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編者按：黨媒新華社辦的《瞭望東方週刊》揭露冀朝鼎提出的促使國民政府經濟通脹的建議有多少來自西柏坡，仍然不為外人所知。1963年冀朝鼎去世後，30年代開始從事秘密工作的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也出現在追悼會上。這個單位就是國家安全部的前身。他對冀朝鼎的評價：冀朝鼎在40年代初受命回國，他建議國民黨政府發行金圓券，使其爆發了更為嚴重的經濟危機，導致經濟崩潰，加速了國民黨統治的覆滅。
南京銀行內兌換金圓券的人潮
直到死後46年，他對創建這個國家所做的真正貢獻，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仍然是個謎。
1963年8月13日，副部級幹部、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副主席冀朝鼎的追悼會，在北京首都劇場舉行。周恩來、陳毅、李先念、康生、郭沫若等主祭，廖承志致悼詞。這種規格顯然超出慣例。
「原本只安排了一般追悼會，報告送到正在外地出差的周恩來手中，他批示說：第一要在治喪委員會中加入他和鄧穎超的名字；第二他要親自參加追悼會；第三，追悼會不能在一般地方舉行，要改在首都劇場。」冀朝鼎的秘書廖訓振向《望東方週刊》回憶說，周恩來在審閱悼詞時，親筆加上一句：「尤其在秘密工作時期中，他能立污泥而不染」。
周恩來是冀朝鼎在1949年以前唯一的上級，廖訓振說，「也只有周恩來真正瞭解冀朝鼎的作用。」
國民黨元老陳立夫在以《成敗之鑒》為題的回憶錄中，專辟一節寫到了冀朝鼎，名曰：「冀朝鼎禍國陰謀之得逞。」
在這本近500頁的書籍中，為共產黨人開闢章節的，只此一例。
冀朝鼎是誰？他做過什麼？
經濟學家的秘密身份
1939年底，中國環球進出口公司負責人陳光甫，在紐約的一家中餐館面試了一名36歲的應聘者。
環球公司是國民黨政府專為促進中美貿易設立的國營企業，陳光甫則是擁有中將軍銜的國民政府大本營貿易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光甫後來在回憶錄中說，他覺得這個應聘者英語很好，可以成為他的秘書。
應聘者冀朝鼎，此時已在美國學界小有名氣。他從清華畢業後赴美，先後在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名校就讀，並獲法學博士和經濟學博士。
冀朝鼎的經濟學博士論文《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給他帶來了巨大聲譽。
李約瑟稱讚這本書說：「可能是迄今為止，在中國歷史上探索發展變革的最傑出的英文著作。」他後來還邀請冀朝鼎為《中國科學技術史》作序。
蔣介石唯一的私人政治顧問、美國學者拉脫摩爾則評價：「這是一篇具有獨創見解、善於獨立思考、很有說服力的論述。」
根據陳光甫向友人講述，美國財政部的官員愛德爾向他介紹了冀朝鼎。愛德爾1935年開始為美國共產黨工作。而冀朝鼎早在1927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4年赴美前夕，冀朝鼎曾專門去北京大學拜訪了李大釗。這是他第一次和共產黨人接觸。冀朝鼎後來告訴廖訓振，這次見面讓他難忘，「暢談一次，印象很深」。
3年後，左派青年冀朝鼎在布魯塞爾參加世界反帝大同盟成立大會時加入共產黨，成為第一批加入中共的留美學生。後來他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並為參加共產國際會議的中共代表鄧中夏等做秘書和翻譯。
1929年，經周恩來批准，冀朝鼎回到了美國。
也許是組織授意，冀朝鼎結識了美國財政部貨幣研究室的柯弗蘭，併發展他加入了美國共產黨。柯弗蘭又將冀朝鼎介紹給美國財政部的經濟學家，其中包括羅斯福的助手居裡和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的助手白勞德。
