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學畢業後不久，在1967年第一次嘗試中國之行。我的父親是大學教授，他崇拜毛澤東，思想上是個激進的左翼派。加上我在反越戰運動中不光是參與，更是個不折不扣的活躍份子，這些東西都讓我對社會主義中國充滿嚮往。
那時我身在香港，給北京政府寫了一封申請信。幾個月後我收到一封懇切的回信，信有兩頁紙，像是一位英語不靈光的紅衛兵，用一臺不靈光的打字機辛苦折騰了好些天的成果。信中寫道中國人民無意於冒犯我，只是鑒於我來自一個搞剝削壓迫的帝國主義國家，要想造訪人民的國度是不能夠的。離港前我買了四套《毛澤東選集》，並且特地撕掉書皮，好一路順利地把它們帶回帝國主義美國。
1973年的5月，新的機會來了。在一年前即1972年4月份，中國兵乓球代表團回訪美國，打破了兩國冰封23年的外交關係，我在期間任翻譯一職。那時共有六名美方的譯員，有一次由我打頭，與其他三位同事一齊抗議，拒絕參加尼克松總統在白宮會見中方代表團的活動。（會見的前一天，尼克松下令轟炸越南的海防市，在這樣的背景下白宮安排與代表團輕鬆小敘，我認為非常不妥。）在整個行程中，代表團官員對我印象很不壞，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出自這個插曲。
一年後我們幾個譯員申請訪問中國，這次得到的答覆是肯定的。在超過四周的時間裏我們去了廣州，上海，蘇州，西安，延安，北京和唐山。至於旅行的開支 ——住的，吃的，坐飛機，坐火車，遊覽觀光，所有的花銷——550美元。相當關照的價錢。
只是先前對共和國的臆想卻隨著行程的推進逐漸崩裂了。我隨身帶著小相機，自己開路，自己去尋找「真正的市井生活」。在讀研時我瞭解到，1958年的 「除四害」運動後，中國的大地上就沒有蒼蠅了——在除四害講衛生的指示下，蚊子，老鼠和麻雀也是消滅對象。有一次在蘇州，我看到一張白色的石凳上停著一隻蒼蠅，就用相機拍了下來。我感覺捕捉到了一點兒什麼。
延安處於陝西省的中心，從1936年到1948年一直是中共的根據地。在那兒有一次我們四個人搭上一輛擁擠的公車，隨著司機喊一嗓子「外賓!」，馬上四個有座位的乘客唰唰站起來給我們讓座。我看出旁邊一位老人似乎並不情願。我說：「您請坐。」他沒有回答，卻還是站著。我很難堪，也站著沒動。接下來的行駛中，滿車的人忍受著這樣的滑稽場面：擠得像沙丁魚罐頭的車廂內，赫然空著一張座位。
我們在乘火車時每次都安排軟臥車廂，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卻在硬座車廂。我滿腦子社會主義信條，問導遊：」為什麼會有軟臥？除了我們還有誰坐？」
」領導們坐，」導遊答道。
」為什麼？」我沒意識到這問題有多傻。
」領導忙。領導壓力大。他們需要軟臥。」
我心裏那個人人平等的烏托邦被現實沖刷得夠嗆，一路上不斷遭受新的衝擊。印象最深的是在唐山參觀那裡的大煤窯，那地方在北京東面約一百英里。我們坐升降機下到很深的井下。（三年後發生7.8級大地震，這個井下被埋的工人不計其數。）軌道車在迷宮似的礦井中穿行，我在車上注意到沿途寫著「慢行！」「警號!」 等標語。這些標語是繁體字，納悶的是沒有政治口號。清一色的作業警語。這與地面上的世界對比鮮明，在那兒隨處可見毛主席語錄，它們出現在紅白相間的美麗橫幅上，在燙金揮就的巨幅展板上。
「怎麼井下沒有毛主席語錄？」我在參觀完後問導遊。
「那兒太髒了！」她脫口而出，有些惱我居然把最高思想和那樣一個地方扯到一塊兒去。我百味雜陳：煤礦工人髒就髒了，他們頭上的指導思想髒不得。
