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文革」，大多數親歷者都會根據自身的回憶勾畫出一幅「文革」圖景。描繪這幅圖景有兩個維度：個人及家庭在「文革」前所處的地位，以及「文革」為其帶來的變化。但鮮有人從文明進化這一角度來看，即「文革」到底是人類文明的演進，還是毀滅人類文明。出自個人境況來評價「文革」，畢竟非史家眼光。
「文革」對中國最大的破壞作用其實在於它斬斷了中國與人類文明的聯繫。毛澤東要反對的「封資修」，其實是當時世界文明的三大形態。封建者，是中國傳統文化留給現代中國的文明積累；資本主義，即西方資本主義文明；修正主義，是毛曾視為老師的蘇聯社會主義文化。觀察毛澤東一生「功業」，無論是中共建政前還是建政後，其主脈就是他從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照搬過來、且最欣賞的一句話：「要把顛倒的世界再顛倒過來」。這個「顛倒」，不只是江山易主，而是文明另造，他不僅要打碎人類在幾千年的文明歷程中經過自然選擇構建的社會秩序，而且還要顛倒過來。
這個「顛倒」世界的夢想，應該起源於毛接受馬克思主義及蘇俄革命理論之前。因為他幼年時就非常崇拜洪秀全與孫中山。這兩位頭上的桂冠現在很不相同，洪秀全是「農民革命領袖」，孫中山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先驅」，兩人的社會改造方式完全不同，但卻有一點本質相同，即以行動在踐履「敢把皇帝拉下馬」的英雄夢想。毛澤東將錦繡江山納入中共之手以後，農村以打土豪分田地的形式改變了農村的人地關係之後，建立了人民公社制度。最開始按照蘇聯模式建立的制度，讓他覺得很不順手。對蘇聯老大哥那套「專家治國」（即官僚要有高等教育學歷、專業資格），提高全民教育水準、生活情調布爾喬亞化，毛澤東心裏很不以為然。到以「九評蘇聯共產黨」為武器與蘇聯打了一場口水戰之後，毛澤東終於放開手實施其社會改造理想，其序曲是1964年開始了階級鬥爭為綱（標誌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這類話劇的登臺），再後來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
「文革」真正讓社會底層懷念的，應該說是社會地位提高的尊榮感。中共建政之後，50年代的社會改造雖然按照1949年以前的社會資源（政治、經濟、文化）劃分了成份，釐定了階級等級，在農村裡對原有的社會精英採取肉體消滅政策，地主富農階層確實一擼到底，成了被侮辱與被損害的政治賤民。但城市裡的景象與農村很不相同，1949年以前的中上階層不少被消滅，活下來在政治上雖然成了賤民，但其家庭成員卻因為知識、專業技能而進入各種中、高階社會職業，如醫生、教師、工程技術人員，這類家庭與工人農民城市貧民及遊民出身的家庭，無論在生活方式、家庭成員教養方面還是很不相同。後者面對前者，無論如何還是克服不了那種因社會習俗帶來的自卑感。
更重要的是社會上升管道對低階家庭來說還並非暢通無阻。按中國1963年以前的學制，升學考試是擇優錄取，1949年以前的中上階層家庭在文化資源上有天然優勢，純工農出身的青年這方面雖然有「出身」這一政治優勢，少數人能夠被「保送」，但在成績面前總體上還是要敗給前者。
毛澤東當然認為這種按能力開放上升通道的格局是個「顛倒了的世界」（他認為自己當年在北大受到教授歧視始終是個心結）。他的「文革」就是要將這種經過自然選擇形成的社會格局再顛倒過來，要害就是要將以工農城市貧民遊民為主體的社會底層徹底從這種自卑感中解放出來。「文革」初期在政治層面有兩個指向，一是針對中共官僚體制內的人物，當時各省地市縣的負責人莫不被抓去批鬥遊街，抄家剃陰陽頭，直到差不多兩年後被陸續「解放」並恢復官位；二是針對以「黑五類」為主的「二十一種人」，這類人更慘，抄家批鬥遊街剃陰陽頭一樣不少，在廣西湖南北京等地還發生過對這類人全家集體屠殺之事。這些人受到的迫害甚至都不在以後的「平反」之列，許多地方的地方志還避諱此類事情。「紅五類」成員可以奉毛主席革命路線之名肆意踐踏上述兩類人及其家屬子弟的尊嚴，
