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先生
老邱44歲，從來沒有出過國。2002年他出差，從青島飛回北京，飛機在高空遇到猛烈氣流，翅膀亂顫，急速下墜幾百米，這讓他患上了飛行恐懼症，心想，怎麼能把命交給這麼一坨兒鋼鐵。自那以後，他再沒有坐過飛機，他愛上自駕游，開著吉普跑遍了新疆、西藏。他的老同學早年移居日本，總讓他去日本玩，老邱說他喜歡日本，那裡的生活精緻細膩。他打聽去日本的船票，坐著郵輪置身大海好像比飛機更安全。他還喜歡足球，從1984年看過拉什的比賽之後，就是利物浦隊的忠實球迷。「英國可能有很美的鄉村景色吧。」他說，「不過，我還是害怕坐飛機，也許我能克服我的恐懼，真到有一天，有什麼特別吸引我的事情讓我非坐飛機不可，我估計我也能克服。」
老邱在2010年春天坐京九線火車前往香港，此行目的是在香港開一個戶頭。之前，他的一位朋友剛剛辦理了香港移民，兩人聊天，促發了老邱移民的念頭。加拿大、澳大利亞這些需要坐飛機的地方暫時不予考慮，香港既然坐火車就能到，那就先去香港吧。辦理此事的第一步是找一個靠譜的中介，由中介再介紹一家地下錢莊，老邱在香港開戶，回到大陸，往地下錢莊的一個大陸戶頭打人民幣，地下錢莊同時往他的香港戶頭打港幣，交易完畢，地下錢莊的大陸戶頭立刻註銷，服務優良，收費合理，地下錢莊這樣的乾坤大挪移每天都在進行。老邱趕上了一趟末班車，當時香港法律規定，在香港辦理投資移民需要650萬港元，可投資金融債券或房地產。很快，門檻就上升到1000萬港元，不得投資房地產，必須買金融債券。老邱在北京有三處房產，賣掉一處，去香港買了一個40多平方米的單位。第二次去香港，就是去看樓，然後去律師樓簽署文件。這個小小的辦公間，買賣合同的文件足有10厘米厚，一共73份，前71份文件記錄著這塊地從1893年以來的歷次產權變遷，老邱要簽署的是第72份，第73份是所有文件的清單。「我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買賣參與到了歷史當中，我看著合同裡寫著999年的許可權，999年我不知道是什麼概念，但那厚厚一沓文件記錄的是100多年以來的產權，這讓你非常踏實。」簽約之後，老邱很快得到200萬港元的租金收入，這個小單位他用不上，委託物業出租，租約7年。老邱喜歡香港的熱鬧繁華，那是有秩序的熱鬧繁華，這個長期租約帶來的收入，讓他移民香港的成本降低了30%。第三次去香港，是去入境處領取臨時身份證，這個身份證要到7年之後才能換成香港的永久居留證件，到那時才可領取香港護照。老邱說：「到入境處是我第一次和香港警察打交道，一個小時就辦完手續，領到了身份證，之前我去咱們的出入境管理局，給我老婆、孩子辦港澳通行證，就要去兩次，我以為我能給我老婆代辦通行證，到那裡又被告知不可以，總之，我原來和政府部門打交道，一直做好的心理準備就是去一次未必能辦成事，至少要去兩次才明白。」很快，老邱第四次去香港，拿到了房產證。
老邱一家人可以隨時去香港了，但他們的生活沒有發生任何變化。「這就像是買了一份保險，好像也沒什麼用，沒準你還會罵，賣保險的人都是騙子，可你沒一份保險還真不踏實。」老邱並不打算讓兒子去香港上學，他參觀各種國外教育展，想把兒子送美國去讀高中。兩年前，他給兒子辦「小升初」，給北京海淀區三所中學的三個中間人各送出5萬元現金：「現在誰還送禮啊，都是送現金最方便，送出去之後，沒有人能保證說收了你的錢就能辦成，辦不成也不會退給你。」最終還是辦成了一個，會吹小號的兒子以特長生身份進入了一所好中學，然後是分班，快班、慢班、實驗班的名號把學生分出了等級。那些快班的學生說：「老師，您留的作業太少了，我們不夠。」