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平同盟主席、中國民主大學校長、前六四學生領袖之一唐伯橋先生在八九「六四」23週年到來之際，在接受本臺記者採訪中分析指出，八九年「六四」是一場以學生為主導的、中國人民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民主運動。自八九「六四」民主運動後，中國民眾對普世價值，如人權、自由、民主等理念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未來爆發的民主運動將會從中國底層的民眾開始推動，由下而上，最終到達結束中共專制的目的。唐柏橋還從幾方面分析了未來民主運動的特點和可能爆發的時機。下面就請聽本臺記者對唐柏橋先生的採訪報導。
記者：唐先生， 您好！ （唐柏橋：你好！）您前面已經分析了中國像八九「六四」這樣的民主運動可能還會爆發， 那是不是請您談談您認為將來再爆發的民主運動有什麼特點？
唐柏橋：這個我覺得也是很關鍵的問題。大家認為第一次民主化運動，也就是八九年大規模的民主運動的特點就是非常純潔，非常理想主義，也非常愛國，自發的。那個時候，八九年，沒有一個黨去領導這個運動，也沒有一個工會，沒有一個民間組織去領導這個運動。當時是臨時成立了一個高自聯，所以這個在全世界民主運動中，不說絕無僅有，可以說是非常罕見。
當時為什麼講愛國呢，當時這個情緒主要是愛護這個國家的角度，而不是從普世價值這個角度，有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懷在裡面。
但是如果再暴發這樣的運動的話，會顯然跟八九運動有巨大的區別。第一，今年如果再暴發的話，我相信會有很多政治性組織會迅速的如雨後春筍般的冒出來，而且會有許多已經存在的各種組織和民間組織介入進去。比方說我們中國民主大學，中國和平民主聯盟、海外還有各種民主黨，還有各種民主組織，現在在國內已經很有影響力了。國內還有很多，像艾未未工作室，維權運動，還有各種各樣的民主黨運動，一直有。還有各種各樣的社團，就是這些維權、人權組織。他們會介入到即將到來的第二場民主革命。有可能艾未未啊，高智晟這些人啊，他們會一夜之間成為反對派的領袖人物，包括一些海外的，包括正在坐牢的， 像王丙彰啊，都會一夜之間為中國人民所瞭解和支持，都有可能。這是個網路時代，今非昔比了。
因為這些長期從事反對派的這些人，精神境界和他們的道義力量是現在一般的人想像不到的。因為我們長期從事民主運動，政治活動，我們非常瞭解這一點。你像當年羅瑪利亞當年反彈運動一暴發以後，直接從監獄裡面接出來的那些人，就變成了臨時政府，民主陣線的領導人之一。哈維爾，捷克斯洛伐克，他直接就被選、推上總統的位置了，後來連續兩屆被選為總統，哈維爾也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像南韓的金大鐘，他們都是這種情況，一夜之間就變成家喻戶曉的人物。所以第二次民主革命到來的時候，就會比較成熟，不會是一盤散沙。沒有明確的宗旨，不知道什麼時候該進什麼時候該退。八九年就是缺乏這些東西。因為都是學生，我當時才22歲還不到，是領導整個湖南省學生運動的一個頭，那我回過頭來想的話，我今天跟我22歲的時候比，我現在學到的東西要比22歲時要遠遠多得多。那在接下來的民主運動，我肯定會發揮一定的作用，還有我們民主大學很多學員，我們過去組織的很多成員，都會發揮很多的作用。
第二個，就是現在這個運動的境界可能要比八九年要高。因為它不僅僅是一個狹隘的，僅僅是反腐敗，甚至是擁護共產黨的一黨專政的情況下的一個要求社會改革的運動。而是要推廣普世價值、自由理念、民主的這麼一個運動。自由、民主、人權這三個概念，八九年以後，已經深入中國人心。所以我想這一場運動一旦來臨，人們渴望自由和民主的強烈願望會超過人們的想像。那麼現在如果有全民的運動起來了，不是以反腐敗為主軸，也不是以愛國為主軸，而是自由民主價值，要求盡快實現全民大選，要求各種各樣的自由。這樣的運動會迅速暴發，達到最高點的時候，可能就會要求結束專制、共產黨下臺。
