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晚清最後十年，慈禧基本上沒有頑固阻擾過改革，甚至可以說，只要可以救朝廷，她是絕對支持改革的。但當革命與改良互為動力，同時消長,改良之遲緩激發革命，革命危及朝廷又推動改革，已然注定改革只能救國，而永遠救不了朝廷。
這種無能為力，慈禧應該是非常明白的。對此，清末狀元、中國近代實業家、政治家、教育家張謇頗有感受。從1907年春起，張謇先後四次進宮入對。召見時，慈禧每每「語及時局之非，不覺淚下」。一次，張謇談到海外留學生對國內腐敗政治不滿，紛紛趨向革命，後果不堪設想時，不禁失聲痛哭，老太后也因百感交集隨之而哭。從自強運動開始，晚清的歷史欠賬太多，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不改革，朝廷必亡；改革，朝廷也必亡。
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啟蒙思想家、史學家和文學家梁啟超，主張先在中國大陸造就一個「中等社會」，然後再由這部分人去發動社會革命，堅決反對直接革命。梁氏說：直接革命必然導致以「富人」而不是社會制度為革命對象，這會破壞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前提。中國大陸的歷次「革命」已經證明：「夫所欲用之以起革命之多數下等社會，其血管內皆含有黃巾闖獻之遺傳性也。」梁啟超還曾指責革命黨欲革富人之命，是搞「階級鬥爭」，認為這會摧毀中產階級，破壞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前提。
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也是反對階級鬥爭的。《孫文越飛聯合宣言》的第一段話中就明確表示，孫中山不同意在中國大陸馬上實行共產主義，「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大陸」，因為孫氏認為，中國大陸實業尚未發達，「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無產專制便用不著。」
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的早期幹部和理論家、也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戴季陶認為，投身馬克思主義的年輕人，是「盲從共產革命」。戴季陶思索幾年來走過的政治路程，前途難卜，充滿迷茫，似乎只有脫離塵世才能找到解脫，那個夜晚，戴季陶縱身跳入了江水之中。跳入江中的戴季陶被一位鄉民救起，經歷過這一生死大劫，戴季陶的內心也發生了轉變，但這種轉變卻來得有些太過突然。他開始檢討自己所犯的兩大罪過，一曰，辛亥革命辦《民權報》時，「過於鼓吹殺伐的言論」；二曰，新聞化運動時期「胡適輸入西洋的學說，以為便可以救國救民，不只太過無識，而且真是罪過」。他甚至在《八覺》中說，主辦《星期評論》時介紹馬克思主義、參加中國大陸共產黨初期籌劃，「這更是不可饒恕的罪過」，甚至詆毀共產黨人「是一群野獸，真要把中國大陸民族僅存的一點保存在平民階級裡面優美德性都破壞乾淨，造成洪水猛獸的世界。」至此，他已經不再猶豫徘徊，而是公開站到馬克思主義的對立面，開始構建其反共理論……
戴季陶在這一系列學說中，多次強調國民黨的唯一性，他認為國共合作是共產黨採用的寄生政策，他說共產黨「為時代不需要」、「國民不需要」，更說那些投身馬克思主義的年輕人，是「盲從共產革命」……
內戰中國大陸民黨一敗塗地，臨近崩潰邊緣。三大戰役後，大批國民黨要員紛紛逃往臺灣，有人勸戴季陶，他卻嚴詞拒絕：「不必去」。危難之際，讓他魂牽夢繞的，似乎只有故鄉的那片土地，他讓兒子替他準備去成都的飛機，然而飛機卻因為天氣原因無法起飛。
1949年2月11日夜，廣州寓所中的戴季陶滿臉愁雲，他繞著屋內行走多時，終於抓起了一把安眠藥，吞入口中。第二天上午日已高照，但戴季陶還未起身，左右大著膽子叫他卻得不到回音，走到床前，卻發現戴季陶已氣絕身亡多時。
作為中共首任總書記，陳獨秀將俄國模式作為「救國」唯一手段，全盤認同，不容任何質疑。他將「階級鬥爭」作為「優勝劣敗」的信仰來接受，因此其社會主義觀浸染著「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底色；陳獨秀強調唯意志論的「英雄史觀」，據此構建了「強權專政」的社會主義政治觀。但陳獨秀終於還是爆發了，他最先在中共政治局會議上批評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始終不一的政策：「以前季諾維也夫一向教我們幫助資產階級，現在斯大林教我們二十四點鐘內實行土地革命。」他反應最激烈的，是1929年7月張學良以武力接管中東鐵路；這條鐵路原是沙皇俄國通過不平等條約掠奪的，十月革命後，蘇俄則一直把持鐵路主權。陳獨秀認為張學良此舉維護了國家利益，但共產國際卻對此指示各國要「保衛蘇聯」，反對軍閥接管。當時各國共產黨都將蘇聯置於至高無上的神聖地位，陳獨秀卻以公開信稱，不應將「擁護中國大陸」的口號和「擁護蘇聯」對立起來，而不顧及民族利益。這一做法被共產國際上綱上線為「離開了階級的觀點」。這樣的批評一直持續到他被開除黨籍，1940年9月，陳獨秀在給西流的信中說：「若不恢復這些民主制，繼斯大林而起的，誰也不免是一個專制魔王。」
