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地主的孫子
我出生在祁連山腳下洪水河畔的上柴村，爺爺和一位小奶奶是地主分子。文化大革命的年月，他們干最髒最苦的活，開群眾大會時被立在主席臺前遭人批鬥唾罵，她們的子子孫孫也是理所當然的地主狗崽子，任人欺侮，任人咒罵，任人驅使。
爺爺是清末廩生，地道的讀書人，民國時與他的父親一起捐出家裡多年集聚的錢糧物資，折合資金三萬圓，建修了上柴村最早的學校（鹿上號保第二國民學校）。民樂縣縣長張聲偉專門樹立一塊「鹿上號保第二國民學校建修紀念碑」，以褒其功德。爺爺先後在金山書院（洪水小學）、五聖宮等學校教過書，擔任過民樂建縣以來的第一任督學。土改時，教書的爺爺被戴上地主分子帽子。從此以後，爺爺再沒進過學堂，更不用說執教傳道授業解惑了。他本來寫得一手好書法，如今也派不上用場子，連給自家門上寫對聯的權利也被剝奪了。有一年春節，我家大門上的春聯橫額是「提高警惕」四字，這是毛語錄中的話。駐村工作組的人責難說：「地主分子提高警惕想幹什麼？要反攻倒算？」爺爺只好自己臭罵自己一頓表示悔改，並摘除了「提高警惕」門額。「解放」後的二十多年，爺爺寫了一份接一份的檢討書和決心書。他不僅要把自己的檢討書和決心書寫得工工整整，還要把不識字的小奶奶的檢討書和決心書代寫得工工整整，以此表明自己接受勞動改造的誠懇態度。
下雨下雪，年頭節日，冬季農閑，廣大貧下中農都在家睡大覺，諞閑傳，玩牛九牌，地主分子們還要干永遠也幹不完的活，使東不敢往西。爺爺奶奶們不但要把莊戶大院裡的院落打掃乾淨，把垃圾或積雪清理掉，還要冒著嚴寒帶上工具，把大隊辦公室和院落裡的垃圾和積雪清理乾淨。大隊裡所有碼煤塊、掏廁所的工作都是地主分子盡義務完成的。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洪水公社遷新址，我爺爺六十多歲了，照例是做義務工挑重擔的勞動力。有一天推架子車，冷不防被撞住胸口，頓時口吐鮮血。實在無法支撐了，才請假到醫院做檢查，結果是肺葉破裂，急需住院治療。錢花了一大堆，都是親戚想辦法解決，公家沒給一分錢，連起碼的關心和問候都沒有。七十年代中期，上柴學校遷新址，小奶奶已六十多歲了，一個小腳老太婆，有一天義務給學校刮椽子，突然幾十根檁條和椽子倒下來，壓在她身上，疼得哀號不止。後經醫生檢查，腰椎砸斷，下肢癱瘓，成了廢人。家裡窮得無錢醫治，大隊學校又不給一分錢，奶奶忍著劇痛和心酸，在病榻上艱難地度過五六年，最後抱憾終生鬱悶謝世。
爺爺的一個遠房堂弟是大隊貧協主席，家裡窮得叮噹響。他沒文化，人又愚鈍，缺乏主見，閑暇時常到爺爺家喧謊聊天，少不了在爺爺家抽煙吃飯。後來不知什麼原因，他貧協主席的烏紗帽不明不白被擼掉了。也許是受別有用心的人的教唆，我爺爺在主席台上過堂挨斗時，這個弄丟貧協主席烏紗帽的堂弟打得最狠鬥得最凶，說因受我爺爺拉攏腐蝕才丟了貧協主席的烏紗帽。
作為一位拿出家產三萬圓為村上建修學校並親自執過教鞭的善人、師長，爺爺理應受到莊戶人的尊敬。可是在那年月，爺爺卻遭到自己的學生的毆打和唾罵。每次挨批鬥時，一位姓張的學生除了給我爺爺戴高帽子、打鬥，還往爺爺身上抹糨子，吐唾液，打鬥得最狠毒，辱罵得最厲害。他給我爺爺造成的心理創傷，爺爺至死都沒忘，不肯原諒。
