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人為中共說所謂公道話，從「中共革命（暴亂）起初是合理的」，到最後「中國獨裁政治還要依靠中共來改良」和「頭疼革命（暴亂）看來難免」，明顯是在以私情偏袒中共，是把暴亂當成革命的錯誤前提推導出來的偏見，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病人說的話。
前不久，有位網名叫「厚德載物」的先生（以下簡稱「厚先生」）在海外論壇撰文《我也替中共說句公道話》，一句話概括其觀點，是：中共的共產平均主義革命合乎了1949年之前大多數農民的需求。這是個觀點，卻未必公道。
厚先生說：我經常瀏覽海外網站，想聽到兩方面的聲音，以完善自己的判斷。但我不滿意海外媒體輿論導向一邊倒：全盤否定中共存在的必然性，以及處於當時歷史條件的合理性。這段文字兩句話，說兼聽則明，卻明顯是在偏袒中共。
厚先生如何能夠經常瀏覽海外網站，那是因為有法輪功信仰人士提供的自由門、無界、世界通等破網軟體……如果要說公道話，理應首先為法輪功說。法輪功信仰人士為什麼要幫助我們破網來海外網站？那是因為中共給我們蒙了眼罩，塞了耳塞，讓我們只看到中共的一面之詞從而跟它一道罵法輪功，不自覺地說人壞話。一個盲人或者獨眼龍，如果兩眼漆黑和半盲眼疾被治好了，馬上給為他帶來光明的人支付醫療費，至少也要說聲「謝謝」，這是人之常情。公道自有感恩之心。
厚先生說他「翻牆」是想兼聽「兩方面的聲音，以完善自己的判斷」，而他確實聽到了另一方面的聲音，加上他在防火牆建構的中共密室（一個巨大的區域網）聽到的，已經有兩方面的聲音了。完善判斷那是自己的事，那就去完善吧。很多翻牆者由衷感謝信仰人士提供的破網軟體，並對批評中共的有理有據的觀點和呈現的責任肅然起敬，這就是公道。被迫害者在牆內的「真相文字」被中共以「和諧」名義屏蔽，故而才在海外說，好比在紐約立不了的案子拿到華盛頓去立，這無可非議才對。厚先生卻說「我不滿意海外媒體輿論一邊倒」。這是什麼公道話？
厚先生說的其實只是他對海外媒體輿論的一種感覺：我很奇怪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也全盤否定中共存在的必然性，49年之前成千上萬農民參加軍隊支持中共，說明中共沒說的這麼邪惡，中共必然有他（它）存在的合理性，成功奪權和建制，決不是僅僅依靠毛澤東的權謀獲得的，而是反映了中國當時大多數農民的需求（主流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這段文字被情緒牽著，並不理性。他混淆了歷史的必然性與合理性這兩個概念，將馬列主義所謂「農民革命發生是歷史的必然」與黑格爾的「存在即合理」的兩個不同的命題攪拌成漿糊。這說的只是個人感覺。
理性地看，中共「暴亂即革命」說的是唯物史觀的階級鬥爭歪理：在奴隸與主人、農民與地主、僱主與雇工等社會等級或職業等級之間挑撥是非，以階級剝削造謠，利用人類社會難免的差異、矛盾，煽動歐洲工人和亞洲農民，拋棄文明社會必不可少的道德約束和法律處罰，男人非禮女人、流氓非法作亂似地惡意發動的痞子運動和城鄉暴亂，混同為別無選擇的林沖造反或變革制度的政治革命。
看《水滸》可知，林沖、武松、宋江等人上樑山反貪官是被逼無奈：走投無路後佔山為王以求生存。毛澤東、周恩來等共產主義文人卻根本沒人逼。毛、周進小學、大學教書，在共和的中華民國，再撰文賺取稿費，生活屬於小康級別。北伐革命即將過長江時，毛周都是中國國民（革命）黨的高官，承諾過要先實現三民主義。也就是說，北伐軍到湖北、江蘇的時候，中共在廣東、兩湖辦農民運動講習所，就是在搞陰謀煽動，事實上這些身在口喊擁護三民主義卻心想的是立即策動共產暴亂。從中華儒道佛傳統來看，這也是中國人在大陸的天數，確有在劫難逃的必然性。但這種俄國主義蠱惑人心服藥似的暴動就是陰謀，並非合理的。
