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節選
解放以後，知識份子都熱烈地擁護黨，接受黨的領導。但是這幾年來黨群關係不好，而且成為目前我國政治生活中急需調整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究竟何在？
據我看來，關鍵在‘黨天下’的這個思想問題上。
我認為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有忘記了自己也還是國家的主人。政黨取得政權的重要目的是實現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為了保證政策的貫徹，鞏固已得的政權，黨需要使自己經常保持強大，需要掌握國家機關中的某些樞紐，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鉅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分了一點？
在國家大政上黨外人士都心心願願跟黨走，但跟黨走，是因為黨的理想偉大、政策正確，並不表示黨外人士就沒有自己的見解，沒有自尊心和對國家的責任感。這幾年來，很多黨員的才能和他們所擔任的職務很不相稱。沒有做好工作，而使國家受到損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劇了黨群關係的緊張，但其過不在那些黨員。而在黨為什麼要把不相稱的黨員安置在各種崗位上，黨這樣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清一色的局面。我認為，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義的突出，黨群關係的不好，是一個全國性的現象。共產黨是一個有高度組織紀律的黨，對於這樣一個全國性的缺點，和黨中央的領導有沒有關係？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意見。我現在想舉一個例子，向毛澤東和周總理請教。」
「解放以前，我們聽到毛澤東提倡能夠和黨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1949年開國以後，那時中央人民政府六個副主席中有三個黨外人士（編輯注1），四個副總理中有二個黨外人士（編輯注2），也還像個聯合政府的樣子（編輯注5）。可是後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只有一個位（編輯注3），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搬到人大常委會去了。這且不說，現在國務院的副總理有十二位之多（編輯注4），其中沒有一個非黨人士，是不是非黨人士沒有一個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沒有一個可以被培養來擔任這樣的職務？從團結黨外人士，團結全黨的願望出發，考慮到國內和國際上的觀感，這樣的安排是不是還可以研究？」
「只要有黨和非黨的存在，就有黨和非黨的矛盾。這種矛盾不可能完全消滅，但是處理得當，可以緩和到最大限度。黨外人士熱烈歡迎這次黨的整風。我們都願意在黨的領導下盡其一得之愚對國事有所貢獻。但在實際政治生活中，黨的力量是這樣強大，民主黨派所能發揮的作用，畢竟有限度，因而這種矛盾怎樣緩和，黨群關係怎樣協調，以及黨今後怎樣更尊重黨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樣更寬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國無論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孓小民都能各得其所，這些問題，主要還是要由黨來考慮解決。」
（儲安平在1957年6月1日在中央統戰部的發言）
編輯注
編輯注1：六個副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1949年9月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選舉產生），前兩位和最後一位為黨內，後三位為黨外。
編輯注2：四個副總理：董必武陳雲郭沫若黃炎培（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任命），前兩位位黨內，後兩位為黨外。
編輯注3：一個副主席：朱德（1954年9月27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選舉產生）
編輯注4：十二位副總理：陳雲林彪彭德懷鄧小平鄧子恢賀龍陳毅烏蘭夫李富春李先念(1954年9月27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提名決定)
