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對於中國來說注定是波濤洶湧的一年。外媒認為今年中國這條船要換舵手是個很大的不穩定因素，比如美國《外交學者》1月8日發表一篇題為「2012年，北京當局面臨的12個挑戰」的文章，其中作為首要的挑戰就是「領導人更替」，其次才分別為經濟放緩、地方債務、房地產下跌、出口受阻、中西部發展、通脹率超高、資金外流增加、南海衝突等問題。
其中除「領導人更替」與「南海衝突」是個可以單列分析的因素，其餘大多互相之間有很強的關聯，而且直接影響到「經濟發展」，因此可以說有關經濟的所有問題共同構筑了一道硬門檻。
中國病在制度，高層換屆難有衝擊效應
從中共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親政開始，我就不認為中國領導人換屆能夠形成毛澤東去世那種強烈的政治衝擊效應。理由如下：獨裁政治選拔接班人的最大特點是任人唯親，其標準自然以聽話服從為主，其才能注定一代不如一代，呈遞減狀態。觀中共60多年的統治，毛時代是魅力型領袖主宰的強人政治，鄧小平是魅力加實幹的半強人政治。在強人政治中，領袖人物的個人謀略對政治的影響佔壓倒性影響，半強人政治中，領袖作用仍在，但影響減弱；江澤民時代則進入「常人政治」，基層政治呈現黑社會化傾向；胡錦濤執政時，上層進入「庸人時代」，基層政治進入「惡人統治」。江、胡統治時期，中共的政治已經形成制度性框架，日常運作依靠制度慣性。
這種權力結構還有一個特點：基層政治關係盤根錯節，形成了政治利益結構的板結狀態，高層領導換屆無助於地方政治整體改善。北大社會學系博士馮軍旗在《中縣「政治家族」現象調查》中，很清楚地展現了這種政治利益結構的板結狀態。這種結構下，不僅無法達成社會利益的公平分配，甚至無法尋求司法公正。無論是統治者自上而下進行的改革，還是顏色革命或者顛覆社會秩序的暴力革命，都必須從制度到社會結構進行變革，鬆動這塊板結的社會土壤，才能達到民生、民權的改善。這是個大題目，今後我還會寫文章分析。
從目前狀態來看，第四、五兩代權力平穩交接似大局已定。這從賴昌星這張據說牽涉了無數黑幕的「政治牌」在去年年末翻成明牌已可看出。退一萬步說，就算是高層人事變動有異動，政治的慣性運作也不會馬上停止，今年內肯定各種苛政依舊。
南海衝突將有驚無險
南海水域主權之爭成為東南亞區域安全的首要問題，也是中國自2009年開始對外關係的主要麻煩。面臨中國日益增大的壓力，東南亞國家籲請美國重返太平洋，使美國重新作出承諾，增加了它在亞洲地區的軍事部署。中國政府對此非常不滿，曾指責菲律賓等在南中國海找錯靠山。基於此，全球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在《2012年全球風險預測報告》中將中國列為全球十大風險之一。
該報告作者認為，涉及中國的風險主要來自於圍繞南中國海領土爭端的地區安全問題，而不是經濟層面。理由是：由於中國民族主義情緒的抬頭、正在進行的權力交接、以及高層內部對於中國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角色的不確定性，北京2012年在外交政策上作出「驚人之舉」的風險正在上升。如果中國對於鄰國的挑釁採取強勢回應的話，處於選舉年的歐巴馬總統將很難在穩定美中關係和避免向中國示弱之間作出取捨。
但我的看法正好與歐亞集團相反，南海海域今年將有驚無險，對於北京來說，真正難過的坎在經濟而不在政治。我的理由如下：自從去年11月亞太峰會之後，中國的外交姿態已經有了極大的轉變。
2011年12月8日，在中國外交學院主辦的《2011年中國外交回顧與展望研討會》上，外交部部長助理樂玉成曾公開表示：「中國無意也無力在亞太排擠美國，……太平洋足夠寬廣，應能容得下中美兩個大國的共存與合作。」中新社於當日立即發布該消息，可視為中國一種外交的公開表態。此外，美國確實今年是大選年，白宮無暇東顧，但中國也逢權力交接，更不會輕啟國際爭端。不僅如此，美國國防部1月5號公布新的軍事戰略評估報告，其目標就是針對中國和伊朗。這對北京形成極大的現實壓力。
