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
樂隊指導盧茨·滕普林是薩克斯管演奏家
「查理和他的樂隊」錄製的唱片
作為納粹德國宣傳機器的一部分，這支「御用」爵士樂隊中卻混進了猶太人和吉卜賽人，甚至還有共濟會成員、同性戀者和共產黨員。
說起「藝術為政治服務」這一理念的忠實信徒，約瑟夫·戈培爾的名字不該被落下。這位擁有文學博士學位的納粹德國宣傳部長深知，相比報紙和廣播，政治化的藝術才是懾服人心的最佳手段。正是在他的授意下，在視流行音樂為異端的第三帝國，誕生了一支「御用」爵士樂隊；他們為法西斯政權歌功頌德的樂聲，隨著電波和唱片貫穿於二戰始終。
從封殺轉為利用
20世紀30年代末，爵士樂風行歐洲大陸，惟獨在納粹德國處境艱難。美國《史密森尼雜誌》網站載文稱，這主要是因為爵士樂源於美國且「雅利安人的貢獻不多」，納粹遂將其認定為墮落的象徵，稱「即興中斷和重擊……會破壞日耳曼民族的純潔和紀律」。在公開場合，第三帝國高官的措辭更加嚴厲，「罪惡巴比倫」曾是戈培爾對爵士樂的蔑稱。
這樣的表態在當時並不令人奇怪。畢竟，打壓流行音樂是納粹當局一以貫之的政策，最不濟的情況下也要保證其「政治正確」。為此，第三帝國文宣系統頒布的各種限制性條款稱得上五花八門。按照捷克音樂家兼作家喬瑟夫·史考弗瑞奇在其小說《低音薩克斯管》引用的法令內容，民間爵士樂隊必須遵循以下要求，才能在德國境內正常演出：
狐步舞節奏不超過全部曲目的20%；歌詞要表達「生活的喜悅」，而非「猶太人風格的憂鬱」；曲風要輕快，與雅利安人的紀律和節制感相稱；最多只能有10%的切分音，杜絕歇斯底里的節奏；嚴禁使用與德國精神相悖的樂器；低音提琴必須獨奏；弦樂器禁用撥弦；禁止即興演唱；應限制使用薩克斯管，用小提琴、大提琴、中提琴取而代之……
不過，供職於納粹宣傳部的官員們逐漸意識到，一味打壓流行音樂可能適得其反——民眾打開收音機時，並不想翻來覆去地聽那些歌頌國家社會主義的進行曲。隨著戰火熊熊燃起，戈培爾率先意識到，要想消除國民的厭戰情緒並打擊英美對手的士氣，作為武器的流行音樂必不可少。與其單純地封殺，倒不如給爵士樂一點自由，令其「為我所用」。
樂隊骨幹特權眾多
有了靈感，戈培爾很快開始招兵買馬。這支「御用」爵士樂隊的頭面人物，既要在藝術領域有說得過去的造詣，政治忠誠度也容不得半點含糊。思來想去，次中音薩克斯管演奏家盧茨·滕普林成了合適的人選。滕普林並非納粹黨員，但生性圓滑，同包括戈培爾在內的多名高官私交甚篤，自然，文宣部門在策劃「爵士樂攻勢」時首先想到就是他。
接下來，希特勒的宣傳部長又找來了愛爾蘭裔美國人威廉·喬伊斯和貝利·斯圖爾特，安排他們給樂隊主唱卡爾·施威德勒出點子、寫歌詞。來自杜伊斯堡的施威德勒時年38歲，天性機靈善變，在黑白顛倒的藝術界同樣如魚得水。投身樂壇前，他曾在外交部廣播局的美國司工作，英語完美無瑕，低音尤其渾厚。
既然是被戈培爾相中的紅人，樂隊骨幹們享受的特權自然少不了。就拿施威德勒說，即便是戰爭最激烈之時，他仍然過著花花公子般的生活，穿著印有黨衛軍字母的名牌襯衫到處旅行，還經常以採購唱片的名義前往瑞士，每次帶回的名酒、巧克力、香菸都比音樂素材多幾倍。據貝利·斯圖爾特回憶，「他一邊炫耀伊頓公學的領帶，一邊擺弄刻有盾形紋章的巨大戒指。」至於服兵役，有宣傳部長撐腰，這項義務自然與樂隊成員無關。
納粹宣傳機器的效率不可謂不高。戰爭爆發後的第五個月即1940年1月，德國聽眾吃驚地發現，收音機裡重新響起了一度銷聲匿跡的爵士樂，滕普林挂帥的「查理和他的樂隊」從此走進千家萬戶。這裡不能不提一下德軍王牌飛行員沃納·莫爾德斯，此人是狂熱的爵士樂愛好者，總是趁著升空作戰的機會收聽來自英吉利海峽對面的廣播——英國BBC會定期播送流行音樂節目。據說，當戈培爾把官辦爵士樂隊的方案呈報給希特勒時，正是莫爾德斯「收聽敵臺」的事跡，促使元首拍板批准了這一項目。
