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對於中國來說真是多災多難。
頭兩、三年因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當時中共和中國國家最高領導人劉少奇之語，他也因此得罪了毛。可這確是事實，甚至天災有沒有三分，還是個疑問。)——主要的「人禍」，就是毛心血來潮、頭腦發熱搞的「三面紅旗」嚴重破壞了國民經濟，使人民吃盡了缺衣少食的苦頭。在經濟上剛剛有所恢復元氣的一九六二年秋，毛澤東公然背離自己制定的八大路線(即：「社會主義社會主要是發展生產力」)，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和一系列「階級鬥爭是社會主要矛盾」的理論。到了一九六三年初，他又提出了「學雷鋒」;從一九六四年初起，他連續提出了「思想革命化」、「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解放軍」運動和「全國城鄉開展‘四清’運動」;發出了「關於文藝工作的兩個批示」。
如果說中國廣大群眾當時對「學雷鋒」的悶葫蘆裡到底賣的是什麼藥還看不透，還善意地把它的精神理解為是提倡「為人民服務」和「做好事」的話(全盤肯定「學雷」，十分荒謬。因為在毛滿腦子是極左政治思維的當時，又如何能夠端出一塊完全不被污染的「淨土」呢?何況「學雷」本身就充滿了各種謬誤)，那麼以後出來的那些東西的真實意圖就要明朗多了。那就是：「階級鬥爭」的調子越唱越高，「階級鬥爭」的弦越繃越緊。
意識形態上的這種變化，勢必使我們的社會生活也隨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當時強調「階級鬥爭」的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就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那些早被打入另冊的、中國特有的「黑五類」——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右派份子」，他們的命運簡直比印度的「賤民」和德國納粹期間的猶太人還苦。當時被稱作「階級敵人」的這類人，用現在的語言來說，是完全被「妖魔化」了。輿論給人造成的印象是：彷彿他們都是「夢寐以求復辟失去的天堂」、都是「無時無刻不在想破壞社會主義事業」……。到了如此強調「階級鬥爭」的這個時候，他們的日子就更加難過了。而本來算是團結對象的資產階級，此時越來越有被劃為「黑」的第六類的可能，甚至要成為被「階級鬥爭」關注的重點。原因很簡單：因為當前資本主義復辟是最危險的，而資本主義復辟的主力軍，理所當然是資產階級。
這種把階級鬥爭強調到極端的高度、把階級鬥爭的形勢描繪得極其緊張和迫切、把階級鬥爭貫徹到生活的一切中的做法，對於像我們這樣正在成長中的十七、八歲的青年學生的思想意識和政治觀念的影響，是極其巨大和惡劣的。
在「文革」之前不久，社會上掀起一股「查反動畫」的風潮：人們紛紛在書報上的畫裡尋找什麼反動的標記、特徵之類東西。記得在我們班上也有同學把《解放日報》上的一幅工人造船的畫拿來，大家也用上述方法在畫裡找來找去，還果然發現有不少像那麼回事的東西，拼出一句「蔣介石回來」的話。
在此期間還有一件事是：我和班上幾個同學在馬路上走，看到一個踏三輪車工人一路騎車，一路拾前面一輛運菜車掉下的菜。我們幾個就上前指責他不應該這麼貪便宜。固然我們那時還很單純，但這和當時階級鬥爭的弦繃得很緊不無關聯：我們十分相信本本上關於階級鬥爭很激烈的說法的，把這也和「資產階級的壞思想」聯繫起來了。
甚至在文化學習上，調子也變得「硬氣」多了。這時候，在上海的高中學校裡廣泛流傳一篇由一名女高中生寫的散文。其題目我已忘了，內容主要是記敘自己栽培的一盆花的生活。它給我總的印象是：文字很美、很流暢，感情的抒發也很真實。總之，寫得很不錯的。但是在當時之所以流傳，並非它的成功寫作，而是為了要批判其「小資產階級的情調」……而更為可悲的是：當時的我們竟然全認為這樣做是很正常、很正確的!可見，這時候的真與假、善與惡、美與醜，在被灌輸了「階級鬥爭觀念」的人們心目中，已經完全被顛倒了。
這就是當時的政治大環境，可以說，當時的輿論宣傳和在社會上都是這樣認識「階級鬥爭」的。但直至「文革」的深入進行，人們才明白：毛當時真正的興趣是要打倒「黨內的資產階級」。然而在運動初期，劉少奇、鄧小平這些當時還身居高位的人，似乎也只有前面所說的那種認識水平，對毛的「文革」「究竟怎麼搞，也不清楚。」。因此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間，理所當然地把鬥爭的矛頭對準「黑六類」(此時，資產階級已經「升格」為「黑」的了)和在社會底層揪「新的牛鬼蛇神」，全然沒有意識到自己是要被打倒的主要目標。
