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知青上大學不免獻身（網路圖片/看中國配圖）
近日，大型「青春勵志劇」《知青》在央視熱播，只播出短短數集，已引起了巨大爭議。爭議的焦點，集中在如何看待那段歲月，究竟是「青春無悔」，還是「不堪回首」。
「無悔論」者說：「這部劇告訴人們，逆境對一個人的精神成長非常重要」，這種苦難釀就成功的心態，是「青春無悔」的哲學基礎，也是該劇「青春勵志」的立足點。「有悔論」者們則說：「上山下鄉」本就是一場苦難，部分人在逆境中的奮鬥並不能把壞事變成好事。
這種認知分歧，實在引人深思。
所謂「青春無悔」，是「因為無何奈何，要自我安慰」
有一首知青詩歌這樣寫道：「我們說青春無悔/是因為無何奈何/要自我安慰」——自我安慰，不能接受自己的青春被操控，難以面對自己的青春無意義，這才是「青春無悔」的真相。
知青生活不美好，「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自殺」，某些地方「一百零三名幹部姦污女知青」。
《知青》編劇梁曉聲說，《知青》就是這樣一部作品，他們想給觀眾看到真正的知青是什麼樣子，而不是被浪漫化、被規避掉「生活」。《知青》只播了兩集，我們無法判斷梁曉聲是否在信口開河。不過，目前已有不少資料披露了當年知青的生活情景。
農村生活貧苦，這是人所公知的，城市青年下鄉後一下子就要承擔繁重的體力勞動，其不適也可想而知。除了克服農村的生活困難外，知青還要承受管制和欺凌，在《中國知青夢》一書中，鄧賢引用了大量官方檔案描述了這知青被管制和欺凌的殘酷一面：
「（第十八團）排以上幹部親自動手四十八人，被打知青一百一十人，遭受三十幾種刑罰，有的被打致殘，有的內傷嚴重，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自殺（未死）……」
「遼寧省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三年，共發生摧殘知青和姦污女知青案件三千四百多起，四川省三千二百九十六起……河北省，僅一九七二年姦污案一百一十九起。」
「雲南省知青辦揭露：據不完全統計……有一百零三名幹部姦污女知青。」
「第十團司令部參謀刀世美（正連級），有婦之夫，採用欺騙、引誘和脅迫等手段，雞姦男知青二十餘人」！…
誠然，確實有部分知青是懷著某種理想主義去上山下鄉的，但決不應該因為這部分理想主義，就遮蔽掉它背後的迷茫、苦悶乃至血腥。
「這部劇告訴人們，逆境對一個人的精神成長非常重要。它不僅可以讓知青這一代回望自己的人生軌跡，也可以讓他們的後代、今天的人瞭解那一段歷史，為人們注進精神營養，珍惜今天。這就是電視劇《知青》的價值。」某文藝評論家如是說。該看法十分有代表性。這種苦難成功學，在90年代相當流行。在90年代後期，當年的青蔥少年變成大叔了，他們回望和紀念自己的青春，部分人喊起來了「青春無悔」——「我吃了苦，但是我不後悔。」
「青春無悔」的提出，源於一場知青「青春無悔」的展覽及其出版的圖書。據其發起者之一的王曉梅說：「我覺得青春無悔的含義我是這樣理解的：從大的方面來說，我是絕對不贊成上山下鄉運動，像這樣一場運動是對民族和國家的毀滅。而對我們自己來說呢，因為我們在這種環境中間，沒有辦法的時候，被迫走的一條路中間，不管在什麼地方，在任何生活情況下，在艱難困苦之中，都能得到一種生活的體驗，這個對我們來說是一種財富了。」…
網路上流傳著一首署名為張愚若、張谷若兩位知青的詩歌，是作者參觀崇明島上東平森林公園裡知青立下的「青春無悔」紀念碑後所作，其中有這樣幾句：我們說青春無悔/是因為無何奈何/要自我安慰——自我安慰，不能接受自己的青春被操控，難以面對自己的青春無意義，這才是「青春無悔」的真相。
「無悔青春」是人為造成的歷史失真，讓人「誤以為當年的知青今日大部分都是中流砥柱」