在上海時我為母親選購紀念品，這個舉動讓導遊內心的羸弱顯露出來。我母親叫比尤拉，出生在內布拉斯加州的一家農場，她善良樸實，小麥與小麥的顏色都是她的最愛。我在一家小店看見有賣拂塵的，心想她一定喜歡。它們用高粱稈子精心編製，一些深色的斑點散落在淺棕色的柄條上，很是別緻。還透著一股勞動本身的莊嚴 ——我保證她會愛不釋手。我想像著母親把拂塵掛到房間牆上的模樣，於是就買了一把。
不一會兒，我們一位導遊非常不安地過來了。他的表情像在受刑，既想處理好眼前的突發事件，還要竭力保持禮貌。
「你買這個幹嘛？！」
我把我的想法告訴他。
「我去給你挑個好的！」他拿過拂塵逕直回到店裡換了——我左看右看，沒看出來好在哪兒，不過在他看來順眼多了。在回賓館的小巴上，他坐到我旁邊，審問開始了。
「您母親喜歡絲綢吧？……我們中國有絲綢。我們中國還有玉器，有景泰藍。你怎麼買個農民才用的掃帚送你媽媽，這能代表中國？」到這時我才有點明白了，我的舉動被劃為別有用心，是與我母親一同瞧不起中國。
我猶疑了：是否他對勞工階級，對那些編製掃帚的人在內心深處是尊重的——他只是希望我母親對中國有個光鮮亮麗的印象，僅僅出於這樣的動機，他揣測資本社會的母親看重絲綢而不是掃帚，事情的實質是這樣的嗎？還是更灰暗？是否他加入到整個社會的大騙臺，台上把掃帚捧得比絲綢高，其實真相剛好對調?
我不斷試著與普通市民交流，我要的是既定安排之外的接觸。然而這並不容易。常常是一大群人圍觀我們，他們不靠近也不出聲。我記得很清楚有個中年男人 ——大概三十歲的樣子——擠在人群裡跟我用眼睛神交。我正要對他說話——「你叫什麼名字?」,」你好啊！」——對方的面容不禁扭曲得厲害，彷彿正在遭受巨大的痛楚，我只得放棄了。
相比之下小孩兒沒那麼拘謹，對我們的好奇心也明明白白寫在臉上。我們隨便走到哪兒十分鐘開外，身邊就有他們長長的隊列，像被我們施了魔法似的。有一次特別滑稽，我們正好從北京動物園門前經過，一些小朋友票都拿到了本來要看河馬長頸鹿的，卻跟在了我們屁股後頭。
另一次我們在西安，與許多兒童一起參加聚會，小傢伙們把我們團團圍住，想要張口的樣子。於是我問一個小男孩長大了想做什麼。
「我要去祖國最艱苦的地方為人民服務！」他用激昂的聲音喊道。
「那你呢？」我換了個人問。
「我要去祖國最艱苦的地方為人民服務！」同樣的激昂，同樣的回答。
我接著問了三四個年齡相彷的男女孩兒，答案完全一樣。我相信這並不是組織者事先排練好的，我就是即興問問。我不知道在這樣一種高度一致的背後，有多少是因為籠統地灌輸標準答案，又有多少是因為頭一個男孩兒回答得挺正，其他人為保險起見，就全然照搬免得踩雷。我不知道，反正是太難忘了。
經歷這一年我領悟到太多，以前只看到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是怎麼說的，沒看到具體實施起來是怎麼做的，也收穫了太多別的領悟。1979到80年我在中國整整一年學習後毛澤東時代的」傷痕文學「，通過與中國作家和讀書人的交流，我漸漸體會到，即便是當時能夠公開發表的譴責文章，也只是觸到那場災難的皮毛而已。被稱為「中國良心」的劉賓雁先生是位持獨立政見的記者，他的報導真實犀利，直刺喉舌，對我有很大的影響。
雖然情感上難以接受，我得說中國共產黨會無忌憚地撒謊。我還以為只有在跟人的交往中才會被騙。1989年2月在北京，我和好友方勵之受美國總統老布希的邀請，攜各自的家眷在赴宴的路上被警察攔住了。中方的領導人不希望方勵之出現在宴會上，為保萬無一失，他們派警察監控並把我們引到很遠的地方才罷。這件事情讓我挺驚訝的，卻還沒有讓我崩潰。讓我崩潰的是在數天之後，作為官方媒體的新華社對此事件的報導內容，並散播到全國。報導惟妙惟肖地杜撰出一個故事，與我的親眼所見相去甚遠。我非常憤慨，拿著報導就去問方勵之，「他們怎麼可以這樣？」方勵之這傢伙很厚道，不忍挪揄我的天真，他只抿嘴笑了笑。
（本文摘自《香港經濟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