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正當歐洲和美國的債務危機吸引著全球目光的時候，中國的經濟情勢表面上仍然令西方國家的投資者抱持著希望。然而，恰恰是在這一年，中國經濟已經事實上陷入了嚴重困境，而中國社會中對前景的失望和絕望也日益瀰漫，7月的動車撞車事故則令這種不滿在媒體和網際網路上爆發出來。在國內民眾的眼中，政府宣傳的「盛世」已經成為「鏡中月、水中花」，人們普遍擔心的是今後將面臨什麼樣的變局。當局其實也已經意識到局勢的嚴重性，早在去年年底之前就悄悄地停止了「中國崛起」的宣傳，開始奉行以韜光養晦為主旨的新外交戰略（詳見拙作《中國外交重回「韜光養晦」的背後——中共政府的困中求存》，載《中國人權雙週刊》第44 期，2011年1月27日）。
然而，西方國家的中國問題研究者和金融界商界人士往往還堅持以往的看法：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經取得了如此可觀的成就，中國大概還會繼續成功地走下去。那麼，究竟是國內民眾的感覺出現了偏差，還是外部觀察者的認知滯後於現實的演變呢？為什麼中國經濟會陷入嚴重困境，這是偶然的，還是必然的？對中國來說，這意味著什麼？
一、 擦去「中國模式」身上的鍍金，還其本來面目
經濟發展是中國過去30 年的政策基調，也是政績合法性的來源。國內的智囊們經常把這一點誇贊成鄧小平思想的核心，是「中國模式」得以稱雄世界的亮點。其實，以發展來追求政績合法性是晚期共產黨政權的普遍道路，並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前半期的歷史通常以革命和打擊「反革命」貫穿始終；後半段則陷入意識形態失靈的困境，只能轉而依賴政績合法性。蘇聯在最後30年中就是如此，今日的越南、古巴也在努力提升政績合法性。人們可以說，告別革命、改而以發展為政策重心，是共產黨政權的一大進步；但是，這一轉變本身包含著對共產黨傳統意識形態有效性的徹底否定，所以告別革命、注重發展自然而然地動搖著這種政治制度的意識形態合法性，因此也孕育著它的晚期綜合症。
這個晚期綜合症源自社會主義國家發展模式選擇空間的有限性。只要共產黨堅持一黨執政，無論它怎麼推行市場化，都不可能放棄各級政府對經濟的大規模直接、間接操縱。這不僅因為執政高層害怕失去對經濟命脈的控制權，進而丟失政權，也因為各級幹部追隨共產黨高層的根本目的是通過掌控經濟活動來致富，一旦實行了真正的市場經濟，當官還有什麼利益可圖？正因為如此，不管社會主義國家是否推行市場化改革，它能選擇的發展模式其實只有兩種，而且無論選擇哪一種模式都無法長期支撐下去。
社會主義國家追求政績合法性的發展道路通常有兩條：一條是大規模實施公共工程、強化軍工實力，用城市的鮮亮外表和「向全世界亮劍」來展現國力，以提升國內民心、維繫國際地位；另一條是改善居民生活水準，以更多的社會福利來換取民心，這在蘇聯研究中被稱為「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即政府提供福利，以此換取民眾的政治服從。
用這個簡化的框架來看共產黨國家，可以說，中國的80年代和蘇聯自勃列日涅夫時代起都走了後一條道路，而二戰後的斯大林年代和中國的21世紀第一個十年，則走的是前一條道路。
以社會福利來換取民心的發展模式在蘇聯走到了極致，最後導致政府手中的資源枯竭，經濟停滯，民怨四起，到了這個時候，這樣的發展模式也就走到頭了。而前一種發展模式困境的最好樣板就是目前的中國，這也是本文要著重分析的。
跳出狹隘的「中國特殊論 」來看中國的發展模式，就會有與國內主調不同的體會。中國過去十多年來的發展模式其實有一個參照系，那就是二戰後的斯大林年代。與蘇聯當年的發展模式一對比，就會發現今天中國的成就竟然似曾相識。今天高度評價中國模式的人，往往都把眼光投向京、滬等城市那超過紐約、倫敦的都市建設，還有豪華的地鐵、高鐵，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國防實力大增，GDP總量位居世界前列，外匯儲備世界第一，等等。其實，按照60年前的國際標準，那時蘇聯的都市建設、地鐵建設、軍事實力都可與英美比肩，毫不遜色。
