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氏父子沒有「文革」血淚史
「文革」開始後，毛澤東對成千上萬名中共老幹部下了毒手，但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頂帽子卻始終沒有給曾山戴上。
一九六七年，「造反派」開了曾山的批鬥會，周恩來於當年九月二十七日做了「關於曾山同志的四點指示」：一，錯誤可以批判，性質應由中央來定；二，他的活動聽命於中央，你們不能幹涉；三，外來單位學生不能干預內務部事務，立即撤出；四，開批判會，搞噴氣式，大彎腰是錯誤的，是違反中央規定的，今後不准再搞體罰和變相體罰。在林彪當了「接班人」的中共「九大」上，曾山由毛澤東欽定仍然繼任中央委員，直至一九七二年去世。
在那個瘋狂的年代，毛澤東恨不能把劉少奇、彭真、賀龍等一大批中共元老置於死地而後快，卻單單對曾山如此保護，可見曾山內務部長工作和他在毛澤東眼中地位之特殊。
一九七二年，曾山在一個老幹部的追悼會上，拍著胸脯向周恩來說自己的健康沒有問題，但這話說了沒有幾天就因、心臟病突發去世了。
曾山去世後，周恩來下令全國各地被下放的中共老幹部，無論是否已經「解放」，統統接回城裡進行體檢，凡有患病者，一律保證住院認真治療。因此，當時在江西下放的鄧小平、陳雲等人都托了一次曾山的蔭福。
熟知曾氏父子的上海人分析說，幸虧曾山早在一九七二年就及時過世，如果繼續活著的話，極有可能被毛澤東在「文革」中進一步起用，無法保持所謂「革命晚節」，而到鄧小平時代白日然就成了「四人幫」的政治殉葬品───如同當年上海的馬天水一樣。鄧小平至死也還不願意徹底否定毛澤東，事實上中共在選拔幹部，尤其是在選拔高幹子女擔任領導職務時，絕對是以其本人家長在「文革」中是否被毛澤東整過作為一條不成文的劃線標準的。
近年來，陸續在海外媒介被曝光的太子黨成員中，仔細數來，個個都有文革時期的「血淚賬」，而幾乎所有在「文革」中沒有挨整而且還被毛澤東委以重任的中共老幹部，「文革」結束後重則被指為「賣身投靠四人幫」，輕則也要被迫辭職或提前離休，其子女也都不大可能擠進「接班人」的圈子，如華國鋒、汪東興、紀登奎、吳德等人，無一例外。
曾山「文革」中的日子好過，曾慶紅自然也就沒有吃太多的苦頭。「文革」中歷經磨難，甚至下獄坐牢是至今絕大多數中共「太子黨」成員得引為自豪的「政治資本」。
《世界經濟導報》事件
在江澤民接任上海市委書記後，曾慶紅與之保持了「政治上的高度配合」，其中最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八九年與江澤民一同處理上海《世界經濟導報》事件。
《世界經濟導報》事件的導火線，是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四日的第四百三十九期準備刊該報與北京《新觀察》雜誌合辦的「悼念胡耀邦座談會紀要」，此消息由《世界經濟導報》駐京辦事處首先向境外記者透露，有一份港報於十七日把消息登了出來，恰好被當時的上海市宣傳部長陳至立看到。
當時，曾慶紅就把陳氏的話轉告江澤民，在江的指示下，曾慶紅和陳至立出面約《導報》總編輯欽本立，要求調閱《導報》「悼念胡耀邦座談會紀要」的文章清樣，閱後即命令欽本立將三萬五千字的座談會紀要刪節刊出。
被刪節的內容包括：牽涉到重新評價胡耀邦的功過，為反自由化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案子翻案，支持北京和平的愛國民主運動等內容，等於是抽去了整個座談會的全部精髓，所以為欽本立所拒絕。後來江澤民親自召見欽本立，嚴厲指責他違反黨紀，隨即派「工作組」進駐導報。（後該事件成為六四事件一個重要組成部分。1989年9月，中宣部和新聞出版署在北京召開的關於落實壓縮報刊工作的省市委宣傳部長、新聞出版局長會議上提出《世界經濟導報》必須撤銷登記、停辦。中共上海市委同意撤銷《世界經濟導報》的登記。至此，《世界經濟導報》停刊。）
