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次接觸「知識青年」這個概念，緣自葉辛的小說《蹉跎歲月》。這本書是我剛工作那年，到高密鄉下去，身為教師的三姨夫送我的。故事的主角是上海知青柯碧舟和杜見春，他們到貴州插隊落戶所經歷的艱苦的生活、勞動和情感歷程。葉辛的語言很平白，宛如家常，娓娓道來。恰如那個時代的人，思想相對單純。
我曾經以為建政後的三十年，雖然有過貧困和武鬥，但是一個充滿理想和激情、沒有貪污和腐敗的時代。因此，當我偶爾從影視錄像中看到紅衛兵武鬥的鏡頭，我只覺得好笑;當我看到《潘金蓮之前生今世》中，豬一般的院長壓在王祖賢的身上，我認為這些港臺片在醜化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制度;當我看到《天浴》中李小璐為了回城，不惜忍受男人們一再玩弄，我認為這是投靠西方的陳沖編造導演的謊言。直到後來，我瞭解的越來越多，才發現這一切都是真實而普遍的。
毛澤東說：「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麼做標準呢?拿什麼去辨別他呢? 只有一個標準，就是看他願意不願意、並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毛澤東為何發動「上山下鄉」運動? 可以從三個方面解釋：改造思想，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安置紅衛兵，解決無業青年就業問題；開發農村和邊疆地區。
在那個紅太陽一言九鼎的年代，無論是自願還是被迫，從50年代到70年代末，共約1700萬知識青年參加了「上山下鄉」運動。其中，最集中的是所謂的「老三屆」，即1966、1967和1968年畢業的初、高中生。那是一件無上光榮的事情，拿時髦的話講，「投入了轟轟烈烈的上山下鄉運動。」
上山下鄉的雖然都是學生，但是五花八門，什麼人都有。例如，柯碧舟是「黑五類」子女，而杜見春出身高幹家庭。而我最感怪異的是都梁在《血色浪漫》中描述的「北京頑主」這一特殊群體。農民怎麼看下鄉的知青?《血色浪漫》說得好：「他實在鬧不清這些知青娃咋好好的京城不呆，到石川村幹嗎來了。」至於知青給當地農民帶來的影響，書中說「咱石川村就這點地，養不活這麼多人口呀，這不，又添了十張嘴……」
這不是小說虛構的情節。葉辛回憶剛到貴州下鄉時，當地的農民就提出這樣的問題：「你們上海是不是糧食不夠吃?要跑這麼遠的路來我們這裡爭糧?我們寨子上的口糧已經很緊張了。」(《論中國大地上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社會科學》2006年第5期)
除了生活和勞動的艱辛，許多知青遭受了殘酷的折磨，血淋淋的事實觸目驚心。雲南生產建設兵團司令員江洪洲在一次講話中提到：「據不完全統計，前一段時間，兵團各單位捆綁吊打知青1000多人，被姦污女知青200多人。……六營三連指導員左國生，長期姦污一上海女知青，另一個男知青唐潔新試圖揭發，被扣上‘反軍亂軍’帽子，瘋狂報復。」(鄧賢《中國知青夢》摘引自雲南省知青工作簡報，轉引自《論中國大地上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國務院、中央軍委曾專門下發了(1973)104號文件：黑龍江建設兵團16團團長黃硯田、團參謀長的李耀東姦污、猥褻女知青達數十人，有的被黃姦污以後，又被李姦污。兩人均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另一個讓我震驚的事實是：「走後門」的不正之風發端於文革期間，而不是改革開放時期!「三大招」(招兵、招工、招生)出現了普遍的走後門現象。事情到了極其嚴重的程度，中共中央為此發出《關於杜絕高等學校招生工作中「開後門」現象的通知》。
「反後門風愈演愈烈，到了無孔不入的地步。在知識青年們的心目中，黨和政府的威信急劇下降，腐敗現象也由此開始公開，哪個再用豪言壯語說什麼扎根、消滅三大差別之類的話，就會遭到公開的嘲笑和謾罵……」(《論中國大地上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蔣巍在他的報告文學作品《驀然回首》中寫道：「從1971年開始，一些被‘三結合’進革命委員會的老革命興高采烈開始執掌‘一把手’的權柄，他們的子女隨即興高采烈扑打著翅膀紛紛從鄉間飛走了。黨的威信在人民和青年中間的急劇下降就是從這時開始的，引起廣泛不滿的腐敗現象也由此發端。千百萬知青大軍彷彿一下子清醒過來，原來如此啊一一軍心從此渙散，理想從此崩潰，虛幻的反修大業失去了迷彩……」
毛澤東顯然對這一情況有一定程度的瞭解。他覆信給「告御狀」的李慶霖，提到：「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但是，他又說：「開後門來的也有好人，從前門來的也有壞人。」毛澤東無力解決腐敗問題。
在《血色浪漫》中，鄭桐為了上大學給村支書常貴送禮。袁軍的爸爸是部隊高幹，「一個電話過去找軍長，(參軍的)事就成了」。另一個高幹子女鐘躍民插隊到陝北，憑藉爸爸的老部下找關係入了伍。在《蹉跎歲月》中，蘇道誠為了回城給大隊革委會主任左定法送禮。左定法橫行鄉里，曾試圖強姦女知青杜見春。常貴則剋扣知青的口糧。
既然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為什麼不讓知青接受工人階級的教育，而非要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上山下鄉運動造成了許多問題，導致了「四個不滿意」：知青不滿意，百姓不滿意，家長不滿意，國家不滿意。」西雙版納的知青發生了進京請願事件和絕食事件。最終，知青們如潮水般返城，運動草草收場。
幾千萬年輕人的青春被荒廢，無數家庭被拆散。儘管一些知青立業成名，但更多的人失去了系統受教育的機會，在九十年代的下崗潮中更是首當其衝。對國家而言，耽誤了整整一代人，人才出現了斷代。至於知青對農村的貢獻非常有限，基本沒有發揮文化知識的作用。
「知青的生活幸福感比非知青要低。經歷了‘上山下鄉’磨煉(有的是折磨)之後,打斷了他們正常的發展道路,如果返城後沒有獲得較好的社會地位,他們的生活機會將會更加坎坷,這正是導致知青比非知青生活幸福感低的重要原因。」(王甫勤《「上山下鄉」與知識青年的階層分化及生活幸福感研究》，《南京社會科學》2011年第2期)
後來重聚的老知青們常常打出「青春無悔」的旗號，那只是他們對歲月老去、對命運無可奈何的感慨。如果歷史可以重來，他們還會再走一次上山下鄉之路嗎?他們虛幻了一段歷史的美麗瞬間，連帶著虛幻了一個領袖的神話。
葉辛在《蹉跎歲月》中塑造的最難忘的形象是邵玉蓉——一個美麗、善良、純潔、勇敢的鄉下姑娘。讀者問葉辛：你書裡的人物，我幾乎都能在自己的身邊找到，惟獨你寫的好人，我怎麼沒有遇到呢?(《蹉跎歲月》後記)我理解葉辛，但我想說的是：現實比小說更殘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