對中國、蘇聯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要做到這點並不困難，因為這類國家的資源完全由政府掌握，可以隨時集中最大限度的資源，在最短時間內完成任何它想建成的項目；與此同時，老百姓的民生就必然為政府的「面子工程」讓步。這種優勢當然是民主國家的各級政府望塵莫及的，它們既不能命令銀行貸款，也不能隨意拆遷，更大的約束還在於，選民如果不想要這樣的「面子工程」，政府就得把工程下馬。同樣舉辦奧運會，北京市長自然比倫敦市長闊氣得多，也神氣得多。
在社會主義國家，站在政府立場的人，當然格外垂青和讚美政府的超強能力，並且把老百姓的犧牲視為「必要的代價」；但站在民眾的立場，就必然會追問，這種「黨和國家」的「成就」是民眾的福祉嗎？由此產生了一個大問題，即發展的正當性問題，到底是為誰發展誰受益？
二、「中國模式」：從漫步歧途到走進陷阱
自從鄧小平講了「發展是硬道理」之後，全中國上下就陷入了認識誤區，不管是什麼樣的政策，只要戴上了「發展」這頂桂冠，就堂而皇之、無可質疑了。事實上發展本身並非目的，只是手段，這是常識。衡量發展成功與否的標準是城市建設的豪華程度，或者建造航空母艦的能力嗎？那是政府的目的，卻不是國家的目的。政府（the state）不能等同於國家(country)，國家(country)是由國民組成的，國民的需要才是國家的終極需要，一個國家的發展應該只有一個目的，就是真正服務於它的大多數國民。所以，如果國民不能從發展中受益，這個國家的發展道路一定走上了歧途。「中國模式」就是從歧途走進陷阱的一個範例。
中國一直有一種說法，經濟增長得快一些，國民收入的「餅」做得大一些，大多數人便能從中獲益。其實，世界各發展中國家的經驗教訓表明，發展的果實大部分落入誰的袋中，是一小部分權貴成為主要獲益者，還是大多數國民成為主要獲益者，取決於政治與社會結構的進步與落後，而不取決於經濟增長的快慢。
只有當經濟增長伴隨著國民收入的公正分配，民眾生活水平的提升與經濟增長大體上同步，這樣的發展才算是具有正當性的良性發展。世界上有過不少這樣成功的例子，如戰後的日本以及阿根廷、智利、臺灣、以色列等。
但中國三十多年的發展卻顯示出完全相反的結果，在國民收入當中，政府佔用和開支的比重越來越大，居民收入的份額卻不斷下降；進一步看，貧富差距快速拉大，經濟發展的果實被少部分人掠奪。以90年代全國範圍的下崗職工貧困化和三農問題為標誌，中國的發展模式就明顯背離了社會公正；不擇手段的經濟增長成了從中央到地方的「政績工程 」，形成了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增長便是政治成就、增長率決定升遷」的制度環境。為了實現經濟增長，經濟發展主要依靠對廉價勞動力、土地、礦物、環境等資源的剝奪，而權力和財產又集中在一小群權貴手中。
這裡僅舉兩例。第一，2007年中國農村居民的人均年生活消費支出為3223.85元，人均日消費是8.832元，按當年匯率折算，相當於1.162美元，這一消費水平低於世界銀行的全球生活貧困線標準（人均日消費低於1.25美元）。世界範圍內的其他貧困人口多在非洲等地的經濟停滯或戰亂國家，唯獨中國的數億農村貧困人口與「經濟建設上的輝煌成就」並存。
第二，今年7月中共政府宣布，按新的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月收入3500元計算，應納稅人數隻有2400萬人。個人所得稅起征點通常是一個國家的低收入線，中國有8億勞動力，只有 3%的勞動力的收入高於低收入線。當中國一小部分富人遊遍世界、到處搶購名牌手包和服裝時，97%的勞動力的收入都低於低收入線。權貴們的財富再多，他們的日常消費也無法支撐國民經濟，何況他們最大的興趣是到國外消費或向國外轉移財產；而在經濟高增長的背景下，97%的勞動力僅能維持溫飽，那中國的企業向誰銷售大量產品，又怎能避免產能過剩呢？