老邱在家長會上聽到老師這樣吹噓，不免疑惑，學生不愛寫作業，這幾乎是天性，違背天性的事拿來鼓吹，好像是教育的常態。但讓他下決心把孩子送走，是因為一次籃球賽。「有一回，我們幾個家長帶著各自的兒子聚會，一起打了場三對三籃球，結果這幫孩子的身體還不如我們這幾個40多歲的人，跑不動。這一下我覺得壞了，學習好不好，在慢班還是快班，我可以忽視，但天天寫作業，沒時間玩，沒時間鍛練身體，我覺得太可怕了。我們小時候每天都能踢一場足球，每天都有時間玩。」那時老邱轉了幾個教育展，確定了一所美國的高中，每年的學費加生活費是5萬美元左右。「不去看教育展還好，去看了，就會被傳染，就會陷入一種集體無意識狀態。來諮詢的人摩肩接踵，好像每個家庭都要把孩子送到國外去讀書，不送出去就不行似的。我想讓我的孩子在一個沒有那麼強烈的等級觀念、沒有什麼競爭壓力的環境下讀書。」
老邱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在中關村做生意，遵循遊戲規則，沒用幾年就成為一個資產千萬級別的小業主。他說：「我覺得，賺到錢只是我運氣好，這錢來得快，我擔心它去得也快，所以我該捐款就捐款，該給員工的保障都給，讓大家都過得好一點兒。可那種不安全感始終伴隨著我，咱們的稅收制度設計得非常了不起，不查你，你沒問題，一查你，你就有問題，你在政治上如果有什麼吁求，他從經濟上就能查出你的馬腳」。
劉太太和羅太太
劉太太的先生在一家國有投資銀行工作，那裡的僱員分成兩類：「一類是我先生這樣的，天天忙業務，另一類人不忙，就在公司裡坐著，但有他們在，公司才會有業務。」我見到劉太太那天晚上，她和剛從英國回來探親的羅太太在北京藍色港灣一家酒吧閒聊，兩位太太坐在一起，說的話又瑣碎又家常。
羅太太結婚那年已經34歲，她的丈夫是一個美國人，兩人的手續要在民政部門的涉外婚姻登記處完成。登記那天，婚姻登記處的工作人員問羅女士：「這是你第一次結婚嗎？」得到肯定的答覆之後，工作人員感嘆一句：「這麼大歲數還能找個外國人，還找了個不錯的呀。」羅女士說她當時腦子短路了，心想，是啊，30多歲了還能找到個不錯的。隨即意識到，這句話中所包含的羞辱的意味。羅太太的閨蜜那一天和她一起去辦結婚登記，閨蜜的那位美國丈夫年紀稍大，工作人員問：「你和他結婚，你家裡人知道嗎？你父母同意嗎？」這位閨蜜已經30歲，不知道登記處的大姐為什麼要這樣問。羅太太帶著一袋子喜糖，本想著辦完登記手續，給工作人員送點兒喜糖，可幾句問話之後，她那位略懂一點兒中文的美國丈夫對她說：「不要給他們糖，這袋糖我們帶回去。」手續辦完，羅太太及其閨蜜，連同她們的美國丈夫，兩對新人在婚姻登記處門口合影，羅太太手中拎著那包沒有送出去的喜糖。
說起8年前婚姻登記處的那一幕，羅太太問：「你說，哪種邏輯是正常的？婚姻登記處那幾位大姐，她們以為嫁給一個外國人，就跟撿到個便宜似的，她們的處世邏輯是不是我們這個社會的常規思維？是正常的想法？我們遇到自己合適的人，去登記結婚，覺得被羞辱了一番似的，我們是不是太脆弱、太敏感了？我們的邏輯是不是不正常啊？生活在中國，很多事情都變成這樣，原本我們是正常的，結果變成不正常的；原本那些不正常的處世哲學，反而是社會的主流，這是讓人彆扭的地方。」
羅太太的孩子現在都7歲了，一家三口去年移民去了英國，這次是羅太太自己回國來玩。羅太太、劉太太湊在一起，說起孩子就有沒完沒了的話。羅太太說，到了倫敦，第一件事是給孩子找寄宿制學校，倫敦頂級的一個女子學校，校園裡有宿舍，有湖水，常年和伊頓公學聯誼，每年都有相當比例的學生進入牛津、劍橋，一年的學費是3.3萬英鎊。劉太太聽了就說，哎呀，我剛打聽了北京一所私立中學，初中每年的學費是24萬元，高中每年是27萬元，這還不包括食宿，每天還是要回家吃飯，這樣一算，你在北京上一所好的私立中學，還不如送孩子去倫敦上一所頂級的寄宿學校呢。她接著算賬：「你在日本，吃一碗拉麵，最便宜的500日元，配料最多、最貴的是1200日元，這都是那種純手工、不加任何添加劑的好拉麵啊，你再看看那個味千拉麵的價格。在北京買房子，或者享受別的什麼服務，那價格跟在國外差不了多少，所以，搬到國外去生活，成本上不一定高，可享受到的東西絕對要好很多。」
