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發生時，「救人」並沒有成為「救災」的主要指向。(資料圖片/看中國配圖)
當唐山大地震發生時，「救人」並沒有成為「救災」的主要指向。讓「救災」為「文革」的政治服務，或者說，變大災難為政治上的大好事，才是其時「救災」的主旨。
當時雖然也高喊「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但「革命」是首要的，「生產」是次要的。以「革命」促「生產」是「正確」的說法。如若將「生產」置於「革命」之前，那就在政治上犯了方向性錯誤。在唐山大地震發生後，救災部隊居然為「救人」是「革命」還是「生產」而困惑。如果「救人」只是「生產」而不是「革命」，那將「救人」放在首位，就是以「生產」壓「革命」，就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甚至救的人越多，錯誤便越嚴重。所謂「困惑」也只存在於少數較有頭腦者的頭腦中。在實際的「救災」中，是將「救人」看作「生產」而非「革命」的，也即在「救人」之上還有一個高於一切的「革命」。
不然「一分不差」的故事就不會傳誦一時：某部一排清理挖掘銀行金庫，地下共埋壓現金91萬515元零9分，在挖出大部分，只剩下5元錢、5分錢、3分錢、2分錢時，銀行工作人員幾次阻止，表示誤差已經在可以允許的範圍內，不要再費勁了。戰士們表示：財經紀律允許有誤差，我們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卻不允許有一絲一毫的誤差！他們摸著黑，打起手電筒，在磚縫裡摳，在泥土裡刨，終於找到了最後一枚糊滿泥土的二分的鋼鏰兒。《解放軍報》對此專門做了突出報導。無數的生命在鋼筋水泥下等待救援，以「救災」為師出之名的部隊，卻為國家的二分硬幣「挑燈夜戰」。
不難想像，在這些戰士為尋找二分硬幣而細細摳著磚縫、輕輕刨著泥土時，近在咫尺的地方，就有一個又一個的人在鋼筋水泥下呻吟著。他們或許並沒有聽到這呻吟。但即便他們聽到了，也會無動於衷。因為無動於衷才是正確的。如果有動於衷，如果因這呻吟而影響尋找那枚硬幣，那就是思想上出了「問題」。當然也不難想像，當二分硬幣終於找到時，當一整排戰士為這二分硬幣的「出土」而歡呼時，身邊已有些人剛剛死去或正在死去。要說這些不找到二分硬幣誓不罷休者完全無視人的生命，他們又分明是以「為人民服務」的名義如此行事的。那無數鋼筋水泥下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不是「人民」，而那二分硬幣卻代表著「人民」，於此亦可見「人民」二字在「文革」中是怎樣莊嚴神聖卻又空洞無物了。這一排戰士是為二分硬幣而在手電筒照耀下摳遍磚縫、刨遍泥土。如果要尋找的是一枚一分的硬幣，他們的勁頭也絲毫不會減弱，甚至會熱情更高、幹勁更大、精神更亢奮。因為摳刨一分硬幣，政治意義更大。「文革」期間，強調為國家和集體犧牲個人。個人的付出與國家和集體的利益之間的落差越大，該行為在政治上就越有價值。為救集體的一頭牛犧牲生命，固然是英雄。為救集體的一隻羊犧牲生命，則更是英雄。由此又可以這樣為「文革」下定義：「文革」就是國家和集體的一分錢，重於一條人命、十條人命、百條人命、千條人命……
（本文略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