厚先生一直在說中共存在有其歷史合理性，批評海外輿論沒看到這一點。他論證：毛澤東搞的革命和洪秀全、陳勝、吳廣一模一樣，只不過是披了一個馬列主義外衣的農民大起義而已。他所說的共產平均主義符合了兩千多年來自耕農的追求。這種成功跟歷代王朝更替一回事，只是皇帝改叫主席、官僚專政改叫人民民主專政，只是黨國獨裁替換帝國專制。建國後毛澤東獨裁是全中國農民的需求。這裡所說毛革命如前所述就是馬列主義煽動的暴亂，厚先生也看到了這一點，只是他把毛搞的暴亂跟陳勝起義混為一談，完全是主觀感覺的個人偏見，有失公道。
革命在中國載入古籍的只有湯王革命和武王革命兩場，到1911年武昌起義為標誌的辛亥革命，中國三千年無革命。被中共稱之為「起義」的暴動，大大小小數百次，宋江之類是被逼，洪秀全之類邪教謀反並非生存的必要。毛暴亂屬於此類。讀司馬遷的《史記》可知，陳勝是秦末暴政逼出來的「命搏王侯」的英雄。相比之下，中華民國當時並無暴政，毛澤東和中共是在新政府初生時謀反犯罪。如果我說的這些話在理，那麼海外輿論說中共，猶如秦末陳勝討伐中共暴政，一邊倒說明翻牆過來的人志同道合，有的人理性，有的人激情，並非不公道。厚先生看1979年所謂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共，對大陸現在的情形，有一定的分析。
厚先生說：小農經濟解體，已不再是中共執政的基礎；工商業（資本）階層已成為社會的主體，訴求信用、平等、自由、合作，窮困且失去政權的小農怨聲載道，期望復辟傳統，很像法國大革命之前，卻遠比法國複雜，國家大，地區差別驚人。厚先生由此推論：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可以搞民主選舉，中西部落後地區民選政府馬上就是大家族獨裁世襲制，村級直選就是明證。將中國今日與法國革命相比也僅僅是感覺。但法國革命之前從消息封鎖中突圍的人民就是厚先生所說「輿論導向一邊倒」：全盤否定波旁王朝的暴政。沒人為其說公道話。
厚先生最後說：中國的政改之難超乎我們想像，跟臺灣等小社會的轉型不一樣。與其整天痛罵共產黨，不如潛心研究一個真正能拿出來解決當代中國問題的方法。中國當前的獨裁政治體制是當代中國的萬惡之源，但還要依靠共產黨來改良，用黨內分派的試點方式逐步推開，30年完成。從歷史規律來看，即得利益階層不可能搞這一套，我頭疼革命看來難免。
厚先生的「公道話」約1700字。我此文只是概述和簡評，難免挂一漏萬和有失偏頗。從「中共革命（暴亂）起初是合理的」，到最後「中國獨裁政治還要依靠中共來改良」和「頭疼革命（暴亂）看來難免」，說的明顯是沒有生存之憂和對人民暴亂的憂慮的私情話語。「私情話」可以說，卻不宜冠名「公道話」。暴亂被說成革命，前提錯誤才推導出所謂公道話。
並沒什麼「輿論導向一邊倒」，厚先生只是還沒顧及。要聽毛澤東和中共的好話卻烏有之鄉，何必來海外找？厚先生這番話，我在2004年以前一直說，海外也有網站和人至今還在說，這是被洗腦後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信息閉塞和恐懼之下，人質愛上綁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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