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吳敬璉指出，建國初期從蘇聯引入的經濟增長模式，在中國持續60年後，現已走到盡頭，其附帶問題逐漸積累並日益突顯，使中國「前進一步都很困難」。
在5月20日深圳舉行的2012創新中國高峰論壇上，吳敬璉指出，既有經濟增長模式的核心，即是依靠投資和勞動力來驅動增長、支持增長。改革開放帶來的新資源投入，目前也已走到盡頭。政府在城市化中，依靠大量土地、勞動力資源和超發貨幣方式的經濟投入方式已失效，未來經濟增長模式轉變的關鍵，是要把經濟增長轉變到依靠效率的提高上來。
吳敬璉表示，中國在建國初期引自蘇聯的這一經濟增長模式，曾支持了中國工業化發展，但也帶來很多負面問題，甚至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
上世紀60年代，中國政府試圖轉變這種經濟增長模式，但一直未能成功。改革開放後，1981年人民代表大會批准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到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即要將這種依靠投資轉變到依靠效率提高實現經濟增長。但因為體制原因，這一轉變非常緩慢。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開始利用出口需求來彌補這一增長模式所造成的內需不足、消費需求不足問題，「這一方法在一段時間取得成效，特別是1994年外匯改革提出以後。」吳敬璉說。
到了21世紀初期，出口導向政策帶來諸多負面問題，如資源消耗、生態環境破壞、內需不足及投資率不斷上升等，甚至變成中國進一步發展的強大阻力。
吳敬璉指出，「用來矯正既有模式的缺陷的出口導向政策，一方面效力在衰退，另一方面外匯存底、貨幣超發、通貨膨脹等負面影響變得越來越嚴重。」
既有增長模式所帶來的上述諸多問題使中國政府下決心，一定採取有力措施來實現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吳敬璉表示，政府的決心開始體現在「六五」規劃中，「這種經濟增長模式轉變在‘六五’計畫被提出，以後被不斷地重申強調。」
「九五」計畫正式提出兩個「根本轉變」，其中一個即是增長方式的轉變，甚至成為延續成為「十五」、「十一五」及「十二五」規劃的主線。
這麼多年過去了，對「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的解釋也逐漸變得複雜化和模糊化，「現在報刊、課堂、政府內部幹部會議上，大家都在說轉變，那麼到底是從哪裡轉到哪裡呢？要轉什麼呢？」
縱觀改革開放30年，最大變化包括了效率提高帶來的貢獻。改革開放以來，依靠引進設備、外來技術，中國技術迅速提高到一個發達國家的平均或基本的水平上，這個技術差距是幾百年積累的，但在30年的改革開放政策下得以拉平。
同時，農村低效勞動力變成城市工商業高效率勞動力、閑置或低效利用的土地資源變成城市土地得以高效率利用，但吳敬璉強調，在經過30年改革發展後，以上資源利用效率提高也到了盡頭。
他進一步提出，未來經濟增長模式將主要依靠原創性創新，原創性的創新並不是說所有都要從基點、零點開始創新。但你總要有所發明，否則你很難得到由於技術進步所帶來的效率提高。
他認為，目前針對原創性創新存在一些誤解，不要一提到創新就想到革命性的高科技發明，或用戰略性新興產業取代原有製造業。效率的提高不一定表現為革命性的技術發明，其可以體現在對加工製造業附加值的提升、提高勞動者的知識和技術水平等方面。
「不在多少，不在高低，只要能夠提高效率、提高附加值、提高盈利率，就是實現增長模式的轉變，用一句話概括：不管是硅晶元還是土豆片，只要能賺錢就是好片。」吳敬璉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