對社會底層更重要的肯定，是社會上升管道對他們的特殊開放，當時的招工、招干、招軍以及招生，都以工農革命幹部子弟等紅五類子弟優先，這類出身加上政治表現就能夠獲得向上升遷的機會。記得1968年結束停課鬧革命，小學生可以升中學，但要居民小組評定。我所在的居民小組包括我在內有3個需要升學的同齡人，但只能有兩個升學。那位出身於乞丐、當時為特困五保戶的街道積極份子劉賜生唾沫橫飛地說：「誰讀誰不讀，就看他們的父母解放前誰喝的麵湯多，不喝麵湯的沒資格讀」。以做乞丐與終身享受社會照顧為榮，也真只有毛澤東創造的那個顛倒世界裡才有的現象。
毛澤東還對社會底層智力與生活習慣予以肯定。毛澤東有句名言：「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這句話成為一些底層成員經常表現自己反智情結時念頌的「聖諭」。「工人農民腳上有牛屎，但思想最乾淨」甚至成為一些人斥罵衛生習慣良好者的話。中國社會的審美觀在那時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均以穿一身軍裝為榮，沒有軍裝就穿上解放裝。1972年中美建交後，外國人來中國，形容他們看到的中國人是一群群藍色灰色黑色的螞蟻。隨地吐痰在全國到處可見，隨地大小便在小城鎮及農村更是常事。但當這一切被義大利的安東尼奧尼攝入記錄片《中國》之後，中共政府與中國人又覺得這是對自己的嚴重冒犯，展開了一場由《人民日報》、新華社領軍的大批判，還發動居委會生產隊批判這部「反華影片」。一些社會底層成員在居民小組會上「大義凜然」地說：「吐口痰，妨礙帝國主義什麼事了？老子就吐了。」然後鼻涕濃痰一把一把地往地上甩，直到擠不出為止。
今天的社會底層懷念「文革」，理由是社會公正與沒有腐敗，城市工人則懷念當時有保障的生活。前兩點是懷念者臆相出來的話語。「文革」帶給底層人的歡欣，其實並非什麼「社會公正」，因為逆向性的社會歧視本身就是一種極大的不公正與人權剝奪。但社會底層卻可以在「文革」當中將原來比較優裕的人踩入泥裡，獲得一種翻身的快感；「文革」也不缺少腐敗，城市裡掌握稀缺資源的白衣戰士（醫療工作者）與一把刀（賣肉的）都是令人艷羨的職業。那些掌握資源的官員家裡餐桌上的菜餚永遠比普通人家裡豐裕，就連農村裡的生產隊長、會計與保管員都在多吃多佔上蛇有蛇路、鼠有鼠路。至於工人階級在「文革」獲得的地位，其實是種特殊的政治恩賜，是通過貶損其他階層而得到的，與今天西方國家那種奠基於權利保障之上的工人地位完全不同。
可以說，鄧小平的改革是將被毛顛倒了的世界再度顛倒過來，只是那種權貴私有化的方式不值得肯定。社會底層在改革中失去的，主要不是經濟地位與他們幻想曾經存在的「社會公正」，而是曾經曇花一現的政治地位，這種政治地位主要由身份逆向歧視帶來的尊榮感構成。但這種以貧窮、愚昧、落後為榮的尊榮感，以貶損侮辱中上階層來提高底層社會地位的「文化革命」，在人類歷史上未曾出現過。過去以身份型為特點的封建社會不曾出現，那是重視家世、名譽、財富及文化傳承的社會；在現代契約型社會也不會出現，因為這種社會重視個人能力，通過公平競爭，個人能力可以幫助人們向上升遷，變得富有、知性、有教養。
上述問題是中國人不願意觸及的問題。知識階層不願意觸及，因為害怕得罪社會底層；社會底層不願意承認這點，乃因為他們多少知道貧窮愚昧永遠無法上升為褒義詞。也許，只有當中國社會的上升通道暢通（如同80年代一樣），改革的不公引起的社會痛苦消逝之後，社會底層懷念毛時代與「文革」的現象才會從中國這塊土地上徹底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