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財政部高官針對國內外輿論普遍詬病「中國維穩預算」超過軍費，走向「警察國家」的事實聲稱，「中國公共安全支出，涵蓋了公共衛生、公共交通、建築安全等諸多領域，根本沒有‘維穩’這一項。」北京這位高官，竟自說自話，以為偷換概念就可以改變事物的本質。北京如此蔑視民眾智商，以財政支出沒有「維穩」立項，掩耳盜鈴地否定當今中國「天價維穩」這一基本事實，再次令社會輿論大跌眼鏡。
維穩觸角伸上每個角落
目前，中國大江南北隨時、隨處都在爆發「無直接利益衝突」，不少參與群體事件的民眾，本身並沒有直接利益訴求，而是因曾經遭受過制度性的不公平對待，長期積累下憤世不滿，藉機宣泄，以至於「爆炸聲音」與群體事件遍地開花，社會穩定難以控制。當政者為了應對這一局面，維穩功夫從中央到地方，從中南海到居委會，監控滿街，警察遍地，每個特警的現代化裝備都價值連城，維穩觸角伸上每個角落。如此巨大的政府財政開支，竟被財政高官「此地無銀三百兩」地說成「子虛烏有」。
今春，根據政府公布的預算案披露，2001年公共安全開支為6,244億元，比國防預算的6,011億元還多，增幅為21.5%，亦比國防預算的12.7%增幅高得多。此據8月3日財政部官網公布的《2010年全國公共財政支出基本情況》顯示，公共安全支出為5517.7億元，比上年增長16.3%，佔全國財政支出的6.1%。而國防支出為5333.37億元，比上年增長7.7%，佔全國財政支出的5.9%。顯然，2010年政府用於公共安全支出已超過軍費的數額。這已是無法改變的事實。然而，在此報告中的「公共安全支出」表明，主要用於公檢法司等政法機關人員經費、日常運行公用經費、辦案（業務）經費、業務裝備經費和基礎設施建設經費；推進政法經費保障體制改革，不斷提高保障水平；用於武警部隊支出；加強防災減災和災害應急救援體系建設，維護公共安全和社會穩定。由此可見，此報告中並未指明如今財政部有關負責人所稱的，公共安全支出涵蓋了公共衛生、公共交通、建築安全等諸多領域。
「天價維穩」陷入「怪圈」
2009年，清華大學社會學系舉行了首屆「清華社會發展論壇」，社會發展研究課題組在會上發布了《以利益表達制度化實現社會的長治久安》報告。該報告稱：「近些年來，我們實際上已經陷入‘維穩的怪圈’：各級政府將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用於維穩，但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的數量非但沒減，反而不斷增加，在某種意義上已經陷入‘越維穩越不穩’的惡性循環。」新華網2010年6月9日轉載光明日報一篇題為《「天價維穩」的無底洞有多深？》文章，援引《社會科學報》文章指出，「2009年以來，我國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發生了質的變化，由‘發展是第一要務’變成了‘發展是第一要務，維穩是第一責任’。」文章寫到，「權威數據顯示，2009年維穩財政預算執行情況令人震驚：全國內保費用達到5140億元，已接近軍費的數額，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達 47.5%。」該文還抨擊各地近年紛紛成立「維穩辦」、「綜合治理辦」、「應急辦公室」等機構，以致維穩經費猛增，並質疑「天價維穩」何時休？
記得去年北京「兩會」期間，北京投入安保力量就達70萬人。從2008年到2010年，河北省用於完善「護城河」工程和公安基礎設施累計投資有49.5億元。上海官方為辦一個「世博維穩」，就荷槍實彈，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特警林立，且調動的保安人員多達86萬，人群中便衣與線民鋪天蓋地。
以上官媒公開的數據、報告與文章，都可以與龐大的維穩財政開支相互印證。這些年來，「天價維穩」一直成為國內外媒體輿論譴責的話題，大量聚焦民憤民怒。納稅人不斷抗議如此建立在高維穩成本之上的政府，竟用民眾的血汗錢打壓民間維權。
「警察國家」不是望風捕影
按理說，現代國家的基本制度本身已充分具備了維穩功能。即現代媒體制度確保了媒體信息發布的公信力，現代司法制度保障了司法權威和最後仲裁的地位，人代制度則維護了民意的正常表達和對權力的監督與制約，成熟的公民社會成為公權與私權溝通與協調的橋樑等等。只要這些機關、機構、部門和民間組織與公民個人，按正常程序與渠道執法與維權，社會就可以穩定，就不需要上訪、截訪以及群體事件。
