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幸福指數最高的當數宋代了。
宋代人的生活情調體現在日常生活中，譬如文人之間的行酒令。而後再由行酒令發展到「小詞」、「散曲」等。這是一種文人交往、酬客的小雅文化。從這些「小詞」、「散曲」中，我們可以窺見他們的日常生活。在這些文人的行酒令中，我們可以瞭解這種文化的小雅之處，即由「鬥酒」到「斗才」。斗來斗去，鬥出的是生活情調，是俗態中的風雅。不過，行酒也是有規矩的，不許任何人耍賴。為了防止耍賴，行酒之前必先請一位才色雙絕的藝妓擔任「錄事」，實為仲裁。先由酒客公推出一個起始執花者，唱一句詞，傳一次花。有的行酒者委託藝妓傳花，有的行酒者委託藝妓唱詞。藝妓無論受到何種委託，都要配以必要的誇張動作，現場演繹，以博得文人雅士的好感，增添行酒的氛圍。大型場合，藝妓不止一人，各有分工，穿梭於酒席之間。
宋代的行酒遊戲十分昌盛，上至君王，下到百姓，無人不會，無處沒有。就連老夫子司馬光也難免「輕辭麗句」：寶髻鬆鬆挽就，鉛華淡淡妝成。輕煙翠霧籠輕盈，飛絮游絲無定。相見爭如不見，有情何似無情。笙歌散後酒初醒，深院月斜人靜。
歐陽修《醉翁亭記》中的「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起座而喧嘩者，眾賓歡也。」就是行酒的盛況。據宋代邢居實《拊掌錄》記載，歐陽修與友人飲酒行令，要求每人作的兩句詩必須觸犯刑律，而且罪在徒刑以上。其中一人說：「持刀哄寡婦，下海劫人船。」另一人說：「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輪到歐陽修，他慢條斯理地說：「酒粘衫袖重，花壓帽檐偏。」眾人一聽，大惑不解，問他為何詩中沒有犯罪內容，他說：「到了這種時候，徒刑以上的罪也能犯下了！」足以見得，歐陽修推崇行酒遊戲，卻反對酗酒犯罪。
宋代人行酒令，委實狂熱，就連外國人也不放過。據明代潘塤《楮記室》記載：宋神宗元豐年間，高麗國派一位僧人到宋朝來，其人很聰明，能飲酒。朝廷派楊次公接待他。一天，兩人行酒令，約好要用兩個古人姓名，爭一件東西。僧人說：「古人有張良，有鄧禹，二人爭一傘，張良說是良(涼)傘，鄧禹說是禹 (雨)傘。」楊次公說：「古人有許由，有晁錯，二人爭一葫蘆，許由說是由(油)葫蘆，晁錯說是錯(醋)葫蘆。」
宋代文人飲酒行樂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形成了許多慢詞、小曲等，許多詞牌名在長期的行酒遊戲中固定下來，諸如「調笑令、天仙子、水調歌、荷葉杯、醉公子、南鄉子……」僅從這些詞牌名中，即可窺見宋代人的小資情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