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在外地工作的本家弟弟王俊業回老家結婚，我接到六爹的電話，就回老家祝賀弟弟的婚禮。
村子裡的婚禮已經不是古老的婚禮了，一切和城裡看齊。彩色的月亮門，紮在村頭通往六爹家的路口，喇叭播放著流行的愛情歌曲。院子裡，擺放了幾門大炮筒子，專門打出彩色紙屑。新娘到來之後，也是男司儀和女司儀一起主持和城裡一樣的儀式。
這個儀式很長，我就和本家同輩的大哥王俊章坐在一個樹蔭下，閒聊起來。從家族的來源，到家族的興衰；從家族的墓碑鋪路，到家族老房子的消失。不知為什麼，話題一轉，聊到了吃食堂和餓死人。
王俊章大哥89歲了，是村子裡歲數最大的人之一。雖然耳朵有些聾，但是大聲說話還能聽得見。他說我們村子第一個餓死的人叫王彥，是我們叔子輩分的人。大辦食堂的時候，王彥在給食堂挑水。他的飯量很大，經常吃不飽。挑水的時候，腳步仄仄歪歪的。他死的那天去挑水的時候說了一句「我餓，」就倒在地上死了。
村子裡死的第二個人是老馬。王俊章大哥已經忘記了老馬叫什麼，只知道他姓馬。老馬的兒子跟母親到了另一家，改了姓。後來在瀋陽軍區當兵，提拔排長的時候，是瀋陽軍區最年輕的排長。我讀初中時，他的愛人在教書，他還到我們學校做過報告。八十年代轉業到縣裡，當了城建局的副局長。現在退休，身體很好。
村子裡餓死的第三個人是個女孩。她餓的快死的時候，實在找不到吃的，就撿紅薯壞掉的被切掉的部分來吃。壞紅薯是苦的，簡直就像是毒藥。她吃過之後，不大一會就死了。女孩的哥哥叫牛成，現在六十一歲。當王俊章大哥說道他餓死的妹妹時，他恰巧到場。坐在我的對面，滿臉沒有表情。
王俊章大哥說，我們的食堂就在我六爹的老房子裡，和我家挨著牆。現在六爹的房子已經拆除，我家的老房子雖然沒有人居住了，但是還在村莊裡屹立著。那個時候，我們一個食堂管著三個村子的人吃飯。最遠的的那個村子距離我們村有兩公里，那些老年人因為吃飯，幾乎一天都消耗在路上。這三個村子餓死了40多個人，現在都想不起來他們姓啥名誰了。
王俊章大哥說：我們這兒餓死人不是最多的，是因為我們這兒是山區，還有葛根可以吃，雖然很苦，但是可以解決過於餓的問題。還有榆樹皮可剝，磨成粉熬糊糊也可充飢。只是榆樹皮糊糊過於黏稠，有的人由於太餓了，端起碗就喝，結果榆樹皮糊糊不斷頭，一下子進到胃裡，就被燙死了。山上的山楂還沒有長紅，就被摘下來和野菜一起蒸饃了。那個時候，洋槐花剛開，就被人們拉下來生吃了。豌豆秧子剛爬起來，就被孩子們拽吃了。老鼠肉、死蛇、貓娃肉、生青蛙，都是人們解決飢餓的最佳食品。
王俊章大哥說：那個時候，人人都是賊。只要是能吃的東西，都會去偷。你不偷，你就餓死了。夜裡只要看見有人在地裡出現，都是賊。並且那幾年是人人都不捉賊的年代，假若捉賊，一個村子裡的人都被捉完了。
在聽王俊章大哥說餓死人的，還有我的一個表叔，也經歷過那個年代。他說：說老實話，餓死的都是老實人。活著的，不是幹部，就是賊。誰經過那個年代，誰就知道餓是世界上最難受的事情。那個時候，有人說只要讓我吃頓肉，我情願去死，恐怕是大多數人都有這種想法。
表叔是讀過幾本書的農村人，他說：土改的時候，鬥地主富農，分他們的土地，他們總算是比窮人吃的好一些，穿的好一些；57打右派，總算是那些人拿過工資，吃的比農村人好一些，穿的比農村人好一些；文化大革命鬥爭走資派，他們也比農村人享福。只有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吃食堂這幾年，死的都是農村的老實人，他們沒有享過一天福啊！
餓死的都是老實人，這句話讓我很震撼。回到家看一本書，叫《大躍進在西峽》，是西峽縣政協文史委編纂的。裡面有一篇文章是統計局退下來的老同志袁天茹寫的。當時西峽縣人口是27萬，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全國餓死3000多萬人，河南省餓死300多萬人，是全國的十分之一，而西峽縣死亡22300人，其中僅1960年一年，就死亡11400人。除去正常死亡的，西峽餓死12000多人。按照河南省100個縣，平均每縣餓死3萬人，西峽縣還是在平均數以下的。
最近說有人到河南採訪，並沒有人說餓死好多人。不知道林站長說的有人是誰？他們採訪的人是誰？假若他們找到農村70歲以上的老人，他們一般都會告訴幾個餓死的人的姓名。可見李站長說的有人，肯定是高接遠送型的記者，絕對不是深入鄉村的記者。
那些餓死的人都是老實人，我們在心靈裡給老實人點燃一炷香火吧，我們記不住他們的名字，但是我們知道他們是我們民族一個老實的群體。畢竟一個民族，還是需要老實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