變化：毛澤東永遠也到不了陝北，中國革命的勝利也可能要推遲若干年，上海解放之後，樊崧甫也就別想再活了。
最後，他問我對這件事情的看法，問我是福還是禍。我考慮了半天，結論是福。因為逮捕毛澤東，是樊崧甫的手下，釋放毛澤東，卻是樊崧甫本人，評論起來，這是對共產黨有功，而不是有罪。事實上解放以後毛澤東也是報恩，而不是治罪。如果毛澤東要殺人滅口，上海一解放，根據樊崧甫三次圍剿蘇區、殺人如麻這一條，早就可以把他槍斃了，何必要等到四五年以後？
我的看法得到吳先生的贊同。但是樊崧甫卻說：「儘管毛澤東這個人江湖氣很重，當年我們倆也有過君子協定，不過搞政治的人最善變，從來不講‘信義’二字的，何況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就拿上海市房地產部門來說，所安置的八個統戰對象，當時不是全宣布‘既往不咎’麼？現在怎麼逮走了七個只剩下我一個？怎見得不會連鍋端？如果毛澤東要恩將仇報，藉此為由殺了我，也只得由他。我實際上已經是俎上肉、階下囚了，還能有什麼辦法？」
「所以你今天要把這一特級絕密事件告訴我，意思是萬一你們被殺，也好有個人知道是為什麼被殺的，是麼？」
他點點頭：「但願這是我的過慮。如果我安然無事，你可要絕對保密呀。」
「多少年？」
「他們說，三十之內，不許提起。我已經六十多歲，也許他們算定我活不到九十多歲吧。」
「好，那麼咱們也一言為定，三十年之內，我絕不向任何人提起，三十年之後，要說的話，就向全世界公開，好麼？」
樊公也笑了起來：「但願你能活到三十年以後吧！」
節自陳鴻年、吳越著長篇紀實回憶錄《九死還魂草》
解密：「四人幫」中有三個是叛徒
李 喬
「文革」時大抓「叛徒」，無數冤獄遍於國中。劉少奇被誣為「大叛徒」，薄一波等61人被誣為「叛徒集團」，瞿秋白也被掘墳揪出，誣為「叛徒」，連「無產階級司令部」裡的周恩來也因「伍豪事件」險被誣為叛徒。可誰又能想得到，當時正大紅大紫、領導著大抓「叛徒」的陳伯達、江青、張春橋三人才恰恰是真正的叛徒呢？
一直到特別法庭審判林、江兩個反革命集團，我也不知道這個歷史真相只是略知一點江青的情況 。因為特別法庭的審判，並未涉及這三個人的叛徒問題。我是近年來讀了幾本關於「文革」史的書，才確切瞭解這三人是叛徒的，同時也知道了他們為什麼雖是叛徒卻仍然能身居高位，大抓「叛徒」。
還是抄幾段書來看吧。
關於陳伯達是叛徒，劉少奇的兒子劉源在《忠直坦蕩昭日月》一文中寫道：
1983年2月10日，我去看望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叔叔，他談起一件事：我知道陳伯達立了自首書，我向組織反映了，就是向少奇同志反映的。當時還有彭真同志在場，你父親就當面問陳伯達，說：「你對黨必須誠實，說清有沒有。」陳伯達不承認，少奇同志就相信了。我與少奇同志說，不能這樣就算完了。你父親說，伯達年輕，工作積極，又能寫，他不承認就算了。（《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7頁）
這段話還有這樣一個腳註：
《陳伯達遺稿》，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版，陳承認自己未經任何組織批准，寫自首書出獄。
劉源看望的那位老同志顯然是很瞭解陳伯達自首叛變的情況的，他向劉少奇做了匯報，並建議應徹底查清，但少奇同志受了陳伯達的矇騙，相信了陳伯達。從腳注看，陳伯達晚年在文稿中承認了自己是有自首變節問題的。
陳伯達自首變節的具體情況是怎樣的？還要抄一段書：
陳伯達被捕後，就投降叛變了。據國民黨天津市公安局特務總隊隊長、審理王通陳伯達）案件的主要負責人解方說：「王通這個人很熊，一問就供」。「他供認了組織關係，供認了他是黨員，主要是在文化教育界進行宣傳工作」。「我們就利用他的弱點，讓他充當了‘臥底’時候的‘眼線’，叫他在現場指認了」。「他印證了許蘭芝、史連甲等人的組織身份和活動情況」……1932年2月陳伯達出獄時，向敵人辦了手續，在改過書上蓋了指印。（周國全、郭德宏《動亂中的陳伯達》，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頁）
陳伯達不僅自首，還充當鷹犬，指認其他共產黨員，幫助敵人破獲共產黨組織。他是一個地道的叛徒，與甫志高同類。
關於江青、張春橋是叛徒，多種書上有記述。這裡引兩種書。
（1974年）在周恩來到長沙之前，慣於投機的陰謀家康生，突然到醫院看望周恩來，向他談了江青、張春橋的政治歷史問題。後來，康生又把王海容、唐聞生找到釣魚臺8號樓，向他們談了江青、張春橋的政治歷史問題。康生說：「張春橋是叛徒。江青曾經給我看過張春橋的檔案。」接著，康生又說：「江青也是叛徒。三十年代在上海被捕過，叛變自首。」康生並且一再責備自己，過去對江青使用不當，不應利用她做情報工作，不應在延安派她在黨校、魯藝學習。康生還幾次高喊：「江青是叛徒」「江青是叛徒！」（紀希晨《史無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報老記者的筆記》，人民日報出版社2001年版，第656頁）
康生與江青、張春橋在整人、亂國上本是一夥人，此時為了各自的利益已勢同水火。康生的揭發之舉，肯定是出於一己之私，屬投機行為，但由於他身居高位，長期管情報，管審干，又與江青有淵源甚深的特殊關係，所以對江青、張春橋的歷史情況瞭如指掌，因此，他的揭發，應該是準確無誤的。他向兩個最重要的人物做了揭發，一是周恩來，一是毛澤東通過王海容、唐聞生 ，目的顯然是為了徹底搞掉江、張二人。