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的李大釗在其《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也說，「我們主張以人道主義改造人類精神，同時以社會主義改造經濟組織。不改造經濟組織，單求改造人類精神，必致沒有效果。不改造人類精神，單求改造經濟組織，也怕不能成功。我們主張物心兩面的改造，靈肉一致的改造。」——李大釗所理解的社會主義，是一種人道的社會制度，是「沒有不顧社會秩序的」，「沒有不顧個人自由的」，是要「互助、互愛，為大多數人謀幸福」的。
中國現代哲學家、政治活動家、曾任民盟中央常委、秘書長的張東蓀，反對在中國搞蘇俄式的激進主義。在發表《我們為什麼要講社會主義》之前的1919年1月15日，張東蓀在《時事新報》上還發表了另一反映其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文章《世界共同之一問題》，許多年以後，這篇文章被認為是張氏阻礙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大陸傳播的「罪證」。但事實上，張氏在文章中所反對的，不過是蘇俄的「過激主義」。在張氏看來，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所實行的，是一種革命的、激進的社會主義，它可以在俄國實行，但卻不適合中國大陸，因為中國缺乏這樣的經濟和社會基礎，一旦傳人中國大陸並在中國大陸勉強實行，將會貽害無窮。張氏說：「過激主義產於俄，傳於德，今則浸浸而播至英法日矣，是過激主義亦如西班牙傷風症，流行於全球也。」文章的最後，張氏預言：「吾知過激主義不來中國大陸則已，來則必無法救藥矣。」
文革開始後，1966年，張東蓀的三兒子張宗穎和其妻子呂乃樸遭到「鬥爭」後一起自殺。1969年，在「清理階級隊伍」中，二兒子張宗燧在北京中關村中國大陸科學院宿舍中自殺。張東蓀在1968年1月被「逮捕」，時已82歲。他被抓走以後，他的家人五年中一直不知道他被關在哪裡；直到1973年，家人被通知，張東蓀死在「秦城」監獄中。當張東蓀被逮捕並關入「秦城」的同時，他的大兒子、北京大學生物系教授張宗炳也被逮捕，也被關入「秦城」監獄，但張宗炳和他的父親互相並不知道他們都被關在同一監獄中。
張宗炳是北京大學生物系教授，曾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他在監獄中精神錯亂。被秘密關押7年以後，1975年被釋放。出獄後，精神逐漸恢復正常。
張宗炳的兒子張鶴慈，1963年時是北京師範學院學生，他與幾個中學同學結社寫詩和議論政治。他們的活動被公安部門發現，他們被逮捕。經過審訊關押後，張鶴慈被送往茶澱勞改農場「勞動教養」三年。三年期滿後正逢「文革」，他又被加重處理：「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他在「勞改農場」一共待了16年。張宗穎的兒子張佑慈，文革時在天津當工人，他的父母在1966年自殺後，他因「企圖給父母報仇」等「反革命罪行」，被判刑15年。1978年張佑慈獲「平反」被釋放時，已經在監獄中被關了10年多。
就這樣，在文革中，張東蓀自己被關死在監獄中，張家的三個兒子，兩個自殺，一個被長期關押後精神失常。他的兩個孫子被判重刑，長期監禁。
這樣的遭遇聽起來就像恐怖小說：一家人一個接一個地落入悲慘結局。張家人的遭遇和恐怖小說的不同之處，不在於恐怖的程度，而在於在小說中往往說出所有的恐怖的細節，那些細節卻都出於虛構；對張家人來說，可怕的細節實實在在真真切切地發生過了。
「秦城」監獄位於北京郊區。這是一座特種監獄，不關押普通犯人，權力當局專門用這個監獄來關押一些地位很高或者名聲很大的非刑事「罪犯」，也就是說，這是一座在法律之外的監獄。……
也許是文革的殘酷太過刻骨銘心，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在2011年「7.1」講話中就強調兩個《關於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表示應對曾經犯過的「文革」和「左傾」錯誤「牢牢記取」教訓。