因此，估計今年中國在南海問題的表現主要是動嘴不動手，比如在紙上展示軍力，如同羅援少將1月4日在《南方週末》上發表《2011到2012，中國軍隊的「新」與「變」》，告訴世界「我們中國海軍有力量」那樣。
真正絆住北京的「坎」是經濟
《外交學者》列舉的其它問題分別為經濟放緩、地方債務、房地產下跌、出口受阻、中西部發展、通脹率超高、資金外流增加等。這些問題當中除了中西部發展之外，其餘都是中國自己也在關心且熱議的，對事實的判斷無區別，只是對後果有多嚴重估計不一。
中西部發展這個問題其實是盤炒了多少年的「冷飯」，除了利益相關者之外，國內也知道當不得真。拿這題目說事，應是《外交學者》這篇文章作者的個人偏好。經濟放緩是列於其後的所有因素迭加的結果，不是原因。
前述所有與經濟有關的問題，都會影響到中國近30年的國策「經濟發展」，而「經濟發展」關係到幾點：政府與民眾的「麵包契約」能否持續？政府的稅源是否穩固？政府的財政收入能否繼續維持並擴大，支持不斷增長的維穩與軍費開支？當然還關係到一條中國當局早就顧不過來的就業——由於無法改善，中國政府採取了將頭埋在沙子裡的鴕鳥政策，創造了一個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城鎮登記失業率」，多年來讓它在4%上下徘徊，這比美國高達9%、歐洲高達12%的失業率看起來美得多。
我曾說過，觀諸歷史，革命的爆發得依賴三個因素的成熟且交合：經濟危機（尤其是政府的財政危機）的全面爆發；人心思變且對變革路徑的看法大體達成共識；國際社會（即中共警惕的「外部勢力」）的持續推動並在關鍵時刻強力介入。今年最大的「坎」就在財政。
房地產下滑與地方財政及地方債務三者有直接關係。中國的房地產下滑與民生關係不大，因為以現在的房價水平，就算再下滑，許多老百姓仍然買不起，但與地方財政卻直接相關。《2011年中國130個城市土地市場交易情報》顯示，全國130個城市土地出讓金總額為18634.4億元，遠低於2010年的2.9萬億元。地方政府普遍受困於「土地財政」堵塞，為彌補財政收入的不足，國務院不得不在10月批准上海、浙江、廣東、深圳等5省市成為地方政府發債試點。
2010年中國地方債務餘額就已高達10.7萬億元人民幣，成為中國經濟中期最大系統性風險。首先是債務違約風險。2011年底共有2.62萬億債務到期。據彭博社12月19號報導，已經有11個省級政府平臺正在延期支付301億的利息。這些地方債券都是以地方的財政收入來償還的，地方財政收入減少，很多到期債務就會無法償還，其結果就是政府違約。如果政府不想違約，還有一條出路，即中央政府買單。中央政府的辦法就是多發行鈔票，其結果就是通脹危機。相比之下，地方政府債務違約是顯性危機，易引發群體性事件；通脹則可將地方債務隱形轉嫁給全國人民，時間滯後，短期內不易引發矛盾。從策略考慮，政府會選擇後者。
不過上述辦法用來解渴可以，不能當作長流水，五年十年地用下去，因為目前中國稅負之沈重，也已經接近臨界點。2010年全國財政收入83080億元，稅收佔88%，中國人的「稅負痛苦指數」高居世界第二，再增加空間已經不大。可以說，財政危機苗頭初現，這才是中國政府今年真正難以跨過去的「坎」，因為無論是花錢買安定，還是高壓維穩，那都是需要真金白銀來對付的事情。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首發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論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