然而，當今中國由於制度不民主，社會失正義，導致民怨沸騰，群體事件不斷。當政者為了維護自身壟斷權力不受挑戰，不得不「天價維穩」，在其社會公共支出佔財政收入的20%裡，還有相當一部分被用於網路封鎖，控制輿情，城市監控。在薄熙來主政的紅色重慶，公權力竟耗資170 億在市內安裝了50萬個監控攝像頭，監控市民的日常活動，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監控城市，並以此來張揚「政績」。前不久，備受抨擊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刑訴法大修，公然認可國家公安、國安等偵查部門使用監視、竊聽等技術偵查手段，直接作為庭審證據使用。也就是說，今後，公權對私權的監視、竊聽取證將合法化。由此，必將導致監控、竊聽被公安、國安偵查部門隨意濫用，全體國民只能生活在被公權力隨時隨地的廣泛窺視之中，而且可以輕易被秘密拘押、失蹤而被藉口「無法通知」「有礙偵查」「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不履行「通知」義務。如今就連公民的第二代身份證內都要安裝晶元，用衛星定位來監控老百姓。由此可見，國內外輿論詬病中國走向「警察國家」，應該不是望風捕影的。
世界上「最昂貴的政府」
當今中國，如此大規模人力、物力和財力投入維穩，政府成本無節制的膨脹，而完全不顧百姓的承受力。當下，民眾都親身感受到，官方不僅把「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主要精力用於「天價維穩」，侵犯言論自由，封鎖網路信息，打壓異見人士、宗教信仰者和維權人士等，更用於好大喜功的政績工程、形象工程，黨務、黨慶、黨會議以及進行普天蓋地的宣傳「偉光正」和「紅色記憶」意識形態的費用。這筆被隱秘了的讓納稅人買單的天文數字開銷，不知又被列入了什麼項目，官方對此卻從來未予公開。這就難怪民眾對政府財政隱瞞的長期不滿。
以上種種開資，還僅僅是執政非正當成本的一部分。其實其非正當性開支，還要考慮行政決策失誤損失、政府投資失敗損失以及官員利用制度漏洞貪污腐敗浪費掉的部分。這一切費用加起來足以支持中國政府是世界上「最昂貴的政府」之說。由此以來，在財政收入總量固定的情況下，畸形膨脹的這些非正當開資，必然對公共產品的購買產生嚴重的排擠效應，導致科教文衛醫和社會保障等民生所需的公共資源匱乏，進而大大損害了全體國民的根本利益。
中國稅負痛苦指數名列前茅
最近，經濟學家郎咸平根據最新政府公布數據曝出中國稅收真相：中國整體經濟的公司利潤大約10個億，政府拿走7億多。他為此慨嘆「稅收負擔太沈重了。」而這稅收裡面，民營企業家、小商小販交稅佔80%，國企只佔20%。更加吃驚的是，小商小販擺攤交的稅比中石油、中石化等大型國企交的稅都多。而民營企業家、小商小販又解決了2億中國人的就業。
根據美國《福布斯》雜誌數據，中國大陸的稅負痛苦指數多年來始終名列世界前茅。當此之時，民間不堪重負，不斷發生著集體抗稅事件。今年10月26日、27日，浙江湖州織裡鎮發生大規模抗稅事件，數以萬計的民眾示威遊行，引發騷亂，導致當局出動數千名警察彈壓，最終數十人被拘捕，可謂較典型的一起。
現代社會的政府，本應依照民主原則與科學的規則使用公共財政資源，維護和發展國家和全體國民的利益，以體現社會公平與正義。然而，不幸的是，北京「天價維穩」這個不容置疑的事實，力證了我們的公權力正在反其道而行之，不斷盤剝民脂民膏，用於維繫官家霸權的單方面利益，執政成本高昂的令百姓承擔不起。記得前蘇聯紅色政權不顧人民疾苦，大量消耗財政資源用於對外軍事爭霸，對內維繫秘密警察和意識形態高壓統治，導致國民日趨貧窮，怨聲載道，最終結果是權力基礎全面崩盤，可謂前車之鑒。在當今社會，國家能否貫徹「以最少的執政成本耗費，來爭取最大惠及國民」的原則，是衡量一個政權是否真正來源於民，執政為民的試金石。由此可見，執政成本問題，實際上是一個涉及執政正當性的政治倫理問題。執政成本不為民所用，就是執政敗績。人類社會實踐證明，不少當政者，都是因為濫用、浪費執政成本導致執政敗績而最終被歷史拋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