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萬里對三峽大壩的預言快發生了?(圖)

黃萬里預言:三峽大壩終將被迫炸掉



黃萬里(1911.8.20-2001.8.27)

半個多世紀以來,黃萬裡以學識淵博、觀點獨到而蜚聲中外,更以敢講真話、仗義執言而在學界獨樹一幟。從這個意義上說,黃萬里的離世意味著,在國內重大水利工程討論上,另一種聲音的消失。

2001年8月27日下午3時5分,在清華大學校醫院一間簡樸的病房,90歲的黃萬里先生溘然而逝。

黃萬里,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著名水利工程專家。自1937年留學歸國起,傾畢生心力於國內大江大河治理。

9月4日的追悼會上,他的一位學生告訴記者:在國內水利學界,多年來,黃萬里代表著科學家的良心。

他當年的助教回憶說,黃先生最大的特點就是為人耿直,敢說敢言,不管什麼時候,不管針對誰,他都是照說不誤,有時可以說是口無遮攔。在他對三門峽工程的意見中,這種性格得到了體現。

1957年6月,由周恩來總理主持,水利部召集70名學者和工程師在北京飯店開會,給前蘇聯專家的方案提意見,談看法。參加這次會議的所有專家學者,除了一位名叫溫善章的人提出改修低壩外,只有黃萬里一人,從根本上全面否定了前蘇聯專家的規劃,其餘的人異口同聲,贊成三門峽大壩上馬,認為三門峽大壩建成後,黃河就要清水長流了。研討會開了10天,黃萬里參加了7天,也辯論了7天,到最後,會議就成了以他為對象的批判會。  

孤身反對三門峽工程,被劃為「右派」

1957年上半年,三門峽工程即將開工。黃萬里在水文課堂上給同學們講述了他對三門峽工程的看法,一是水庫建成後很快將被泥沙淤積,結果是將下游可能的水災移到上游成為人為的必然的災害。二是所謂「聖人出黃河清」的說法毫無根據。因為黃河下游河床的造床質為沙土,即使從水庫放出的是清水,也要將河床中的沙土挾裹而下。在課堂上,他對「聖人出黃河清」的說法甚為不屑,使人覺得這種說法實出於政治阿諛而缺乏起碼的科學精神。

早在1956年5月,黃萬里就向黃河流域規劃委員會提出了《對於黃河三門峽水庫現行規劃方法的意見》。這篇文章刊於《中國水利》1957年第八期,並收入了《三門峽水利樞紐討論會資料彙編》(1958年4月水利電力部印)。意見書全面否定蘇聯專家關於三門峽水庫的規劃,而不是只在個別問題上持不同意見。在反右期間,向一個黨支部書記提意見就是「反黨」。指名道姓地說鄧子恢副總理的報告「不正確」。光這一句話就夠右派了。

1958年11月25日,三門峽工程開始黃河截流。1960年6月高壩筑至340米,開始攔洪,同年9月關閘蓄水攔沙,是年潼關以上渭河大淤,淹毀良田80萬畝,一個小城被迫撤離。庫內的水位在漲,庫區的農民一批批揮淚踏上離鄉背井之路。這一切不幾乎都在黃萬里的預見中嗎?其實,黃萬里只是本著科學家的良知,說出了關於黃河及泥沙與三門峽大壩問題的科學的真話,可是他被非民主決策擊敗了,他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

於是三門峽工程改建的「兩洞四管」方案確立。改建的四條鋼管於1966年7月投入運用,增建的兩個隧洞分別於1967年8月、1968年8月建成,水庫淤積開始減緩,排沙能力依然不足,潼關以上河床「翹尾巴」淤積還在繼續。

事實雖證明真理在黃萬里一邊,但令人傷心的是,有些人反而遷怒於提出正確意見的黃萬里。1961年,黃萬里「奉命在密雲勞動,與昌黎民工同居同食同勞,所居半自地下掘土筑成。」「文革」中更貶他到三門峽挖廁所以示懲罰。

三門峽工程的一切問題和災難都按黃萬里的預言來了。我們從這一重大失敗中總結教訓,可以使我們獲得大量思想資源。但傳統文化的慣性卻導致一些人要隱瞞真相,歪曲事實,混淆是非,為自己、為大人物、為尊者,文過飾非。 

六次上書中央談三峽問題

1980年2月26日,在度過了22年半的右派生涯後,黃萬里終於獲得了右派「改正的決定」。決定只有短短几行,稱:「黃萬里同志原劃右派問題屬於錯劃。經中共北京市委批准予以改正。恢復政治名譽,恢復高教二級教授的工資待遇。」