篡改歌詞為宣傳服務
雖然和英美同行相差甚遠，「查理和他的樂隊」提供的爵士樂，還是比納粹德國兜售的其他東西更具誘惑力。其中，知名鋼琴演奏家普裡莫·安傑利和號稱「德意志第一鼓手」的弗裡茨·布洛克斯皮爾出力甚多。當然，作為官方認證的樂隊，政治正確性是他們必須時刻牢記的，用納粹宣傳部官員的話講，「我們絕對不能像黑人和猶太佬那樣，整天光演奏那種頹廢的玩意兒」——在樂隊創立初期，真正的爵士樂只佔全部曲目的15%左右。
這支樂隊演奏的曲目，許多來自好萊塢電影和百老匯音樂劇。儘管施威德勒等人有權購買屬於「違禁品」的外國唱片，相當一部分曲目，仍是經無線電監聽站接收並轉錄的。
大概是為了吸引聽眾，每首歌曲的第一段保持原樣，接下來的部分就變了味：丘吉爾是醉醺醺的自大狂，為躲避炸彈整夜藏在地下室裡；羅斯福則是金融寡頭的傀儡；盟軍參戰的全部目標都是「為猶太人造福」……大多數情況下，類似的「二次創作」遵循固定模式：宣揚日耳曼民族的優越性，企圖讓聽眾相信，第三帝國的勝利是遲早的。
隨著戰爭繼續，越來越多的德國公民應召入伍，樂隊的規模卻不斷膨脹，人員成分也變得複雜起來，甚至出現了來自比利時、法國和義大利的面孔。通常來說，他們上午現場演奏爵士樂，下午前往其他地點重新集結，演奏的內容也換成了官方核准的「愛國主義歌曲」；到1943年秋天，盟軍對柏林的空襲加劇，樂隊被迫遷到斯圖加特，只做直播。
即便如此，樂隊的演奏水準保持了相對穩定。1943年5月，一位名叫彼霍內克的編曲在日記中吹捧道：「我晚上到了柏林。在黑暗中，可以依稀辨認出被毀滅性空襲炸塌的大樓……第二天早上，我前往巨大的廣播中心，那種感覺就好像愛麗絲漫遊仙境。這個樂隊有3把小號、3把長號、4個薩克斯管以及完整的伴奏群……滕普林先生招募了全歐洲最優秀的音樂家！他們正在演奏爵士樂！千真萬確，都是些最新的美國歌曲！」
無人在戰後遭追究
然而，外界並不十分清楚，不少音樂家與納粹宣傳機器的合作，只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結果。如果沒有「查理和他的樂隊」作為庇護所，他們只能上前線打仗或者冒著轟炸去兵工廠幹活。據歌手伊夫琳·庫內克回憶：「樂隊裡混進了猶太人和吉卜賽人，甚至還有共濟會成員、同性戀者和共產黨員……」在正常情況下，這些人都是納粹肅清的對象。
另外，似乎很少有證據表明這支爵士樂隊如戈培爾所願，成功削弱了盟軍的士氣。施威德勒等人的英語十分流利，可他們從未掌握英美諷刺文化的真諦。一個例證是，樂隊曾把錄製好的數百張唱片分發到戰俘營，其中大部分只聽過一次，就被戰俘們打成了碎片。
無論如何，作為納粹宣傳機器的一個零件，「查理和他的樂隊」生存到了戰爭結束。檔案記載，他們最後一次廣播是在1945年4月上旬，彼時，距美國陸軍攻佔斯圖加特，電臺被撤退的黨衛軍炸毀不過幾天時間。
在戰爭結束前的一個星期，這一切的始作俑者約瑟夫·戈培爾，在柏林的地堡裡舉家自殺。相比之下，「查理」樂隊的骨幹成員，卻無一受到盟軍通緝或追究。為滿足英美佔領軍的文娛需求，恢復「民間音樂人」身份的盧茨·滕普林，在1945年下半年進行了大量巡迴演出，接著又利用攢下的錢，在漢堡開辦了一家音樂出版公司。作為頂尖鼓手的弗裡茨·布洛克斯皮爾在一處農場躲了幾個禮拜，之後便繼續演藝生涯，直到1990年撒手人寰。
至於有著渾厚嗓音的卡爾·施威德勒，同樣憑藉見風使舵的本領逃脫了可能的指控。上世紀50年代初，曾有人見到他在西柏林的一家賭場裡做事；1960年，帶著一堆懸而未決的謎團，這位昔日的樂隊主唱突然攜妻子和孩子移民美國，之後便不知所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