當時生產隊大力號召積肥，冬閑時家家戶戶都把平時起早貪黑撿到的牲畜糞用筐運到肥料場，論斤計工分。滴水成冰的季節，一些貧農家庭運來的積肥冰塊多糞便少，生產隊長卻不敢說一句斥責的話。我爺爺運來的肥料很少有冰塊，可是生產隊長還是挑剔責難，說潑了水了，凍成冰塊了。無論你干多好，他們總能找藉口挑毛病數落你，斥責你。
我的父輩和年齡大一些的哥哥們也同樣遭受不公正對待。我的一個伯父，本是民樂縣第一個大學畢業生，最初在民樂一中教書，由於成分不好，被劃成右派，下放農村勞動改造。一個叔父，大學畢業後由於成分不好，沒敢回老家，遠走玉門教書。在玉門，叔叔的教學水平和書法藝術都是頂呱呱的，可是因成分不好，雖然身材高大一表人才，卻找不到對象。他曾經教過的一個女生，非常崇拜他，死活要嫁他，最終還是被父母棒打鴛鴦散。直到過了不惑之年，這個叔叔才與一個死了丈夫的小學教師成家。由於二人性格不和，加之文革期間遭受折磨，叔叔英年患上肝硬化，過早辭世了。
另一個叔叔天性倔強，不願忍受責難，常與生產隊長頂牛，難免招來隊長詛咒和臭罵。悲憤和鬱悶忍無可忍，這個叔叔便大著膽子犯了一次不可饒恕的錯誤，案發後被公安局逮捕法辦，遣送到一個石膏礦接受勞動改造。叔叔有文化，新技術接受消化快，改造時間不長便成了礦上的挖掘機操作能手，贏得了管教部門的重用，立功減刑。刑滿釋放後，礦管委留下他，錄用為正式技術工人。不久，老大不小的叔叔還找了一位年輕有文化的姑娘為妻。
我出生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同樣飽嘗了地主狗崽子的辛酸和屈辱。小時候我就不清楚地主這個概念是怎麼回事，更搞不清自己怎麼就糊里糊塗地生在地主這個倒霉的破家。隨著年齡增長，加之地主狗崽子時不時遭受嘲笑和謾罵，我才深深感到地主家庭是十分不光彩的。到了上學年齡，每當開校報到時，老師照例要問出身成分，我就不由自主地將頭耷拉得低低的，不敢正眼看一眼老師，有氣無力地從口中擠出「地主」一詞。聲音之低，老師幾乎聽不清楚，甚至要問兩三遍我才能將「地主」二字發清楚。每到開學報到時，我是多麼希望老師不問我的成分就把「地主」二字寫在報到冊上啊！可是這點可憐的願望實現起來實在太難。
最讓我難以承受的是我爺爺和小奶奶在台上佝僂著身子挨批鬥而我們學生在台下坐著受教育的那種不光彩的場面。每當爺爺和小奶奶等分子們佝僂著腰耷拉著頭被立在台上挨批鬥時，全校學生的眼光幾乎全都聚焦在我臉上，頓時我也變得狼狽不堪，腦袋幾乎要耷拉到褲襠裡，恨不得找個老鼠洞鑽進去。這樣難堪的場面每學年都要經受兩三次，久而久之我變得膽小如鼠，幾乎不敢和其他同學吵口打架。偶爾與人吵了打了，讓老師評理，十有八九是我沒理。偶爾不小心出點差錯，老師批評時總忘不了要罵一聲「地主家的壞蛋」。讀三年級時，從上海插隊來的一位女知青給我們上音樂課。有一天，我不小心把自己的板凳弄得咯吱咯吱響，知青老師氣憤地走到我面前，順手打我兩巴掌，並命令我立起來受訓。當得知我是地主狗崽子時，她訓斥得更凶了，甚至說：「我說你怎麼這麼搗蛋，原來是個地主娃。」這一經歷在我幼小的心靈深處烙下了難以磨滅的痕跡，到死都不會忘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