這些對美國財政政策擁有發言權的學者們很快發現，年輕的冀朝鼎對中國形勢的分析判斷總是十分可靠，於是將其意見作為自己對華政策的依據。
後來冀朝鼎告訴廖訓振，他當時受中共派遣接近美國政府，這些對中國問題的預測和意見就來自延安，當然十分準確。
精明勤奮的冀朝鼎很快就獲得了陳光甫的信任，並擔任環球公司總務處主任。
掌管一億美元，影響國民政府貨幣政策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國民政府失去了與美國進行貿易的東南亞通道，陳光甫受命回國，冀朝鼎作為他的私人秘書同行。
返回國內，最終導致了冀朝鼎與美國妻子的分離：她無法適應中國的生活。但冀朝鼎還是堅持了自己的選擇，因為這是來自延安的指示。
冀朝鼎從陳光甫這位老練的經濟專家那裡獲益匪淺，他詳細瞭解了一個國家外貿體制的運作機制和特點。但回國後，冀朝鼎還是逐漸脫離了陳光甫，開始接近陳光甫的政敵、國民政府的實力派人物---財政部長孔祥熙。
冀朝鼎與孔祥熙同是山西人，他的父親還曾是孔祥熙的老師。冀朝鼎回到重慶後，就住在孔祥熙公館。和他同住的還有已擔任美國使館經濟參贊的愛德爾。他們經常陪孔夫人宋藹齡打牌，這被陳光甫斥責為「不做工作」。
顯然，陳光甫並不瞭解冀朝鼎的真正工作。
廖訓振說，冀朝鼎生前曾告訴他，當時他白天通過美國使館獲得了大量情報，晚上就化裝直接找周恩來匯報。
冀朝鼎回國後在「平準基金委員會」任職，這個基金會用美國提供的外匯來穩定國民政府貨幣。冀朝鼎任秘書長，陳光甫任主任。
結果由於孔祥熙的推動和美國方面的認可，冀朝鼎最終主導了擁有一億美元基金的平準基金會。
1944年，孔祥熙任命冀朝鼎為中央銀行外匯管理委員會主任，並帶他參加了創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會議。
由於法幣與外匯具有密切的關聯，領導外匯核心部門的冀朝鼎，開始對國民政府的貨幣政策具有相當重要的發言權。他逐漸成為國民政府最重要、最信任的經濟學家。連他參加革命的弟弟、90年代曾任聯合國副秘書長的冀朝鑄也說：「大哥是跟國民黨走的，我自己則是一心嚮往革命的。」
根據拉脫摩爾的回憶錄，蔣介石並非不瞭解冀朝鼎的馬克思主義背景。他解釋說，蔣介石設想，抗戰結束後中國將依賴美國，因此迫切需要瞭解資本主義的經濟專家。
1946年，內戰爆發。周恩來在撤回延安前通過鄧穎超給冀朝鼎留了一封書信。信上說：茲際時局嚴重，國運益艱，尤需兄大展才能之時，深望能做更多貢獻。
冀朝鼎後來告訴廖訓振，這封信給他以很大的鼓勵和安慰。
「損害國家和損害政府信用的壞主意」
陳立夫對於冀朝鼎在內戰期間的作為充滿憤怒。
他在回憶錄中說，抗戰期間就知道冀朝鼎和共產黨有關係，但是孔祥熙和後來任行政院長的宋子文都很信任冀。
廖訓振告訴記者，陳立夫負責的中統曾告知孔祥熙，冀朝鼎是共產黨。一天凌晨2點，孔祥熙把冀朝鼎叫到住處當面質問，冀朝鼎從容應答：「老伯，我跟隨您這麼多年，您看我像不像共產黨。」
孔祥熙沉吟許久，說：「我看不像。」
陳立夫認為，宋子文一直國外，「中文程度差，平日均用英文。冀朝鼎這個人英文不錯，可能投其所好。孔、宋兩人都因冀很能幹，結果冀為共產黨在我方財政方針任設計工作。他專門替孔、宋出壞主意，都是損害國家和損害政府信用的壞主意」。
他舉例說，抗戰結束後，宋子文主政的財政部提出以200元偽幣兌換1元法幣。結果國民政府盡收淪陷區的財富，卻盡失人心。
陳立夫認為，這些政策是「經過中央會議決定的，竟把我們趕出大陸了。因為那時老百姓對我們失望極了，心想換一個政府看看，或許還有希望，這種心理就幫助了共產黨成功。」
後來國民政府發行黃金儲蓄券，因財力緊張，宋子文就提出按六折還本。陳立夫一再反對，並提出用第二期增發來全額贖回第一期。
「但蔣公太相信宋了，他總認為宋是財經專家。」宋說沒有其他辦法就沒有其他辦法，「從此乃使政府金融信用掃地」。
後來國民政府又發行過美元儲蓄券，到期後應以美元贖回，宋子文卻不予兌現。
根據陳立夫講述，「這都是冀朝鼎替宋出的壞主意」。
與民爭利日漸瘋狂