然後還有一個可能跟八九年很大的區別就是，一旦暴發，最大的力量來自下層，就基層，比如現在的訪民，比如今年的六四活動，都是訪民走在最前面，那麼這會激起知識份子，尤其是年輕的大學生，他們的良知會被喚醒。陳光誠是最典型的例子。陳光誠自己本身就是最底層的一個維權人士，他自己也是雙目失明的，是個殘疾人。他沒有任何社會資源，鄉下人，在中國應該主是最底層的人了。他在東石沽村，非常落後的一個村走向全世界，成為全世界最領風騷的一個人權鬥士。所以這就是一個跟八九年完全不同。所以即將暴發的這場民主革命一定會是由民間草根推動。
下層的人有個特點，他們所受到的苦和壓迫是比較深的，他們對這個社會的黑暗和不公，他們的體會是最深的。你看這些全國各地的訪民，他們有些人是十幾年的上訪，在北京在全國各地遭到各種打壓，甚至在黑監獄，甚至於人間蒸發。上海的冤民大同盟，據我瞭解至少有二十幾個已經被迫害致死。所以他們周圍看到的血淋淋的共產黨的邪惡，要比一般北大的教授和學生，要看得透徹的多的多。這幾年最初在中國大陸提出打倒共產黨口號的就是上海冤民大同盟的民主鬥士。他們一直最堅定的支持高智晟，支持法輪功學員的反迫害。所以我說這是這一場運動的一個特點。
這樣的特點，由最下層，形成全國氛圍，然後讓那些知識份子精英們良心發現，參與到這場運動中來，這場運動就會非常堅實，非常容易達到目的。因為龐大的弱勢群體在中國是佔80%的人口，比方說農村佔七、八億人口，然後城市裡失業工人，退休的，包括退伍軍人，受不公平待遇的，包括各個地方被歧視的各種群體，他們是絕大多數。最近幾天我看到重慶萬盛一個區有十萬人上街，就可以把這個區癱瘓。你大學生就做不到這一點。所以這第三個區別可能會從下層來進行。
第四個特點可能和八九年不一樣，八九年也有，但極為罕見。比如說八九年38軍軍長，他拒絕開槍，體制內還有個趙紫陽，胡啟立，拒絕鎮壓學生。而下一場民主革命到來的時候，拒絕鎮壓的，倒戈到人民中間來的，會迅速形成雪崩效應。我相信90%的人都會拒絕開槍。
比方說埃及的穆巴拉克，非常強權的一個獨裁者，統治了埃及三十年，他兒子馬上就準備接他的班，穆巴拉克本身是軍人出身，軍隊裡無數的軍官都是他以前的手下。但是當他調動軍隊要到廣場去鎮壓的時候，軍隊表示中立。為什麼，因為埃及的很多軍人是受過美國的教育。
那麼今天中國的情況我都知道的。那些戒嚴部隊，沒有一個人敢說他八九年參加過戒嚴部隊殺了人。那個共和國衛士，現在誰敢出來說，出來會被亂棍打死在街上，所以大家很清楚這個是非。就像利比亞。利比亞當時有很多軍人，寧願自殺都不願去殺別人。因為他知道殺別人最後自己也是要死，而且良心還受煎熬。將來可能永世得個罵名。利比亞當時還有個例子嘛，就是有個人開著飛機，人家命令他去轟炸示威著，他去開著飛機把卡扎菲最小的兒子炸死了，就同歸於盡。我們看現在的敘利亞，現在有個叫自由敘利亞軍隊，這個軍隊現在正在跟阿塞德獨裁者的軍隊在打仗。這個軍隊的人99%都是原來的政府軍人，在今年二月份宣布起義，現在越來越多。
現在中共也是一樣，第一現在大勢所趨-國際形勢，第二個就是軍人裡面受的教育程度。據我所知，軍隊的軍官都是上過大學的。受過教育的人，在關鍵時候，判斷是非的能力會稍微強一點。軍人現在雖然說封鎖網路比較厲害，但據我瞭解，他們能夠上網還是比較普遍的現象。他們經常出來的時候到網巴去，所以對外面的信息，我有一些軍人朋友在國內，他們幾乎都認同我們的觀點。只是他現在沒有機會表現，比如像利比亞現在的自由軍，在別人看來，沒有起義之前，是獨裁者手下的打手，但實際上他們一倒戈以後，他們就是自由戰士。今天中國的軍隊也是一樣的。他們只要一倒戈，你就會發現，原來他們的內心和我們是一致的。有些人經常講，共產黨兩三百萬軍隊，包括武警，現在武裝到牙齒，共產黨這麼強大，民眾怎麼能跟他對抗呢。其實不對，因為這些軍隊，今天是共產黨獨裁暴政的武器，明天就可以變成人民的武器，為我們所用的。
就像1991年，在前蘇聯，當時蘇聯的變革非常戲劇性，將來中國很有可能就會發生蘇聯那種變革。除了戈爾巴喬夫以外，蘇共最高領導人，包括副總統，國防委員會主席，總理，他們全部八個人聯合起來，把戈爾巴喬夫軟禁了，相當於綁架了，進入緊急狀態，戈爾巴喬夫修正主義路線是錯誤的，然後他們想要去倒退，去復辟。結果葉律欽不答應了，葉律欽早就退出蘇聯共產黨了。他往坦克那一站，只有兩三輛坦克支持葉律欽，那個軍隊派進去，本來是那個國防部長-八大老，他們派出去的軍隊是要鎮壓葉律欽的，甚至去暗殺葉律欽的。結果這些人拒絕執行命令，有些人反而倒戈了，倒到葉律欽這邊了，有的人把坦克的頭掉過去，對著八大老國會了，對著蘇維埃的最高會議了。所以就出現了戲劇性變化。幾天之內，三天，從1991年8月19號到8月23號，戈爾巴喬夫救出來以後，跟葉律欽開了記者招待會，整個蘇聯就解體了，然後宣布俄羅斯的共產黨非法。就這麼快。
