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野夫
獲得2010年度獨立中文筆會"自由寫作獎"的中國作家野夫,目前接受荷蘭政府邀請,在阿姆斯特丹的安妮故居寫作，德國之聲專訪野夫，就自由寫作、六四事件等進行交流。
德國之聲：聽說您此行是接受荷蘭政府的一個作家項目的邀請,能否先請您介紹下參加這個項目的情況?包括在這期間您將要寫的一些作品?
野夫：荷蘭國家文學基金會是通過荷蘭文化部拔款，不僅是對中國也是對全世界，當然主要是極權國家的作家提供寫作資助，為作家提供寫作環境和生活需要，供作家自由寫作，又叫避難者寫作計畫，因為在世界很多國家的作家都處在不能自由寫作的狀態。他們給我提供的這套房子，是最有意義的，是《安妮日記》中安妮一家原來的舊居，裡面的傢俱還保持著上世紀40年代的模樣，大家知道安妮一家是從德國逃到荷蘭，再被納粹帶回德國處死的，《安妮日記》中文版是我協助和參與引進中國的，就是這樣一種奇怪的緣份使我來到這個房間寫作，感覺冥冥之中自有天數一樣。
現在我第一還是保持一個散文的寫作狀態，我的散文的主人都是在過去受到迫害的父老鄉親。第二是我一直寫在《中國基層政權運作現狀的調查》，這是我經過幾年的田野調查，已經寫了大部分。還剩幾萬字，希望在這個期間能夠完成。
德國之聲：您剛才提到其中的寫作是觀察中共基層政權的現狀,目前很多公知和百姓都津津樂道的是高層動態,您為什麼會去觀察基層政權的情況，您覺得中共基層政權對執政整體有怎樣的影響?
野夫：也許這本書出來後，會幫助我們認識今天中國的社會、尤其是基層政權是怎樣在運作，比如維穩也好、發展也好。我算是用了幾年的時間解答清楚了自己心中的疑問，然後我再把這些講述出來給大家聽。
我們常常聽到的說法是，中國主要是貪官或基層政府壞了，因此「政令不出中南海」，我在一定程度上想否定這一說法，中國基層政權當然貪腐是普遍存在的，這是事實，但是中國的問題，壓根不應該由基層政權為整個體制背書，我認為問題還是出在高層，站在極權政府的角度來看，多數基層政權是很「勤政」的，也會非常「辛苦和操心」，當然享受腐敗是額外的、甚至是體制默許的一種獎勵，他們費盡腦筋甚至披肝瀝血的所作是在完成錯誤的事情，比如說維穩，上邊要求不允許有越級上訪、進京上訪、群訪，上面拿這個來考慮基層領導的「帽子」問題，他們就必須不擇手段。對他們來說這是政權要求他做到的，他們是用此效忠政權的。要做到這些必然要採取非正規手段，基層政權是高度緊張的群體。
德國之聲：與基層對應的是中共高層，十八大在即，作為一名作家，您將從哪些角度去觀察政治上的一些變化或是不變？
野夫：我是中國自由派知識份子中對未來還持有樂觀態度的人，十八大假設沒有新的變局，在未來執政黨有沒有可能啟動政改這個問題上，我持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可能，這點總是被朋友們嘲笑的，認為我總是寄希望於他們。我雖然認為啟動政改是渺茫的，但這種可能性沒有消失，是因為這個時代從各種因素都到了不啟動政改這個政權就有危機的時代，政治是因勢利導的事情，他也要盤算怎樣做對他們自己最有利，這個時代就是革命與改良賽跑的時代。
德國之聲：今天網路上又有傳言，說中共當局將公布對薄熙來、王立軍、谷開來初步調查結果，這個事件在作家看來是不是特別有意思的橋段？這個看起來像意外添加的橋段在整個中共故事中起到怎樣的作用？
野夫：這種都是極權國家的典型事件，極權國家總會發生一些讓你意料之外、完全不可思議的事情，而在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很少有這樣的爆炸性的突發事件。具體這個事情上來說，我們有很多人早在一兩年前就預見早晚「薄、王」都要出大事，只是不知道會以這種方式出現，我們一介布衣和普通文人為什麼會預見到？是因為文人觀察社會會從歷史中找出規律來，像薄這種完全逆歷史潮流而動的人，天數都會讓他在劫難逃。
德國之聲：您獲得了獨立中文筆會2010年度「自由寫作獎」，您也曾經說過文字的屬性就是自由，而獲得這個獎其實是中國作家的悲哀，中國作家到底身處在一種怎樣的環境中？
野夫：中國當代作家要分成兩個群體，一是依附於體制的體制內作家，一是完全不依附於體制的體制外作家，中國體制內作家集中了一大批就寫作技巧來說並不差的文人，這些文人也有很多好的作品，我就不一一點評了。但他們對體制的依附習慣使得他們並不能真正放開來寫，不敢去真正的觸碰這個社會的問題，不敢真正去挑戰這個時代的黑暗，我為他們感到悲哀。他們甚至可以做出一些我稱之為無意識的、養成習慣的荒誕的事來，他們會在法蘭克福書展上，看到另一陣營的作家貝嶺在台上，他們會集體隨著領隊退席，這是很荒誕的事情，他們這些名氣、成就這麼大的作家，他們會像幼兒園大班的一樣，阿姨站起來走了就跟著退席，這是明顯的沒有獨立人格的表現。