陳立夫將內戰時期國民政府控制通脹失利歸罪於冀朝鼎，但他沒有提到，冀朝鼎對國民政府金融政策的建議，正是因為切合了執政者的心態才得以施行。
抗戰勝利後，民族資本家們紛紛要求拿回被日偽侵佔的實業資產，但國民政府以大興國營事業之名，將接收的龐大敵偽資產改組為一系列全國性或區域性的工業壟斷組織，如中國紡織建設公司、中國石油公司等等。官僚資本以國營面目得以形成壟斷。
宋子文控制的中國紡織建設公司，接收了112個紡織行業企業；孔祥熙則控制了中國糧食工業公司，幾乎完全壟斷了糧食市場和麵粉市場。
著名民族資本家榮德生上書國民政府：「日本紗廠接收後，全部改成國營，亦是與民爭利，以後民營紗廠恐更將不易為也。」
榮德生一語中的，「與民爭利」，切中要害。
這樣，過去由江浙財閥支持的國民政府，一躍而控制國家全部資產的近90%。南京不僅通過戰爭整合了地方政府和軍隊，也終於有實力從經濟角度去統一割據。
到國民政府統治末期，冀朝鼎參與了號稱世界最大幣改的金圓券改革。按照設計，國民政府用金圓券強制收兌法幣、特別是金銀及外幣。「與民爭利」達到了瘋狂的地步。
著名美國學者費正清後來分析說，當時最反共的城市上層中產階級，手中剩下的少許余財被束縛在金圓券上，平民百姓對國民黨事業的最後一點支持，也同金圓券一樣化為烏有。
不過直到今天，冀朝鼎提出的促使國民政府經濟通脹的建議有多少來自西柏坡，仍然不為外人所知。
1963年冀朝鼎去世後，30年代開始從事秘密工作的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也出現在追悼會上。這個單位就是國家安全部的前身。
本刊記者通過羅青長之子、軍事專家羅援，獲知了他對冀朝鼎的評價：冀朝鼎在40年代初受命回國，他建議國民黨政府發行金圓券，使其爆發了更為嚴重的經濟危機，導致經濟崩潰，加速了國民黨統治的覆滅。
被抓的國軍高官
金圓券崩潰之時，冀朝鼎已受山西同鄉傅作義邀請飛赴北平，擔任華北「剿總」司令部經濟處處長。他此行也是專門受中共派遣，意在策反傅作義。後來，傅作義就是在冀家在北京的老宅裡決定起義的。
冀朝鼎曾向廖訓振講起北平剛剛和平解放時的一件趣事：當時他還沒來得及換裝，穿著國民黨呢子軍裝、坐著美軍吉普車出門，結果被解放軍抓住，以為他是漏網的國民黨高級軍官。
情況匯報到負責北平地下工作的中共北平市委書記劉仁那裡，他立刻讓放人。從此，冀朝鼎的共產黨身份才正式曝光。
「這讓國民黨大吃一驚，美國人大吃一驚，我們自己的同志也大吃一驚。」廖訓振說。
冀朝鼎在1949年之後最重要的工作，還是利用他在西方世界的良好關係，突破對新中國的經濟封鎖，並建立了新中國的外貿體制。
1989年，廖訓振任貿促會駐英首席代表時，參加英國最早與中國進行貿易往來的48家企業聚會，看到晚宴大廳仍懸掛著冀朝鼎的巨幅照片。
1951年，冀朝鼎受邀訪問劍橋大學並演講，成為建國後代表新中國赴英講學第一人。
據廖訓振回憶，冀朝鼎思維敏捷，說話速度很快，與根據地的幹部大不一樣。
有一次，冀朝鼎客串周恩來的翻譯，卻一點兒也沒有記錄。周講一段，他屈起左手一根手指；再講一段，又屈起一根手指。等周講完，他的左手恰好握成拳頭。
然後冀朝鼎翻譯一段，伸出一根手指；再翻譯一段，又伸出一根手指；等全部翻譯完，左手全部伸開。
1963年8月8日，正準備出訪阿爾及利亞的冀朝鼎因突發腦溢血，暈倒在辦公室。次日中午去世。
4個月後，在倫敦舉行了由100多位學界、經濟界人士參加的悼念會。拉脫摩爾在長達2000言的悼詞中，特別讚揚冀朝鼎在國民政府中「雖然獲得了稱心如意、紙醉金迷的官職，但他卻沒有腐化墮落，也從不對任何人阿諛奉承」。
1964年，參加第二次亞洲經濟討論會的各大洲幾百名代表，全體起立為冀朝鼎默哀。
廖訓振說，冀朝鼎在50年代就提出，利用外資、引進先進技術，並成立了國際貿易仲裁處。在政治形勢偏左的情況下，他仍希望借鑒西方工業發展歷史，重視技術經驗，依靠老工程師和老工人。
「他應該是那個時代中國最具世界眼光的人之一。」廖訓振認為。但隨後政治形勢繼續惡化，冀朝鼎建設新國家的計畫，直到他死後15年才開始實現。
(原題：《冀朝鼎：經濟學家在「潛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