剛才我分析軍隊，肯定還包括體制內一些人。當然我現在不能說是誰。比方說溫家寶也好，或者誰也好，其他的一些人，各個省，省級省長都會有一些人，就是說都有一些人，可能在歷史的關鍵時刻，他們會表示不同意鎮壓政策，不同意頑固的做法。如果說一定要讓他們做出選擇，他們就會站到人民一邊來。所以他們會給政府喊話，要求政府不要鎮壓啊。就像現在廣東的汪洋，他的做法跟別的省有些區別。比方像廣東烏坎，他對烏坎的事情沒有鎮壓，他採取對話的政策。如果說當別的，或北京將來採取的政策如果和烏坎不一樣的話，可能汪洋也許會喊話，我舉個例子啊。這樣就在中共內部形成裂痕，最後各個派系就分道揚鑣，最後就會出現中國的葉律欽這樣的人物，跟人民聯合在一起，迅速的以摧枯拉朽之勢，就會結束這個暴政。
記者：您剛剛很詳細的分析了中國未來民主運動的特點。那您認為再次爆發的這場民主運動的時機是不是已經成熟？
唐柏橋：我認為現在成不成熟由幾個因素決定。第一由我們中國13億人口，看看我們有多努力。我們現在要是不努力，如果就像現在這個情況，不更加努力的話，有可能在18大以後，可能會發生。但是如果我們比現在更努力一點，全民都意識到我們要盡快的結束暴政，迫使中共還政於民的話，那麼甚至於快到18大以前，都會發生一些戲劇性的事情。
我為什麼這麼講。因為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容忍也快到臨界點了。你通過這半年的媒體的報導，明顯看得出來。它不是一個國家在報導，不是一個媒體在報導。比如美國。美國有親共和黨、親民主黨的，有左派媒體、右派媒體，也有比較親共的，也有比較激進反對共產黨的。現在幾乎一邊倒都在譴責共產黨，在揭露共產黨，從王立軍事件開始，到陳光誠事件。從紐約時報也好，華盛頓郵報也好，特別是紐約時報有段時間我們覺得它特別溫和，而且說共產黨很好啊，上海的高樓有多高啊…去年我在《紐約時報》的朋友還在誇上海。我有個好朋友，很早認識的一個專欄作家。他去年還說上海比紐約還好，說如果現在實行選舉的話，共產黨還可能會贏。但前不久他寫了篇文章，說共產黨氣數將盡，馬上就要完了，所以國際社會對共產黨的容忍度是越來越低。那麼18大以後，如果共產黨再不改的話，那國際社會就會絕望，就會採取措施了。來迫使共產黨來改變。 中共在國際社會上的表現越來越差，越來越像個流氓，就現在中共在國際社會的表現比八九年以前差多了，完全是肆無忌憚的流氓表現，像這次敘利亞事件，還有很多北韓的事情，陳光誠的事情，剛從美國大使館出來，就開始威脅別人，直接就赤裸裸的這樣做，以前還不是這樣的。所以美國社會也感覺到了，國際社會也感覺到了。所以我相信在十八大前後，會有一些戲劇性的事情發生。
但是還有一個偶然性，我們必須要考慮的。就像八九年，他就是胡耀邦去世了，就來了一個偉大的八九民主運動。如果胡耀邦沒去世的話，也可能來這樣一個運動，但更大的可能性是不來。我相信大家都會同意我這個觀點。就是那個時候純粹是偶然性，雖然那個時候有腐敗的問題，有通貨膨脹的問題，但你如果說因為那兩個問題必然造成八九的話，那就說不過去了，因為現在這個問題比那個時候嚴重啊。現在的腐敗比那個時候遠遠嚴重。這次通貨膨脹的程度比那時還要差啊。那個時候，那幾年就是八九、八八年之前是發展很快的，每天都有變化。今天有黑白電視，明天就有彩色電視了。鄉下建房子的速度，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很快，但是一樣發生了八九民主革命運動，就是因為胡耀邦去世，然後老百姓非常傷心，對胡耀邦遭到迫害遭到打壓，感到很憤怒，所以就引爆了這場民主運動。這就是偶然性。
今天也是一樣，所以必然因素已經具備了，但是缺乏一個偶然因素。我隨便舉個例子，比方說溫家寶，明天突然宣布辭職，我說的是假設，就說明這種偶然性。他宣布辭職，然後他就被打壓了。那麼老百姓就會起來，那完全有可能。就像那個葉律欽，戈爾巴喬夫一樣。蘇聯之所以那麼快的垮，全世界都沒有意識到。所以說，這是舉這個例子而已，還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都可能引爆…你看就像陳光誠吧，這麼小的事情都會引爆國際媒體對中國人的關注，那你以前是無法想像的。
聽眾朋友，今天的【時事訪談】節目就到這裡，我是靜汝，感謝您的收聽，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