羅太太的孩子出生時，辦了一本中國護照，母親是中國人，自然可以辦理中國護照，可父親是美國人，又去美國大使館給孩子領了一本美國護照，儘管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這一說，但小傢伙有兩本護照——那本空白的美國護照在中國沒什麼用，要想拿著它走出中國，必須去補辦一張旅遊證件，可這本美國護照在世界上其他地方都能用，這就是身份的弔詭處。劉太太對這些早有研究，她懷上第二個孩子的時候，曾經詳細探討過這種可能——把孩子生在美國，讓他領一本美國護照再回來。可隨即打聽到，父母雙方都是中國人，抱著一個拿了美國護照的孩子回來，在海關多半會被羞辱一番：孩子那個美國護照不予承認，還是要去辦個旅遊證才能入關。劉太太的一位閨蜜曾經遭遇這樣的麻煩，生了個孩子領了個美國護照，卻發現在中國生活，那護照還不如一個北京戶口好使，於是又去辦理北京戶口。戶籍管理者說，那邊註銷美國護照，這邊才能上北京戶口，她去把美國護照註銷了，可這邊的北京戶口還沒能辦好。劉太太是上海人，在北京生活，生孩子辦理准生證等手續都要跑回上海原籍去辦，戶口這些事本來就夠麻煩，不願意再加上護照這個更麻煩的事情，所以踏踏實實把第二個孩子在祖國大陸生下來，一兒一女，按部就班地開始辦理移民香港的手續。說起孩子的身份問題，羅太太那邊又燃起怒火：「我懷孕的時候，就為我們家孩子的身份操心。我去出入境管理局諮詢，到諮詢處我就說，我和一個美國人結了婚，現在我懷孕了。那位警官沒等我說完，就來了一句，你懷孕了去醫院啊，找我們幹嘛？我當時就急了，破口大罵。你說，我也是受過良好教育的良家婦女，只要跟咱們的政府部門、物業等服務部門打一回交道，我就能變成一個潑婦，這太他媽神奇了。」
劉太太的大女兒在北京一家俬立幼兒園上學，每年學費8萬多元，排隊等著入園的孩子有100多位。幼兒園有一點點宗教背景，不接受贊助費，有班車，孩子穿成本10元左右的校服，避免任何生活條件的攀比。劉太太考察過好幾家幼兒園，有些幼兒園硬體條件更為出色，但她害怕自己的閨女在那裡呆上兩年，就會變成一個「潑婦」。進了現在這個幼兒園，劉太太又擔心自己的孩子未來和「主流社會」接不上軌：「現在這個幼兒園，總教育孩子，快樂是做正確事情的結果，快樂是要幫助別人。可有一次，我帶著她在我們家樓下玩轉椅，她抱的皮球掉了，她就去揀皮球，回來發現自己的座位被別人佔了。這時候，旁邊一個小孩子的皮球也掉了，那個小孩子的奶奶就佔住座位說，你去揀球，奶奶給你佔著座兒。我就不願意以後我的孩子要去跟別人搶座兒，我還得給他佔座兒。我寧願把他送到英國去。我也不指望他能上牛津、劍橋，我就是希望他能回到我小時候那樣子——上下學自己去，走幾條馬路就到學校，遇見陌生人也不害怕，不用家長去接，路上沒那麼多汽車，汽車知道避讓行人，不用給老師送禮拍馬屁，就這麼簡單。」
說話間，羅太太去了趟洗手間又轉了回來，打量一下酒吧裡消遣的一幫中年男子，小聲說道：「聽說現在國內又流行紅酒加牛奶了？這種喝法真是新鮮啊，你要是在英國，聽說國內流行紅酒加牛奶，一定覺得這事情好笑，可你要是在國內，邊上真有人喝紅酒加牛奶，你就有點兒抓狂。所以咱們還是保持一點兒距離好，你說是不是？」我說：「是啊，可我真沒聽說哪裡流行紅酒加牛奶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