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工商聯日前在調研中瞭解到，90%以上的中小企業無法從銀行獲得貸款，微型企業的融資狀態更為窘迫，中小企業能從銀行拿到2~3分利（月息）的貸款已經相當不錯，浙江地下金融的月息甚至已經高達5分以上。
浙江，中國民營經濟最發達的省份，也是地下金融最活躍的地區。自2006年轟動全國的吳英案爆發以來，筆者每年均會前往浙江東陽和義烏等地走訪，對地下金融的真實狀況有了更深切瞭解。
走在義烏、東陽市區的街頭，寄售行、典當行、擔保公司、投資公司等招牌遍地皆是。當地人士告訴筆者，這些招牌的名字不一樣，但基本上都會涉及地下金融。
不同的招牌對應著地下金融體系中不同的層次。寄售行的本業如其名所示，貨物寄售、收取手續費，具體費用面議。寄售行的牌照不能融資，開辦的手續很簡單，工商登記即可，投入成本也小，微型門面，一個人，一張辦公桌，正規做生意都做不大。當地一位寄售行老闆說，只做寄售的話，「一個小店一年也就搞個幾萬塊。」
於是寄售行大多偷偷放高利貸，因為受自身資金規模限制，老闆私下裡以3分利、5分利從親友處集資，再以5分以上的利息放出去。寄售行還往往是一個銷贓場所。
相比寄售行，典當行資本規模就大得多，而且有融資功能。有段時間，義烏的寄售行往往挂個「噹」或「典當」的招牌，一般人也不知道寄售和典當的區別，寄售行也去接典當業務。後來經歷了整頓，現在已經沒有寄售行挂「典當」牌了。
典當行之上，還有投資公司、擔保公司、小額貸款公司。擔保公司可以從銀行拿到低息貸款，再以高息借出去。小額貸款公司本是監管部門意圖引導地下金融陽光化之舉，但實際上不乏涉入地下金融者。
如此旺盛的民間借貸，實是應地方經濟需要而生。這裡中小企業多、商人多，個體私營經濟資金需求短、小、頻、急等特徵，銀行無法滿足。
一位在當地開投資公司的人士就認為，民間正常的借貸行為，有其合理性，反映的其實是銀行信貸的缺陷。
他舉了幾個例子。「一個是貸款到期了，非要還舊才能借新，否則信用就沒有了。你總不能叫他把正在做的項目停下來，樓房沒蓋好就廉價賣了還貸吧。再一個是新上一個項目、新買一套設備，或者去拍賣一塊土地，大部分資金到位了，就差那麼一筆錢，你湊給他整個項目就成了。往往就兩三天的事，或者很短期的一個需求，銀行又要抵押又要審查，還要走手續，現在貸款的許可權還在往上收。」
「所以就找寄售啊、典當啊，雖然你看著是3分4分的很高的利息，人家放一筆錢在這裡，不做其他用途，就是等著為你救急，這個還是值得的。他們也有一個資金成本的問題。首先他的錢的成本比銀行高，往往都是2分以上的利息收進來的。其次，用於救急的畢竟不會特別多，貸款到期之類的情況，可能只用到他的一半的錢。那麼實際上他整個資金的月息也就2分。對於擔保公司來說，它賺到的錢並不高。對於使用的人來說，他短期應急，支付的成本其實也不大。」
除正常的生產經營外，當地民間借貸用於給賭徒提供資金是很大一塊。浙江部分地方賭風頗盛，賭注亦大，村民之間一日輸贏數萬並不少見，老闆之間更能高達百萬之數。賭徒一般不會吝惜為賭資支付高息。
當地既有大量融資需求，也有充裕的資金供應。義烏市是全國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也是民間資本最雄厚最活躍的地區之一。東陽經濟總體稍遜，但出產的知名大富豪更在義烏之上。這兩個城市所創造聚積的巨大財富，不肯放在銀行貶值，理想的投資渠道又少，進入地下金融體系以獲取較高利息，是頗為常見的選擇。
知情人介紹，進入地下金融體系的資金中，除了部分企業和個人的富余資金，也有一部分銀行貸款「曲線」進入。
這主要有兩種情況。一些中小企業以工廠的資產抵押貸款不用於生產經營，而是流入地下借貸。有人甚至放棄自己的主業，他算計下來，獲取高息可能比生產更有利可圖。一些擔保公司和典當行，以低息獲得貸款，也進入這個市場博取高利。
畢竟是地下金融體系，缺乏透明，更無監管，正常需求與種種灰色乃至非法行為互相滲透，密不可分。發展到後來，遂產生了一批金融掮客，低息進高息轉手，居間吃利差。
如此滾動下去，則利息越來越高，最後所有的資金集中在敢出最高利息者手中，風險也急劇放大，這個行業中的有識之士也明白，此種模式實際上不可支撐，沒有一個行業能夠長期支撐這麼高的利息。從杜麗敏到吳英，一個個鮮活案例，詮釋著種種神話的破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