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中旬，當美國年輕人發起「佔領華爾街」之時，有相當多人嗤之以鼻，認為這不過是一場鬧劇。理由是整場運動（他們還說，如果可以稱為運動的話）完全採取後結構主義的示威方式：無組織、無主打議題、無領導者、無政綱，所以，在嘉年華式的打打鬧鬧之後，最終也無法改變任何現實。筆者身邊不乏輕視「佔領華爾街」的學界朋友，其中一位當時還拿《經濟學人》的某篇評論佐證，認為這場運動連茶黨也不如。不過，日前這位朋友卻說準備響應FB上的號召，去某個鄰近城市參加類似的佔領活動。聽罷，我於是只好聳聳肩。的確，對於輕視者而言，社會運動的發展總是比他們的理解來得更快。
其實，從一開始，即使在美國國內，不但主流媒體，甚至傳統左派都沒有吝嗇過他們對「佔領華爾街」的炮火，認為他們沒有具體的目標與訴求。但這些對社會運動老套的分析框架現在已經證明欠缺解析能力，在這樣的一個網路時代，真正沒有市場的是社會運動的舊式思維。反而那個沒有具體訴求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卻越滾越大，甚至蔓延到其它國家與地區。
「佔領華爾街」確實沒有很具體的政策訴求，但能吸引這麼多人參與，又怎麼可能是完全沒有觸動民眾的宏大主題呢？整個運動能到現在這個規模，它無疑是呼應了很多人的心聲，並且這些是美國人和其它國家人民的共同心聲。
這裡面起碼有三大主題是相當清晰的：一是極端的貧富不均。看一看世界幾大主要經濟體的基尼係數，尤其是最近十年的變化趨勢，恐怕沒有多少可以置身事外；二是2008年金融風暴以來，以美國為首的各國政府對金融機構的支持遠大於對普羅百姓的援助，例如美國的救市資金被作為花紅分給了金融高管，但弱勢群體卻因為財赤壓力而被削減福利開支，這無論如何不可以稱為公正；三是一直喊著要改革金融市場，但三年以來卻沒有任何實質的進展。金融專家們總在威脅，如果沒有他們的融資，大家會更難活下去。
金融精英們應該看到的是，學界並不同意他們的觀點，連經濟學家斯蒂格裡茨也在「佔領華爾街」挺身而出，他說「金融市場的功能應該是配置資本和管理風險，但現在卻錯配資金並導致風險……這是一種扭曲了的經濟，與之共存將無法再取得經濟增長，更無法建設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
其實，羅列數據與資料在這樣的討論中似乎有點多餘，因為「佔領華爾街」最大的意義在於講出問題，而不是提出解決方案。誠然，帶來變革需要持久的社會運動，入冬之後「佔領華爾街」恐怕也無法走得太遠，不過「嘉華年」式的運動的使命可能已經接近完成憤怒的年輕人需要做的，是點燃這把怒火，然後讓各種智庫、工會甚至政黨接棒，用這股氣勢推動後面的政治變革與政策改革。
這種形式的抗爭行為有一定的意義，因為在這個網路治理的世紀，沒有權威才是最大的權威。眾怒難犯，在資訊發達、組織無法再一手遮天的網路時代，更加如此。從政策過程的角度看，哪怕是快樂抗爭，只要政策議題一旦形成，就會有各種組織去詮釋其政策含義，然後整場運動對政策甚至政治的影響將無可避免。
很多年之後，「佔領華爾街」究竟是一場影響深遠的社會運動，還是它只不過是某個激動人心的歷史瞬間，現在還未能下判語。不過，幾乎可以肯定的是，「佔領華爾街」和之前大半年以來在北非和歐洲發生過的那些與年輕人，或者說與青春有關的事件，將一起使2011這一年被歷史記住，一如1968年現在仍被很多人記得一樣。這一年，世界多國的年輕人都飽受就業之苦，這一年年輕人都被人輕視，缺乏話語權。但值得記住的是，從1932年的胡佛、1968年的戴高樂到今年在北非的那些獨裁者，曾經有意或無意輕視年輕人的憤怒的政權，沒有一個不受到歷史的懲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