據當時的《世界經濟導報》駐北京辦事處主任張偉國先生回億，一九八八年，曾慶紅還在上海駐北京辦事處內召集《解放日報》、《文匯報》、《世界經濟導報》的駐北京辦事處負責人開會，目的是要摸摸北京的情況。會上他對《導報》的人說：「你們離中南海最近，離國務院最近，離體改委最近，信息最靈。以後要多和市委通通氣。」
這件事說明「六四」前《導報》在中共上海市委的地位非同小可，也說明曾慶紅、甚至江澤民一度要利用《導報》，後來卻又「卸磨殺驢」。
曾慶紅在事先能發現《導報》未與中央精神保持一致，及時查禁，獲得江澤民的讚賞。在市委幹部會上，江澤民特別表揚此二人「政治警覺性高」，如果曾、陳兩人漏查了導報，那麼中國共產黨一九八九年以後的歷史也許就不會是今天這副樣子。江澤民在獲知自己將高升總書記之後，驚喜之餘，首先就想到了曾慶紅。
一手策劃「反腐救黨」
從周北方下獄到北京市官員集體貪污案被中共自動對外曝光，和陳希同的「引咎辭職」，這場反腐敗運動的頭三腳踢出後，江澤民的政治行情陡然看好，人們認為過去輕看了江澤民，「沒想到他還真有兩下子」。
北京知情人士則透露說：具體給江出謀劃策並暗中掌握一批高層腐敗案件反備不時之需者，都是江澤民的大內總管曾慶紅。
曾慶紅自一九九三年初被安排為中辦主任後，立刻擔負起對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臺灣工作辦公室、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中央編譯局等中共中央直屬機構的任務，在對內宣傳系統、組織系統的審幹工作上也插進一手。除了國務院系統的經濟工作和軍委系統的工作，其他各方面曾慶紅幾乎樣樣染指，成了名副其實的江澤民大內總管。
曾還以中央政策研究室為基地，組織一批對新權威主義情有獨鍾的中青年政治學者，定期組織所謂「課題研究」，給江澤民出謀劃策；以「調研」為名，為江澤民秘密蒐集各方面的情報其範圍上至國務院、軍委系統，中至各省、市、自治區的黨政機構，下至各地知識份子，特別是自由派知識份子的思想動向……無所不包。
曾慶紅曾經在中辦系統的工作會議上公開講：我們這班人的工作職責主要有兩項，一是當好助手，二是當好參謀。
曾慶紅利用掌管的中央政策研究室，藉政策調研為名，行秘密調查之實，在國家安全部門的配合下，迅速而直接地掌握了大量地方諸侯及國務院實權部門的貪污腐化、索賄受賄等經濟犯罪事實。對於先由中紀委掌握的案情，曾慶紅更是藉口「統一研究部署反腐敗工作」，要求中紀委隨時匯報工作進展。
對中共一年來在經濟領域內進行動作較大的清查活動進行對比分析，就會發現，中央打擊矛頭首先指向山東、廣東和北京的地方負責人。
一九九四年，主要對山東省境內的走私問題進行了一輪又一輪的清掃，弄得姜春雲和趙志浩一反過去趾高氣揚的態度，變得十分小心謹慎。一九九四年底至一九九五年初，又先後開始調查廣東人大常委副主任歐陽德、北京市副市長王寶森的經濟犯罪問題。
在此之前，曾慶紅通過出日己手下的秘密渠道，在國家安全部門的配合下，先後掌握了十六件北京市的腐敗大案，件件都是涉案金額超過千萬元人民幣的所謂「大案」、「要案」。
至此，曾慶紅已經是權傾朝野，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北京市的十六件大案因王寶森的自殺，很多斷了線索，但除了已經入獄的周北方、陳小同、歐陽德等人的案子，據說曾慶紅手中仍有二十餘個，其中任何一件都可以拿出來當做打擊政治離心力量、震懾地方諸侯或國務院部委大員的致命武器，足以為江澤民的核心地位撐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