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毛澤東對外部世界（中國共產黨轄區以外的）的非共產黨人士發表了兩次重要談話，一次是口頭的，一次是書面的。
口頭的談話是在1945年7月4日。這天黃炎培應毛澤東邀請，到楊家嶺（延安）毛住的窯洞裡敘話。當時抗日戰爭勝利在望，黃炎培站在歷史的高度，不無遠慮地說，我生60多年，耳聞的不說，親眼所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週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裡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因為歷史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也有，「人亡政熄」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跳出這週期律。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瞭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週期律的支配。
毛澤東對黃炎培這位著名的黨外人士回答道：「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熄’。」
以上這個著名的「窯洞對」，如今人們已經耳熟能詳。毛澤東回答黃炎培的話，應該說是至理。不過，這是回答黨外民主人士的話，這種回答外界人士的表白，在一定程度上也有點答記者問的意味，這些話是否由衷，是有待進一步考察的。
毛澤東書面的談話是1945年9月回答英國路透社駐重慶記者甘貝爾的。當時日本已經投降，國共兩黨正在重慶進行談判。甘貝爾趁毛澤東在重慶的機會，以書面形式提出了十二個問題，請毛回答。當然。毛澤東也以書面的形式給出了回答。毛澤東的書面談話，在1945年9月27日的《新華日報》發表，10天以後，即1945年10月8日，又在《解放日報》刊出。
甘貝爾提出的十二個問題中，第十問是：中共對「自由民主的中國」的概念及界說為何？第十一問是:在各黨派的聯合政府中，中共的建設方針及恢復方針如何？第十二問是：你贊成軍隊國家化，廢止私人擁有軍隊嗎？對這三個問題，毛澤東的書面回答如下：
「‘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們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按：即‘言論和表達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以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
「除了軍事與政治的民主改革外，中共將向政府提議，實行一個經濟與文化建設綱領。這個綱領的目的，主要是減輕人民負擔，改善人民生活，實行土地改革與工業化，獎勵私人企業（除了那些帶有壟斷性質的部門應由民主政府經營外），在平等互利的原則下，歡迎外人投資與發展國際貿易，推廣群眾教育。這一切也都是與孫中山先生的遺教相符的。
「我們完全贊成軍隊國家化與廢止私人軍隊，這兩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國家民主化。通常所說的‘共產黨軍隊’，按其實際乃是中國人民在戰爭中自願組織起來而僅僅服務於保衛祖國的軍隊，這是一種新型的軍隊，與過去中國一切屬於個人的舊式軍隊完全不同。它的民主性質為中國軍隊之真正國家化提供了可貴的經驗，足為中國其它軍隊改進的參考。」
上述毛澤東的談話也是至理，不僅是至理，還是「自由民主的中國」的正確方向。建設一個「自由民主的中國」是中國人民的願望，也是歷史發展進程中，與封建主義以及帝國主義統治徹底告別的歷史發展要求。「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這正是中國民主主義革命所追求的一種境界。日本侵略中國，使中國失去了追求這種境界的可能。在抗日戰爭取得勝利、中國人面臨重塑祖國的時刻，中國民主主義革命所追求的境界，在客觀上，恰是中國人民唯一正確的選擇。
毛澤東的書面談話，在《新華日報》和《解放日報》發表以後，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我們沒有收集到有關的資料。但是可以設想，這篇談話由於反映了人們的心聲，它肯定會在國統區的各界人士中，得到強烈的共鳴和支持。推而廣之，它也一定會在國際上，得到廣泛的同情和認同。毛澤東的這個書面談話，用現代人們喜歡用的詞來形容，那就是它特別「陽光」。
然而，上述書面談話，到底是不是反映了毛澤東思想的核心和要點呢？筆者以為不是，不僅不是，這個談話還可以說，和毛澤東的核心思想，完全是南轅北轍的。毛澤東思想的核心是奪取統治中國的政權，他最熱衷的是大搞階級鬥爭，他崇拜暴力，說「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在奪取政權以後，他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他自己來專政）。在具體做法上，毛澤東走的是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路線。在階級鬥爭中，毛澤東緊緊抓在手裡的是三個「法寶」，那就是一個黨，一隻軍隊和一個「統一戰線」。在奪取政權以後，毛澤東遵循歷史循環的血酬定律，是要「坐江山」的。在他坐江山當口，他不承認世界需要平等，他要壓迫「資產階級」（雖然資產階級已經不存在了，那不要緊，他指誰，誰就是）。他要進行「繼續革命」，繼續革命的要旨，就是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1949年建國以後，毛澤東走的是一條專制獨裁的復辟封建主義之路。這是不爭的事實，筆者已經在許多文章中進行了分析。事實表明，「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和毛澤東思想是完全風馬牛不相及的，和毛澤東的「革命」實踐是完全風馬牛不相及的。無論是在毛澤東的思想裡，還是在毛澤東的實踐中，三民主義，民有、民治、民享原則與四大自由，什麼時候有過應有的地位？
