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據，2011年中國的城市化率達到了51.67%。若以1980年城市化率近18%為起點，中國的城市化以年平均1%的速度推進，去年是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城市人口過半！然而簡單的平均數思維常會帶來誤導，拆解過去31年的城市化，城市化率的提升速度在1980-1989年間為0.68%，1990-1999年間為0.45%，2000-2009年間為1.43%，但是在2010-2011的兩年之間，城市化率卻「跳升」了4.67%！在2000-2011年間，城市房價剛性上升的背後就是城市化率的提速。
城市化率的「跳升」通常發生在階段性拐點，若把城市化分為三個階段：以城市化率20%-35%為起步階段；35%-50%為加速階段；50%-65%為完成階段，那麼2011年就是城市化完成階段的起點。城市人口佔比從20%提升到於65%-70%。若以中國12億-15億的人口增長為基數來計算，這就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次史無前例的人口大遷徙！中國的城市人口從2.5億以下提升到10億左右，7.5億人將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所以諾貝爾獎經濟學得主斯蒂格裡茨教授說：21世紀改變世界有兩件大事，其一是網際網路信息的流動，其二是中國的城市化人口的流動！鳥擇木而棲，人擇水而居，城市化的人口流動必然形成城市化空間的稀缺性，以水資源為主線，城市化也可劃分為三個階段：擇水而居引水而居造水而居。與之相對應，城市化的空間稀缺性會從相對稀缺到絕對稀缺，稀缺性作為財富的一般屬性必然通過貨幣的流動性創造城市化空間的「依附性溢價」，於是，看似不合理的高房價就有了相對的合理性。因為，房價不僅與收入水平和租金水平相關，而且和稀缺資源的分配相關，高房價之所以存在並持續以不合理速度挑戰居民的心理底線，就是由於城市中出現了一種新的財富城市化空間的依附性溢價。
一旦城市化的空間從相對稀缺升級為絕對稀缺，空間的依附性溢價必然提升，而人類社會分配稀缺資源的制度選擇只有三種：暴力、權力和貨幣。三者相比，以貨幣為基礎的住宅商品化自然較為合理，但合理的制度安排卻會形成不合理的高房價！結果就是一個制度選擇的悖論：房價合理了，城市化就中止了，經濟發展也就停滯了。如果為了打壓高房價而犧牲了城市化，結果同樣是便宜了少數人而犧牲了大多數，合理的政策選擇也會帶來不合理的經濟後果。
有學者說，中國的人均住宅面積已經很高了，這又是一個平均數思維的誤導，因為城市化率的「跳升」並不會帶來房價普漲。便宜的房子在農村到處都有，是因為農村被邊緣化了，在城市化的完成階段也會有一些城市被邊緣化，在這些被邊緣化的城市會由於就業機會減少而人口外流，此時中國也會像歐美澳洲一樣出現「鬼城」和「災城」，也就是「去城市化」。在這個階段，城市化去城市化再城市化將同時進行，互為條件，此時城市化進入「洗牌」階段：在人口持續流入的城市，空間從相對稀缺卻走向絕對稀缺；在人口外流的城市，空間從相對稀缺走向不再稀缺；還有一些城市會急劇萎縮甚至消亡，避災性移民需要「再城市化」。城市化是一個非均衡發展的特殊歷史階段，城市化率的提升是非均衡的，人口與貨幣的流動更是非均衡的，動態的非均衡發展必然導致不合理的非均衡房價。
動態非均衡的城市化進程不僅來源於市場，而且來源於水土資源的非均衡存在。一方水土一方人，脫離水土資源的稀缺性來談所謂的合理房價，永遠無法理解城市住宅價格不合理的合理性。高房價的弊端一定要面對，市場化的制度一定要堅持，都市文明的主流財富之一就是稀缺的生存空間，在城市的「洗牌」階段，適者生存，每一個城市經營者都將面臨新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