另一方面我們去說體制外的自由作家這個群落，裡面也會有一批很優秀的人，但是這些人在中國的寫作一方面是有風險的，就像我們看到每年都會有「文字獄」的發生，每年都會有人被判刑，他們的罪證是他們寫的文章，這在現代國家、在21世紀的世界面前，這是可恥的現狀。真正能寫出來又被大家知道的是很少的，真正能被世界、被本國人民關注到的自由作家其實是少數。我曾經做過一個「中國民間寫作現狀」，中國民間寫作的人有大量的人在，默默無聞，但是我認為終有一天，他們寫作的東西會像井噴一樣爆發。中國會真正進入一個文學繁榮的時代。
德國之聲：最近以中國作家協會主席鐵凝為代表的百名作家抄寫了毛澤東當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您怎麼看這件事？
野夫：這個事情本身並不算一個嚴重的事情，甚至大家在炫耀書法，他們聽到某某也在參與願意加入某個陣列使自己「增光」的事情，他們沒有去細想作為中國作家、中國文人被迫害的命運被整肅的命運、被約束自由創作的命運都是從延安講座講話開始的，這樣一個可恥的文本，你怎麼好意思在這個年代還去抄寫？這是一個體制內作家的慣性「我拿了你們的錢和俸祿，我享受了你們給我的待遇、職稱，你們讓我抄這個講話我不好意思拒絕。」他們潛意識裡就沒有往深裡去想，當然這件事出來以後，也有的作家自己反省了，無形之中對自己也造成了傷害。
德國之聲：與這些作家相對應的，應該是另外一些作家，比如像德國的廖亦武、目前還在國內的余世存、冉雲飛、慕容雪村等人，這些人也是您的朋友，今天在這裡也想和您探討一個真正的作家的獨立性寫作這樣的話題，獨立對作家意味著什麼？
野夫：我認為獨立就是一個作家的靈魂，是脊柱，一個沒有獨立精神、人格、意識甚至沒有獨立文風的作家，本質上都不算一個好作家，能識文碼字的文人而已。在一個不自由的國度和不自由的時代，這種獨立性更顯得非常重要。
德國之聲：除了獨立性，我看過您的作品《革命時期的愛情》、《塵世輓歌》等，覺得和主旋律及流行網路文學有很大不同，現在關於土地、母親、愛、真相、救贖及死亡的文字越來越少了，所以想請您談談作家如何在作品中投射人性溫度以及對時代真誠記錄？
野夫：我們所處的這個社會，並不缺乏像我及我的家族的這些悲劇，這樣的悲劇遍地皆是，有的人有這樣的故事但自己認為沒有寫作能力，他們不想說了；另一方面有的人覺得要把遙遠的東西放下來，還有一些知識份子他們覺得現在寫出來還有危險，會給自己增加麻煩。我熟知很多家族慘烈的故事，中國的國史總有一個年代要重寫，現在的基本建立在虛構的基礎上，而要重寫國史依靠什麼？我認為要依靠無數個家族史來重新填充。只有這些家族史才能佐證我們國家是如何走過來的？到底發生過什麼事情？這些和主旋律的宏大敘事下是根本看不見的，個體生命的聲音被糟踐了，這是我們現在的缺失。也有很多作家認為寫這些又不賣錢，他何不寫暢銷書呢！
德國之聲：我相信將來對「六四事件」的記錄也將重寫，當年您還是一名警察，因為同情和支持學生並參與保護被通緝的人被捕入獄，二十三年過去了，您怎樣評論當局對六四的態度，以及民眾對這個事件選擇記憶或遺忘？
野夫：國家對「六四事件」的態度明顯看得出來是要盡量抹殺和淡化這件事情，從官方語言上，早已經從「反革命暴亂、暴動」改成「事件」，到後來改成「風波」，從官方發言實質上是平反了，既然不是「暴亂」而是「風波」就不存是非，沒有正惡，事實上他們已經給出了「這個事情是無罪的」，但是他不願從法律上糾這個錯，他們認為糾錯的時間沒有到，他們唯一想做的就是，這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巨大傷痕，把這個傷痕先用膠布貼上，不許任何人看見這個傷痕，也不讓大家提這個傷痕，那麼這個傷痕到底裡面發炎到什麼樣的程度？是會自然痊癒歷史彷彿就不存在這樣一場災難、這樣一個傷口？還是繼續發炎最後潰爛到傷痕裡的骨髓甚至危及生命，這是他們眼前不想管的事情。
我也知道民間六四這一代人，這代人是廣義的，不僅是「六四事件」的學生，捲進「六四事件」的遠遠不止學生，因「八九民運」而改變命運的官員大批，現在的生意人有大批，工人也有大批，捲進少的是農民，雖然農民也有代表，當然學生是主力，廣義的六四這代人我接觸得很多，有的現在非常成功，有的甚至在體制內也混得很成功，更多的是在這個社會生存得不好的，被繼續打壓甚至判刑，所有這些人他們心中並沒有淡忘這段記憶，這是耿耿縈懷於心的，是整整一代人的集體記憶，不說並不等於遺忘，最終我們這個民族必須要面對這個坎兒，要想邁過，必須得有一次面對，官民將一起面對。不解決這個事情是不可能的，誰也別想用個膠布就把這段歷史貼上它就自然痊癒了，就彷彿從未發生過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