經歷了20多年的冤屈鎮壓,黃萬里仍沒學會看政治風向表達學術觀點。從上三峽大壩的消息傳出後,黃萬里就先後給眾多國家領導人上書,不遺餘力地反對在長江三峽上建大壩。

他認為:從自然地理觀點,長江大壩攔截水沙流,阻礙江口蘇北每年十萬畝的造陸運動;淤塞重慶以上河槽,阻斷航道,壅塞將漫延到瀘州、合川以上,勢必毀壞四川壩田。目前測量底水輸移率尚缺乏可靠的手段,河工模型動床試驗在長期內長段落中尚欠合理基礎,只可定性,不能定量,不足以推算長江長期堆積量。故此而論,長江三峽大壩永不可修。如果是為了發電,可在雲貴湘鄂贛各省非航道上建大中型電站,它們的單價低、工期短,經濟效益比三峽大壩發電要大四倍以上。就流域經濟規劃而言,也應先修四川盆地邊緣山區之壩,如烏江電站等為宜。

此外,從國防的角度看,大壩建起來後無法確保不被敵襲,也很不安全。黃萬里預言:「三峽高壩若修建,終將被迫炸掉。」同時,他還指出,公布的論證報告錯誤百出,必須懸崖勒馬、重新審查,建議立即停止一切籌備工作,分專題公開討論,不難得出正確的結論。

198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對三峽工程進行論證,黃萬里教授沒有被邀請參加工程論證。黃萬里數次給中央領導人和政治局,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國家監察部寫信,痛述三峽工程的危害。要求中央決策層給他半個小時的時間,陳述為什麼三峽工程永不可建的原因。但沒有答覆。

黃萬里晚年病重昏迷中仍喃喃呼出:「三峽!三峽,三峽千萬不能上!」2001年8月27日,他帶著無盡的遺憾離開了人世。  

黃萬里報憾辭世

蘇聯專家不會懂得「聖人出,黃河清」這個掌故,肯定是中國人才會搬出這種人文思維作為武器,為錯誤的技術思維開路。該工程當時沒有問責制,如今要想問責,主要決策者已經不在了,剩下幾個技術官僚和科學「泰斗」,在責任上「顧左右而言他」,肉爛嘴不爛。

在既有三門峽和阿斯旺的前車之鑒、國內也存在眾多反對意見的背景下,三峽工程議案於1992年被七屆人大五次會議以1767票通過,反對177票,棄權664票,贊成票數之少,在人大歷史上是空前的。

國家機器需要「標準件」,「獨立思想者」如黃萬里教授者,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紛紛落馬,或被棄置不用,形成了人才選拔上的「精英淘汰制」,這就為好用聽話的「標準件」入選創造了條件。經過「文革」對文化、道德的摧殘,急功近利的技術思維逐漸佔據上風,也就不足為怪了。

三門峽工程不足四年就現世現報,水利工程逐漸變成了「水害工程」。在難以逆轉的生態災害形成之後,如何恢復生態,能否拆除這個廢物,就成了誰也負責不了的「老大難」。誰又能夠想像,將來三峽工程正式退休以後,後代子孫該如何為它老人家送終?

黃萬里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對三峽工程的意見不幸言中,痛心疾首,反覆叨念:「他們沒有聽我一句話!」晚年病重昏迷中喃喃呼出:「三峽!三峽,三峽千萬不能上!」帶著無盡的遺憾離開了人世。如今三峽工程竣工,庫區清污成本和長江航運成本劇增,已是不爭之事實。據三峽工程防汛辦提供的氣象資料顯示,「今年(編者按:指2005年,下同)4月份三峽壩區天氣複雜和劇烈變化程度為近50年同期所少見」,請看《中國三峽工程報》的報導:「今年4月三峽壩區氣候反常。氣溫並沒隨夏季的到來逐漸上升,反而呈下降趨勢。4月末平均氣溫不足12攝氏度,4月中旬周邊山區還出了較大範圍的降雪,月內有3次降溫過程,溫差升降劇烈、顛倒錯位的現象嚴重。另外,4月份全月降水量為236.5毫米,破壩區近10年降水量最高記錄,破宜昌地區近118年同期降水量最高記錄。」

三峽庫區地質環境複雜,暴雨、洪水頻發,自古以來就多滑坡。三峽大壩壩址附近區域為堅硬的花崗岩,向上游則多以碎屑岩、碳酸岩為主,包括侏羅紀遺址的粉砂岩。地質容量、環境容量的天然不足,僅國土資源部查明的滑坡就有2490處。近兩年我國南北氣候反常,今年重慶地區大雨滂沱,多處發生山體滑坡。這些現象是否與生態上的變異有關,雖有待專家們繼續觀察論證,恐怕也無須久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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