那麼，毛澤東又為什麼說這些言不由衷的、同他一貫主張根本不著邊際的話呢？因為，這是書面的「答記者問」。答記者問嘛，總要裝一裝的，即令毛澤東這樣的大政治家也不例外。毛澤東和各種騙人的政客一樣，也自覺地遵從「必須裝」的規律。不過，毛澤東和一般二三流的政客不同，一般二三流的政客，其權力和地位是無法和毛澤東相比的。以毛澤東的權勢和地位，他「裝」起來的欺騙性比一般二三流的政客要大得多。毛澤東玩的是大政治，他的欺世盜名，盜的是「自由民主的中國」之名，玩的是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的謊言，他欺的不僅僅是中國國民，而是全世界。毛澤東不是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大軍事家麼？對了，正是這種權勢熏天的大人物，一旦把他的痞氣貫注到大政治中，政治欺騙強姦歷史的後果，才會更加深刻、更加厲害。
四人幫垮臺以後，人們在重新認識毛澤東的時候，尤其是在討論毛澤東的「錯誤」的時候，鄧小平特別強調，不要把毛澤東的錯誤同他的個人品質聯繫起來。鄧小平的意思是要人們更多地關注思想路線、政治路線、政治體制等方面的大問題，這當然是有道理的。但是，具體到毛澤東本人，當你把他平等地放在芸芸眾生的一般人的地位進行觀察的時候，你會發現，他說一套、做一套的事情，他食言而肥、二三其德的事例，是不勝枚舉的。難道大人物、領袖人物，在接受歷史檢驗的時候，具有和普通人不一樣的「道德豁免權」嗎？難道「人人生而平等」，在遇到對領袖人物評價時，不適用麼？
為了說明毛澤東在政治上說一套做一套、食言而肥、二三其德的表現。這裡可以提供一個最一般的，但也是最普遍的例子。大家都知道，在延安整風的時候，毛澤東提出了一個政治批評方面的大原則，那就是「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當然，這八個字是古已有之的，毛澤東是古為今用的大師嘛，引用和強調一下，是不妨的）。「言者無罪」隨著毛澤東的引用，也成了他的至理名言。可是，在中國真的是「言者無罪」嗎？1955年，全國有兩千多言者戴上了「胡風分子」（等同於反革命）的帽子，被關進了監獄；1957年，五十五萬言者被打成右派，戴上了「右派份子」的帽子，受到了被專政的待遇；1959年以後，六百萬（一說是四百八十萬）言者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社會上抬不起頭來；文化大革命期間，文字獄遍及中國，其數量之多、規模之大，是中國歷代封建王朝之最，創下了世界性的最高是歷史記錄。「言者無罪」在成了毛澤東的至理名言之後，也同時成了他欺世的典型的謊言。毛澤東的偉大，尤其在於他要玩，就玩最大的。「言者無罪」就是中國最大的一個政治玩笑，「言者無罪」涮了全中國的知識份子。在毛澤東時代的政治生活中，黨內的高級領導人，無論是誰，只要和毛澤東有不同看法、不同意見、不同政見，只要稍有表現，輕則關監獄，重則掉腦袋，這難道不是鐵的事實嗎？
打的旗子是民主主義革命，而且還加了個「新」字，叫做新民主主義革命。然而，偌大個中國，連起碼的自由都沒有，何來民主？建國後不久，毛澤東就組織制定了所謂「總路線」，從此毛澤東復辟封建主義專制與獨裁的步伐，就大大提速，一直提到「萬壽無疆」。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有識之士，不僅看到了中國在經濟發展上的落後、在科技發展上的落後，還更深刻地看到了中國在政治文明方面的落後。政治文明方面的落後，表現在對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等普世價值觀的抵制，表現在政治改革的拖沓或止步不前，表現在對民主憲政的恐懼與拒絕。而政治文明方面的落後，由於具有不夠公平、公正、公開的特徵，由於潛規則的盛行，由於暗箱操作太多，尤其是由於權勢的能量遠遠大於監督的力量，恰恰製造了腐敗產生的土壤，成為腐敗產生的根源。當今的中國，腐敗已經滲透到了政治、經濟、教育、科技、文化等一切領域，特別是權力者的腐敗，不斷升級，越反越腐，大有野火燒不盡之勢。為什麼世風日下？為什麼浮躁之風盛行？為什麼潛規則大行其道？是因為政治文明落後，是因為政治體制有重大缺陷，是因為政治改革跟不上趟。
憂國憂民的人呼籲啟動政治改革。這些人裡，有的不是從現實中去找根據，而是想從毛澤東曾經說過的話裡去找根據。這樣，「窯洞對」被翻了出來，不斷出現在各種文章中，企圖證明，毛澤東早就主張民主，而我們現在，顯然沒有按老人家說的辦。毛澤東的答甘貝爾記者問進一步被翻了出來，企圖證明，毛澤東早就主張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國」，而現在我們應該趕快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以實現毛澤東早就提出的目標。
翻出毛澤東「至理名言」的人，如果不是誤會了，就是找錯了途徑，或者是被「拉大旗」的習慣所誤導。毛澤東1945年的兩次重要談話，雖是至理，但無誠心。這兩次重要談話完全是用來欺騙世人的。這兩次重要談話，在大學毛主席著作的毛澤東時代，不是徹底被邊緣化了嗎？筆者也曾認真地學習過老人家的著作，知道這兩次談話的內容，絕非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和要點。不過，這兩次談話被翻出來也好，這幫助我們更真切地看到了毛澤東的虛偽，在政治上，偉大領袖原來不是一個誠實的人。
今日中國在政治文明方面的落後，其實恰恰源於毛澤東對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等普世價值觀的否定。中國今日的政治權力的架構是毛澤東主持搭建的，中國今日政治體制的核心，是毛澤東留給中國的政治遺產。中國人如果——用臺灣時興的詞說——如果不和毛澤東進行切割，政治改革是萬難起步的。
（本篇作者無法查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