鄧小平的女兒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中也談到了江青、張春橋是叛徒的情況：
（1973年）4月9日下午五時，鄧小平夫婦到北京西郊的玉泉山，去看望在那裡進行治療的周恩來和他的夫人鄧穎超。……周恩來為人向來嚴謹，對事物從不妄加評論，更不會隨便議論他人。不過，這次是和他最信任的鄧小平談話，他要把蓄積在心中多年沒有說出的話講出來。周恩來首先沒有談他的病，也沒有談今後的工作，他對鄧小平說的，是埋藏在心裏多年的話。他說：「張春橋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讓查。」講完後，他對著卓琳特別囑咐：「卓琳，你不要說出去啊。」 （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75頁）
這段記述只提到了張春橋是叛徒。同書另一處則談到了江青、張春橋兩個人的歷史問題：
（1974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八十一歲生日。這一天，毛澤東與周恩來單獨談話……周恩來知道，以後，可能再也沒有這樣的機會與毛澤東推心置腹地長談了。一向顧全大局的周恩來，坦誠而嚴肅地向毛澤東談了江青和張春橋的歷史問題。
毛澤東表示，他已經知道有關江青、張春橋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的情況。（同上330頁）
毛毛的記述，應該說很可靠。周恩來先是與鄧小平談了張春橋是叛徒，又直接向毛澤東談了江、張二人的嚴重歷史問題，這表明，周恩來是掌握了確鑿證據的，否則他決不會向鄧小平直至毛澤東談這個問題。
關於江青、張春橋的叛徒問題被揭發和被提出來，根據以上所引的幾條材料，可以排出這樣一個時間順序：
1973年4月9日鄧小平夫婦到玉泉山看望周恩來時，周告訴鄧：張春橋是叛徒。
1974年12月23日周恩來乘飛機到長沙會見毛澤東之前，康生向周恩來揭發了江青、張春橋的叛徒問題，後來又請王海容、唐聞生向毛澤東轉達他的揭發。
1974年12月26日毛周單獨會談時，周恩來向毛澤東談了江張二人的嚴重歷史問題。
從這個時間表可以看出：在康生向周恩來揭發江、張之前，周恩來已知道張春橋是叛徒，鄧小平也從周恩來那兒瞭解了這一情況：毛澤東在周恩來向他談江、張歷史問題之前就已經知道了這一情況。
毛澤東是什麼時候知道江青、張春橋的歷史問題的呢﹖如果毛澤東的信息來源只是王海容、唐聞生轉告的康生的揭發，那麼他也只是在周恩來向他談這個問題之前不久才知道的。但實際上毛澤東可能很早以前就知道江青、張春橋有歷史問題了。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中寫道：「是的，毛澤東早就知道江青和張春橋有歷史問題。當初，為了用江青和張春橋等人發動‘文革’，毛澤東不讓提這個問題。」毛毛的這段話，當是有根據的。照此看來，早在「文革」 發動之初，毛澤東就已知道江青、張春橋有歷史問題了。又據紀希晨《史無前例的年代》記述：
王海容、唐聞生這次到長沙時，把康生反映張春橋的情況，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說：「這件事我知道，江青跟我講過。」（657頁）
這段記述，表明毛澤東在聽到康生的揭發之前，就已知道張春橋是叛徒了。但這段記述沒有提到江青。是王海容、唐聞生沒有把江青的問題反映給毛澤東，還是紀希晨的記述有誤，待考。
對於康生的揭發，對於周恩來的當面匯報，毛澤東的態度怎樣呢？他是如何處理這個重大問題的呢？前引書中的材料有兩處已做了介紹：
一是對於周恩來的匯報，「毛澤東表示，他已知道有關江青、張春橋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的情況」。（《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330頁）
二是對康生的揭發，毛澤東說：「這件事我知道，江青跟我講過。」紀希晨（《史無前例的年代》，第657頁）後來的事情就是，江青仍當她的政治局委員，張春橋則由毛澤東提議，兼任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
怎樣認識毛澤東沒有接受周恩來的提醒，進而去清查江青、張春橋的歷史問題，反而繼續重用此二人呢？我覺得，還是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中的解釋符合實際，合情合理。她寫道：
是的，毛澤東早就知道江青和張春橋有歷史問題。當初，為了用江青和張春橋等人發動「文革」，毛澤東不讓提這個問題。到了現在，事情發展到這樣地步，毛澤東更不會提這個問題了。要是換了別的人，如果有所謂的歷史「問題」，早就會被批判打倒。可是在「文革」中，根本沒有什麼衡量是非對錯的統一準則。政治的需要，就是標準。（331頁）
「政治的需要，就是標準」。這是一語中的的點睛之筆。什麼政治需要？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結果，陳、江、張三個叛徒成了文革小組大員，有組長，有旗手，有酷吏，他們手握重權，指鹿為馬，直攪得周天寒徹，天下大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