編輯注5：第一屆政務院組成人員中，其中的21位政府部長中，有10位是黨外人士。他們是：輕工業部部長黃炎培、郵電部部長朱學範、交通部部長章伯鈞、農業部部長李書城、林墾部部長梁希、水利部部長傅作義、文化部部長瀋雁冰(茅盾)、教育部部長馬敘倫、衛生部部長李德全、司法部部長史良。政務院下屬34個機構的109名正副職位中，黨外人士佔49個，這當中就包括前面提到的10位部長。1952年，將原來貿易部底下的糧食公司和財政部底下的糧食總局合併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糧食部，章乃器出任首任糧食部部長。1956年，為了安排羅隆基，從林業部劃出一部分業務，建立森林工業部，讓他兼了部長。反右派之後，1958年2月，撤銷了右派三部長（章伯鈞、章乃器、羅隆基）的職務。交通部和糧食部都任命了新部長，森林工業部卻不必再宣布新的任命，因為部的建制也撤銷，所有業務又重新並入林業部了。
文章背景
《向毛澤東和周總理提些意見》（即著名的「黨天下」發言），作者是儲安平，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宣傳部副部長、《光明日報》總編輯（1957年4月1日-6月8日）。這文章是1957年反右前由中共召開的座談會上，儲安平做的發言，在此文章中，儲安平公然提出了「黨天下」並要求中共改正，而毛澤東在看了這文章後好幾天都沒有睡好。
這個座談會從5月8日開始，開了13次，都是號召民主人士，尤其是知名的民主人士，來開誠佈公的談對共產黨的建議，民主派各巨頭也被中國共產黨的誠意所感動，暢所欲言。當然他們沒想到，這個系列座談會從最開始就是圈套，在56年開始的百花齊放到57年，社會上對中國共產黨的批評已經觸動了高層最敏感的神經，為了將民主黨派從昔日的朋友塑造成現在的敵人，毛澤東決策讓民主派人士和無黨派人士出來「鬧一鬧」，引蛇出洞，在系列座談會召開中的5月15日，中南海緊急秘密召見兩位民主派人士中的元老人物，獲得了「東南風轉西北風」的天氣預報。他們立即三緘其口，靜觀以民盟、農工為舞臺中心，以章（伯鈞）、羅（隆基）為主要角色的一臺踐踏知識份子、打擊民主黨派的慘劇。那邊廂，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還在積極響應中共中央的整風號召，大講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的光明未來，宣傳「鳴放」，鼓勵「監督」。當然，一心為國家的高級知識份子們，在後來的反右運動中受到了慘烈的打擊，而本文的作者儲安平在受到殘酷對待後，在某天離家出走，從此下落不明，一直到現在。而身為民國七君子之首的章伯均，1957年6月8日成為中國頭號資產階級「右派份子」，雖然沒有遭到迫害，但是就此退出政治舞臺，右派的帽子至今沒有摘下；而同為七君子的王造時就沒這麼好運了，被迫害至死，死前還在大聲的喊「毛澤東，救救我」。
到1980年5月8日最後一批右派摘帽，約53萬餘頂右派帽子幾乎全部一風吹去。但最終「只摘帽子，維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約100人，其中「大右派」5人，「普通右派」90多名。
5名「大右派」分別是：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
某網友評論:
知識精英群體拒絕共產黨在戰爭期間形成的群眾路線和多數人利益優先原則，他們總體上希望的是一個政治上可以進行輪流坐莊或者實現公開分贓的歐美精英階層民主的政治模式，實現精英階層的整體化。然而在戰爭年代備受考驗的共產黨，特別是毛澤東深知不能拋棄多數人的利益，在感情上也無法舍棄或者背棄對工農的解放承諾，足以促進精英階層整體化的民主協商政治很快就有名無實，知識精英群體對共產黨的不滿也日益外露。1957年的大鳴大放就為他們表述自己意願提供了機會，這一表述應該說是不徹底的，也是遮遮掩掩的，但是畢竟都是高手過招，相互知道對方的後手和引而不發的部分，結果這個事件被官僚精英群體利用成為打擊右派的由頭，反右擴大化的目的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官僚精英群體要捍衛自己的地位和既得利益，不容批評和挑戰。
在這一次運動中，陸定一佈置收集並編輯的右派言論，決定了毛澤東必然地要據以同意部署反右運動，得了毛澤東的尚方寶劍之後，共產黨高層官員中最積極的是鄧小平和彭真，彭真首先在北京搞按單位下指標和比例，鄧小平則積極地通過自己掌握的黨務體系，把彭真在北京取得的經驗推廣到全國各地，各地的當權派則在鞏固自身既得利益的積極性驅使下，積極地加以執行和貫徹。這一次反右運動的後果是嚴重的擴大化，各地的當權派都非常積極地執行了這一有利於鞏固自身優勢地位的「反右擴大化」政策，擴大化自然有官僚精英群體的目標在內，此後再也少有人敢於公開批評當權派的了，當權派的從此可以比從前更放心地為所欲為。相比較而言，工人農民提意見遠遠沒有知識精英群體的眼光，也沒有他們那樣具備良好的表述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