7月30日，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舉行「地方治理與國家轉型」研討會，主持會議的研究所理事長茅於軾，以《從世界大潮看國家轉型》為題，做會前發言。茅於軾表示，現在不大會有人再相信共產主義了，中央高層也不見得相信共產主義。茅於軾指出，違反基本道德的共產制度要被唾棄，人權、民主、法制、平等、自由等普世價值是當今世界潮流。經過七、八十年的實驗，共產主義失敗了，公有制、計畫經濟不行了，絕大部分國家都放棄了。我們相信的，應該還是現代社會的制度，憲法裡面原來沒有多種所有制、人權、法制，現在都有了，而這些都不是共產主義的東西。共產陣營導致上億人因屠殺、飢餓、被迫害死亡，造成了全世界的災禍。茅於軾說，「現在這個政權靠假話來維持，說好多假話維持這個政權。你要一說真話，那共產主義就得放棄。」
今年是前蘇聯解體20週年，最近統治利比亞長達42年的獨裁者卡扎菲也被推翻，兩件事在內地媒體網上都有熱烈討論，中共黨建專家、《求是》雜誌研究員黃葦釘在《南方都市報》的一篇長文《蘇共亡黨20年祭》的一個分題，可以作為上述討論的結論：「心中沒有人民必被人民拋棄」。對於蘇共這個老大哥的頃刻垮臺，20年來中共一直在研究原因，軍備競賽拖垮經濟，西方的意識形態滲透、顛覆，戈爾巴喬夫等人的錯誤改革政策等等，以前都被認為是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但以黃葦釘為代表的一派官方學者，則一直認為，民主缺失、個人專斷、被人民拋棄，才是蘇共的致命傷。而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建黨90週年大會的講話中136次提到「人民」，最近，官方喉舌將「以人為本」的執政演繹出「人民至上」的口號來看，高層至少部分認同了黃葦釘一派的觀點。
在利比亞問題上，卡扎菲的下場再度顯示民心向背的重要，內地網民對他面對北約轟炸，訴諸民族主義仍不得自保的評價是，「平時魚肉百姓，戰時還奢望利用百姓，很傻很天真」，「在這種國破家亡的關鍵時刻，連民族主義都失去了作用，該是一種怎樣的悲哀呢？！」
中國對利比亞反對派的前倨後恭態度一度令外交顯得被動，現在這一幕有可能又會在敘利亞重演，就在歐美各國加強對敘國政府施壓之際，中國新大使張迅8月28日卻向敘國總統巴沙爾呈遞了國書，顯示北京雖在內政上認識到「人民至上」的重要性，但在外交上仍堅持「不干涉內政」的政策。
與此相對應的，則是8月27日一百多位體制內改革派精英在北京召開座談會指出，30年前，中共黨內進行了一場思想解放運動，對「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提出了批評；但30年後的今天，黨內思想受到禁錮，黨內民主嚴重倒退。據香港媒體報導，這次座談會由《胡耀邦研究網》、《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誌、《南方週末》聯合主辦，圍繞中共《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30週年展開討論，40多位各界專家學者作了主題發言。
已故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在會上指出，30年前的決議，自我批評還是不夠的。決議批判否定的「文革」底線不能突破。他說，近來有人想利用「文革」、再搞「文革」，違背胡錦濤講話精神。黨內的極左，個人凌駕於中央之上。為什麼「民主集中制」，民主總是弱勢，集中總是強勢？！胡德平說，只有封閉的社會才感覺自己什麼都好，開放社會才知道這兒那兒不如人。孤立於世界有什麼好？林彪曾說，什麼是政權，就是鎮壓之權，當時大家還叫好！黨性必須統一於人民性。胡德平質問，現在有些人謀權求官，到了雇凶殺人的地步，「難道不是執政黨的問題？」張愛萍將軍之子張勝發言說，權力失去制衡，必然導致腐敗。陳有西律師指出，權力黑社會化危害國家，公權力撒謊惡化國民道德。
中國政法大學原校長江平說，兩個謬論要狠批，一是穩定壓倒一切論，有違法治；二是中國國情論，過分強調了特殊性，把人類共同的理念給忽略了。前《人民日報》評論員馬立誠強調，如果縱容毛左，國家將有大難。唱紅是違背科學發展觀，民主和自由不可阻擋，經濟發展不能解決執政合法性，不要自欺欺人。
中國近現代著名的愛國主義者和民主主義教育家、原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黃炎培之子黃方毅發言說，當年共產黨向國民黨提議案，要求結束黨治，實行憲政。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王佔陽指出，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理論，談民主憲政比延安時期差遠了。據傳系中共第五代智囊的張木生在會上說，改革開放最大錯誤，明明搞資本主義，卻不敢告訴人民。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高尚全指出，不解決政府主導還是市場主導，改革是空話。中國駐瑞典哥德堡原總領事提到，現在在火山上，有錢人往外跑。著名法學家郭道暉說，黨的執政地位到了最危險時刻，要再次解放思想，進行大討論。