正如一些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分析的那樣：十七、八歲的年輕人，容易衝動，也會迷茫，因此也渴望尋找機會發泄不滿情緒。而正逢此時，國家發生了巨大的變故。這個變故，對處於當時狀態的我，看來似乎帶來宣泄和期待變化的機會，而卻萬萬未曾料到我們的國家，每個家庭和每個人會有以後的悲劇。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毛授意炮製的、由姚文元署名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上海《文匯報》出籠了。文章的發表，在學校裡引起了一定的震動。但是，就像人們直到毛之後才清楚的那樣：可以說當時在全國，即使是在最上層，也沒有幾個人能夠弄明白毛這悶葫蘆賣的是什麼藥，能夠明白它是什麼「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
一九六六年初的時候，我所在的學校裡還組織過一次有關這篇文章的「討論」，主題是「歷史上有沒有‘清官’?」可見，當時下面的執行者對於毛的思維是如何的不得要領。
其實，即使是這樣的問題，在當時來說，也沒有什麼討論的意義了。因為按照當時已經反反覆覆強調的階級鬥爭觀念和階級分析的理論：封建社會的官員無疑是封建統治者，廣大勞動人民是被統治者。統治者是「天下烏鴉一般黑」的，哪有什麼「貪官」和「清官」之分呢?因此，「討論」只能是一邊倒：幾乎全部反對「清官」說。但之所以說是「幾乎全部」，是因為奇怪的是：竟有那麼一位全校聞名的、也是那種「名氣」遠高於才氣的幹部子弟，竟敢單槍匹馬在討論會上堅持說有清官。這使大家很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這傢伙究竟是真有與眾不同的見解呢，還是今早上起床時神經沒有搭對?另外，他還發表了諸如「清官比貪官更壞、清官比貪官多……」之類奇談怪論，更使人們越加糊塗。
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解放軍報》發表署名高炬(後來才明確，是由江青主持寫作)的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光明日報》發表何明(中央文革成員關鋒化名)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別真偽》，批判《北京日報》對「三家村」的所謂假批判;五月十日，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同時發表姚文元的《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像是又一次在全國搞了炸彈引爆。本來，毛澤東的「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的「鬥爭哲學」已經把青年人的心搞得痒痒的，恨不得馬上找到幾個「階級敵人」鬥上一鬥。現在，「階級敵人」被擺到我們的面前了，豈有不干之理?況且，毛澤東的宣傳機器(主要是報紙和廣播。本來我寫到此按當前的習慣稱其為「媒體」，後來一想不對。對於當時來說，其實根本就不存在什麼「媒體」，而這樣的稱呼是最恰當。)發出的批判，就是做給我們看的楷模，就是要我們仿照做的。更重要的是，「政治是高於其他佔第一位的」、「青年人在大是大非面前要立場堅定」之類口號不斷，人人似乎都明白此時該怎麼做。對於英雄人物，當時我們這些人的看法基本上是：一.完全相信;二.衷心崇拜;三.當真學習。
於是，聲討、批判的大字報隨即在校園湧現。其中主要分為兩大類：一.和宣傳機器腔調保持一致，批鄧拓及三家村;二.也有一些仿照宣傳機器的腔調，批判本校領導曾經阻擾、壓制批判吳晗。這類大字報出現的原因是：1.「領導阻擾、壓制」全國普遍存在，而其原因是上面並沒有佈置過要大張旗鼓批判吳晗。——又有哪一個領導會別出心裁地放下正業來這麼搞呢?(而這個「上面沒有佈置」，就在後來成為毛向劉、鄧興師問罪理由之一。)2.宣傳機器做出的楷模，就是要產生這個效果。
於是，我們把準備語文高考的思維，用於組織大字報的語言文字去了;把準備解數理習題的智力，用於琢磨三家村的「黑話」去了……我們還有什麼心思、還有什麼精力、還有什麼時間去認認真真準備高考呢?
五月的這場鬧劇演了個把星期，終於因為：一.批判的話語翻來覆去，也就只能有這麼幾句。出不了新意，使看的人和寫的人都厭倦了;二.當時的局勢也不容許青年人把事情鬧大。或者說，青年人也沒敢想再去怎麼鬧大;三.領導還是按常規辦事，要維持正常的秩序(這個做法在以後又成了話柄)。因此，到五月末大字報凋零，直至完全消失。而此時，我們又有點準備收心於高考了。
誰料想，一波乍平，一波又起。而這一波啊，是前一波無法比擬的，甚至是「史無前例」(套用俗話，但毫不過分，相當確切的。)、驚天動地、狂風暴雨般的。而且因此，在中國持續了整整十年之久的「大動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