長期的社會不公、收入分配不公正，必然改變消費和投資的結構，進而導致中國模式對畸形發展的依賴。既然國民收入分配長期保持不公正狀態，最後就必然製造出多數國民貧困、消費能力低下的社會結果，於是在中國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裡出現了國內市場缺乏充足購買力這樣的怪象；在長期「國內需求不足」的狀態下又非要經濟高速增長，那就只能向全世界大量傾銷廉價商品，因此造成巨額外匯儲備，同時在國內對應地過量投放人民幣，導致通貨膨脹；當出口困難、國內消費疲軟時，唯一的經濟增長點就只剩下房地產和公共工程了。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各級政府只能依靠房地產泡沫和大量奢華浪費的公共工程來維持畸形的增長格局。中國的這種發展模式就這樣最終走進了難以自拔的陷阱，這個陷阱其實是「中國模式」胎裡帶來的，只是掌舵的和吹鼓手們一直假裝看不見罷了。
三、盛世終結，危局端始
「中國模式」內生的困境，從2009年開始將中國經濟引進了左右失據、進退兩難的窄胡同。為了維持增長而單純依靠政府投資項目和房地產泡沫，最後導致嚴重通貨膨脹和金融危機。
從2009年1月到 2011年5月，中國的貨幣投放達26萬億元，其中約半數屬於超出正常經濟活動需要的過度貨幣供應，這就是當前通貨膨脹的來源；同期各項貸款增加20萬億元，其中四分之三給了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或屬於房地產貸款。地方政府花了錢無法還債，房地產泡沫過大的話早晚會破滅，所以地方政府和房地產業都會造成巨額壞帳，因此銀行系統面臨前所未有的危險。
中國可能的金融危機遠比美國的次貸危機要嚴重得多。唯一不同的是，美國政府只能在透明化狀態下應對，而中共政府則千方百計地連捂帶蓋，不讓國民和國際社會瞭解真相。國務院和鐵道部之所以在溫州撞車事故之後急於粉飾太平、拒絕討論真相，也有債務上的考慮；如果真相被披露，國人對動車安全性的信任動搖了，客運收入就會急劇下降，那國務院就不知道到哪裡找錢，去替鐵道部償還那2萬億元的債務了。
為了遏制通貨膨脹和房地產泡沫，同時避免金融危機的發生，中共政府不得不緊縮銀根、擠壓房地產泡沫。其結果是經濟滑坡難以避免，在江浙和珠三角一帶，20%的中小企業已經倒閉，剩下的紛紛改行，「製造業做不下去了，轉做房地產；房地產做不下去了，轉做金融；金融做不下去了，轉做高利貸」。短期內拉升經濟的唯一可能是再度大量投放貸款，這當然是飲鳩止渴，其結果必然是進一步加劇通貨膨脹和金融危機。這正是此刻中共政府為難困頓的原因。
顯然，多年來中共政府推動經濟增長的做法已經走到了盡頭，可以說，「中國模式」帶來的短暫盛世業已終結，取而代之的是危局的端始。
現在，不僅廣泛的社會不滿和絕望隨處可見，連國內的一些精英和學者也開始出言批評。今年5月中國稅務雜誌社社長張木生接受《領導者》雜誌社社長周志興採訪時表示，「中國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怎麼樣把我們的國家從本來已經走錯的道路上能夠拉回來一點」；他還表示，「確實有人這樣想，再有一年多就該交班了，下定決心，排除萬難，絕不作為，我們現在是抱著定時炸彈擊鼓傳花。」他所說的「定時炸彈」就是中共當前面臨的困境和危機，而「抱著定時炸彈」的自然是第四代領導人，至於「擊鼓傳花」以後即將抱上「定時炸彈」的則是第五代領導人。張木生說得非常坦率，不僅指出中共高層是抱著「定時炸彈」度日，而且表示，現在的領導人不想或者是沒辦法把「炸彈」的「引信」拆除。張木生是解放軍總後勤部政委、劉少奇之子劉源上將的好友，他的這番大膽言論是沒有後臺的文人絕不敢公開吐露的。
目前國內各階層都感受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緊張、不安、壓抑、惶恐和憂慮。2011年很可能將被歷史記載為中國局勢大轉折的起點。沒有這樣的轉折，中國的民主化無法起步；但在這個轉折過程中如何走向民主化，將是所有中國人面臨的巨大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