中國社科院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於建嶸發言說，國家是誰的國家？是人民的。國家基本制度該不該改革，黨連自己的法治都不遵守，人民怎麼辦？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李楯教授則說，改革早已停滯，國家沒有前途。中共中央黨校教授王長江指出，悲哀在於聲稱要長期執政，實際上沒人有這想法。……
外界評論，這次會議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並沒有突破「一黨專制」的框框。
香港《開放》雜誌總編輯金鐘指出，「他們這次會議強調這個東西，強調維護黨、改善黨，而不是說要改變這個一黨制，說明瞭這個會議的保守性。它還是反映了不敢講話，還是有框框。」實際上，所有的問題面臨的還是一個基本的人權問題、言論自由問題，也就是說，一黨專制的這個框架，無論在處理什麼問題的時候，都必須首先要觸動。
此時此刻，令人特別懷念埋葬臺灣黨權世襲的偉人——臺灣總統蔣經國。
偉人不是毫無私慾、毫無缺點的完人，不是影響巨大、粉絲眾多的強人，不是一人雄起、萬眾雌伏的獨夫，更不是搞得舉國若狂、民不聊生的禍害。真正的偉人，必有定國、安民之業，有澤被後世之功。
1970年蔣經國上臺時，臺灣人均產值300美元，1988年蔣經國去世，臺灣人均6000美元。1979年大陸改革開放人均300美元，到2007年人均才2000美元。在蔣經國離世一二十幾年之後，他卻成了海峽兩岸為大多數人所公認的歷史偉人。臺灣總統馬英九在蔣經國逝世15週年的時候寫過一篇追思文章，文中說：「15年來，在‘誰對臺灣貢獻最大?’的民調中，蔣經國始終高居第一。」
蔣經國的不同凡響之處，在於他敢想敢做，有承擔歷史責任的勇氣，更有推動社會進步的能力。蔣經國則是臺灣黨權世襲的終結者，是臺灣民主政治奠基人。
1984年，74歲高齡的蔣經國再度當選連任總統。蔣經國在古稀之年，竟勇敢地走上了眾人都沒想到的一條新路，在他身上有許多優良品質，但最重要的是他有承擔歷史責任的勇氣。1986年3月，蔣經國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組」研究政治體制改革問題。9月，蔣經國表示將要解除實行38年的戒嚴令，並開放黨禁，開放報禁。此言一出，令島內民運人士迫不及待地於9月28日集會，民主進步黨成立。情治部門立即呈上反動分子名單，蔣經國未批，他淡淡地說道：「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什麼時候不去用它。」
10月7日，蔣經國接見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Graham女士時，告知臺灣「將解除戒嚴、開放組黨」。10月10日，蔣經國在「雙十節」發表要對歷史、對10億同胞、對全體華僑負責的講話後，指示修訂「人民團體組織法」、「選舉罷免法」、「國家安全法」，開啟臺灣民主憲政之門。
馬英九在聽到蔣經國親口說要開放黨禁、報禁時，當即被一股「我們正在創造歷史」的電流擊中，但國民黨要人則紛紛質疑，「國策顧問」瀋昌煥說：「這樣可能會使我們的黨將來失去政權！」，蔣經國卻淡淡地回答：「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聲音不大，語氣輕微，但這一句話，分明如同萬鈞雷霆，振聾發聵。
這些只是為臺灣結束黨權世襲提供了法律、理論基礎，蔣經國實施的軍隊非黨化、取消學生三民主義的政治考試、剝離政府部門的專職黨職人員等措施，則是結束黨權世襲的實際行動。1986年9月28日，民進黨成立，結束了國民黨長期一黨獨大的局面。1988年1月13日，因心臟病逝世。而他所開創的歷史性變革以巨大的慣性繼續向前：1991年4月，臺灣「國民大會臨時會」召開，制訂「憲法增修條文」，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1992年5月，「陰謀內亂罪」和「言論內亂罪」被廢止；1994年，臺灣「省長」直選，讓臺灣公民每人一票選舉「省長」；1996年，臺灣舉行有史以來的第一次「總統」民選；2008年6月，臺灣掃除黨禁最後一道障礙，臺灣廢除共產黨黨禁,臺灣的民眾，即日起，可公開籌組以支持共產主義為目的的政黨。
馬英九在《懷念蔣經國先生》一文中對蔣經國的評價也許最為平正：「我們可以說經國先生是一位威權時代的開明領袖，他一方面振興經濟、厚植國力，一方面親手啟動終結威權時代的政治工程。我們崇敬他，就因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歷練乃至意識形態的侷限，務實肆應變局，進而開創新局，在這個意義上，他的身影，不僅不曾褪色，反而歷久彌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