在90年代，大量的知青「懷舊」作品對往事魂牽夢縈、無限懷念，「無悔青春」成為熱潮，隨之也招來非議。郜元寶說「老知青中一部分‘成功人士’的回憶錄及雜感彙編，知青作家自選集等，範圍有限，不容易體現知青文學的全景與實績。」
張嚴正也在《其知青圖書開始走出誤區》一文中批評知青中少數成功精英對知青歲月的眷戀，給下一代造成錯覺和迷茫：「一時間，多少知青看罷後，‘熱淚欲零還住’，從而掀起了回首「無悔青春」的‘自戀情結’熱潮。並引發了少數知青名人對黑土地和插隊生活的眷戀、追憶和謳歌，從編寫回憶錄到籌辦聯誼會，從歌曲‘小芳’到‘老插酒家’，直到電視劇中出現的知青出身的廠長、經理。……正由於這種人為造成的歷史失真，給下一代造成錯覺和迷茫，誤以為知青一代的成功與輝煌和苦難與汗水有著必然的相關關係，更誤以為當年的知青今日大部分都是‘中流砥柱’。」…
更荒唐的是：這種「無悔」還被人為提升到「與共和國共苦難」的高度
「逆境更容易成才」、「吃得苦中，方為人上人」，在我們的文化中「苦難」有著救贖的意義。知青稱「苦難」「對我們來說是一種財富了」，喊「青春無悔」，多少源於這種對苦難的解讀。
然而，苦難對於知青來說，意義並不侷限於此。一些知青認為「現在我們更能吃苦了，扛著共和國的苦難」，把個體的困難上升到「國家」層面。對此，劉亞秋在其《「青春無悔」：一個社會記憶的建構過程》一文中分析：
「無悔被歸因為‘與共和國共苦難’，換言之，我們‘扛’起了共和國的苦，在這裡，無悔是通過個體的「苦」的意義轉置實現的，即個體的苦提升為國家的苦難。」
「知青文學、公開聚會等權力運作將這種苦感提升為一種國家的苦難。於是，不管多麼瑣碎的‘苦’都變成了一種莊嚴的‘苦難’，為國家‘扛著苦難’。‘苦’不僅對個人具有意義，而且因此獲得了一種國家歷史的意義。」但這種意義是如此荒唐——他們渾然忘了，這種「苦難」是誰強加在知青們頭上的。受害者與施害者居然唱起了同一首奇妙的讚歌。
《又說「老三屆」》作者張地說：「據我所知，知青中絕大部分人的生活處於很一般的水平，相當一部分還在為住房、子女、甚至為戶口和找工作而奔波。」寧紅崗則更為直接：「在揚起‘青春無悔’的漂亮大旗時，還應想想那些仍留在社會底層，沒有機遇，沒有能力，沒有毅力再回升的知青，少說些豪言壯語。」…
張地的描述較為籠統，在其背後，其實有很多鮮活的案例。譬如，知青回城後，為了生計奔波之餘，他們成為城市邊緣人，遭受歧視。某女知青說：
「一個很大的理由就是我們到北京以後，人家不理解我們，人家排斥我們，其實我們原來是北京人，等我們下鄉以後，他們就覺得把這些人趕走了，等這些人又回來了，然後就覺得這些人搶了他們什麼，我也不明白北京人什麼心理，是覺得這些知青回來呢給他造成什麼交通堵塞，你老農民似的。」
對於那些部分知青精英來說，他們高喊「青春無悔」，因為現在的成功了，可以從苦難中得到救贖，然而，對於這些為生活奔波勞碌、生活依然困苦的大部分知青來說，經歷苦難後並沒有迎來天堂，而是延續著另一種苦難，對於他們來說，青春真的無悔？或許那段苦難對於他們來說，只是簡單的「受苦」，並沒有過多的意義。
「受苦」的不僅是知青，而是全民族
「青春無悔」也好，「不堪回首」也罷，其實視線都侷限在知青們自己身上。真正的悲劇是：迄今為止，極少有人、有作品關注到「上山下鄉」的另一被波及到的群體——農民——他們當年遭受了怎樣的衝擊。他們同樣也是這場運動的犧牲品，是苦難的一部分；但是，他們沒有自己的「知青文學」，他們也提煉不出「青春無悔」的口號，更不懂得將個體的苦難提升到「與國家共苦難」的高度以獲取心靈安慰，他們才是真正的失語者，才是真正的「沉默的大多數」。
上山下鄉讓億萬家庭承受著骨肉分離的痛苦
「上山下鄉」，不僅牽扯著知青的命運，而且讓整個家庭的陷入苦難的漩渦之中。最讓人刻骨銘心的是，億萬家庭承受著骨肉分離的痛苦。譬如：
「原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第八團的北京知青蔡連和，下鄉三年後的第一次探親就要結束時，其母親臉上不時流露出痛苦的表情，在近乎懇求的挽留不成之後，埋頭為他收拾行裝時，突然倒在床上，頓時神智不清，送到醫院緊急搶救，但已無回天之力。三年的苦熬苦盼，結局卻是這樣的淒慘，面對這突如其來的變故，他大聲疾呼：天哪！世道對我為什麼這樣的不公平？母親可以給我一切，我卻給了母親了什麼呢？蔡連和的眼淚哭干、心都碎了。」
許多知青存在各種婚姻問題，下一代往往成為這種家庭缺陷的犧牲品
知青回城，帶著子女來到陌生的城市，再加上原本知青的婚姻有諸多問題，家庭生活多少有所缺陷，所以知青的子女的成長道路也不平坦。陳紅在其《幫助知青子女排除心理障礙的嘗試》一文中談及：
「他們有的寄居在親戚家裡，有一種寄人籬下的感覺，倍感孤獨；有的即使受到祖輩的疼愛，但由於長期和父母分離，思念之情苦苦地煎熬著這些幼小的心靈；有的較為幸運，能隨父母一起返城，但父母由於工作差、收入低，生活的壓力造成煩躁，有時會轉嫁到孩子身上；有的父母由於自己的不如意，因而把所有的希望寄託在孩子身上，期盼孩子能出人頭地，一旦孩子不爭氣，父母或怒罵或棒打，家庭氣氛異常緊張，給孩子心靈造成很大壓力；還有些知青子女初到城市，生活上尤其是學習上不太適應，與其他同學在成績上有明顯差距，使他們心理上無法接受。所有這些不如意不順利都給這些孩子脆弱的心理造成負面影響，逐漸產生心理障礙。表現為：抑鬱、孤僻、自卑、偏激、消沉等，形成了消極的性格特徵。這些不僅嚴重影響他們的學習，甚至有可能影響他們的一生。」
知青下鄉給本就已經被折騰得千瘡百孔的農村造成了巨大負擔
毛澤東當年號召知青下鄉，說「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事實上，據很多知青反映，當年農村並不真正需要他們，反而有時候把他們當成負擔——自49年以來，農村一直是以一種單向度的「城市輸血管」的身份存在著，農民土地上微薄的收入，一直是國家工業化、城市化最關鍵的「資本積累」；千萬知青下鄉，對本已不堪重負的農村而言，絕對是經濟負擔的又一次加劇。但知青們似乎並不能理解這一點，相反，他們在農村的某些行為，今日讀來令人寒心——李復奎在其《難忘的知青歲月》一文記載了當年知青偷社員的雞，不偷反而會被人嘲笑：
「那時在男知青當中，沒有偷過社員家的雞，是膽小鬼的象徵，會被別人嘲笑，所以，為了不被別人看不起，你無論如何都得去體驗一回。……丟了雞的社員，基本上沒有‘吃了豹子膽’要找知青索要的，發覺雞被偷了，都只有自認倒霉。當時在農村的知青，受到政策的保護，是農村中一個特殊的群體，‘貧下中農’並不敢公然欺負。」
除了給農村帶來經濟上的負擔外，下鄉知青還給農村青年心理造成創傷，賈平凹在《我是農民》一文中談及：
「我那時是多麼羨慕著從城裡來的知青啊！他們敲鑼打鼓地來，有人領著隊來，他們從事著村裡重要而往往是輕鬆的工作，比如赤腳醫生、代理教師、拖拉機手、記工員、文藝宣傳隊員，他們有固定的中等偏上的口糧定額，可以定期回城，帶來收音機、手電筒筒、萬金油，還有餅乾和水果糖。他們穿軍褲，脖子上挂口罩，有尼龍襪子和帆布褲帶……他們吸引了村裡漂亮的姑娘，姑娘們在首先選擇了他們之後才能輪到來選擇我們。」
結語
「上山下鄉」是一場悲劇；對「上山下鄉」的解讀在今天出現如此巨大的分歧，則是另一種更悲劇的悲劇。說一千，道一萬，有一個事實無人能夠否定：那是一場數千萬人（知青）乃至數億人（把農民包括進來）無法自己決定自己命運的運動；他們的命運掌握在他人之手，猶如草芥。歌頌這樣的運動，實在過於荒唐。
據說，梁曉聲最終接下《知青》劇本，與一位官員的這句話有關：「作家應該有一種文化自覺和文化責任。」的確，作家需要承擔責任。同樣是面對「苦難」，彼岸的米蘭·昆德拉說：「對希特勒的仇恨終於淡薄消解，這暴露了一個世界道德上深刻的墮落。這個世界賴以立足的基本點，是回歸的不存在。因為在這個世界裡，一切都預先被原諒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許了。」
（本文略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