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熱播的《知青》中那虛假的人與人之間的和諧融洽關係，讓我情不自禁想起在兵團親耳聽當事人講述的一件事，這也是改變我對兵團看法的第二件事。
那是去兵團的第二年的麥收之後，再怎麼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要求自己，也終於抗不過疾病對我的襲擊。我的關節炎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但當時我並不清楚嚴重到了什麼程度），持續低燒，渾身關節疼痛，特別是心臟難受，連衛生員叫我一定得去團部醫院檢查。結果一查血沉在118（正常值是十幾），兩個醫生圍住我，問這問那，並堅決命令我住院。就這樣我住進了團部醫院。
我所在的病房連我6個病人，一個牛皮癬，三個闌尾炎、還有一個她說不清自己是什麼病，三個闌尾炎只要一拆線就走人，立馬又來個闌尾炎，闌尾炎當時是醫院最多的病人。那個得牛皮癬的是哈爾濱知青，看上去非常健康，那個說不清自己得的是什麼病的是上海知青非常虛弱，臉色很蒼白，加上我仨人是老病號。當時我非常奇怪，怎麼還有說不清自己得的是什麼病的，後來在我不停的追問下，並在避開那個嘻嘻哈哈的哈爾濱知青的情況下，我在這位上海知青斷斷續續的講敘中知道了發生在這位知青身上可怕和辛酸的一件事。
她是68年去兵團的第一批上海知青，是66屆高中畢業生。她原是學校的學生會負責人又是團支書，後是學校紅衛兵頭頭，68年是去兵團上海知青的帶隊人，去兵團不久就入了黨。當時兵團不許戀愛，但她在來兵團前已經與上海家的隔壁鄰居，一位已經參加工作的男青年有了戀愛關係，並且在離開上海奔赴邊疆的前一夜有了性接觸，回到連隊四、五個月她才知道自己懷孕了，開始她瞞著，但這不是其他病可以瞞的，懷孕是要肚子大起來的。終於瞞不住了，她向連隊指導員「交代」（因為這是屬於羞於啟齒的資產階級行為）了自己的「罪行」。這可是砸開鍋的事。全連立馬開批判會，所有知青都對她聲色俱厲地聲討，當然包括上海知青，還有她的同班同學也是好朋友。她被開除黨籍，成了「偽君子」，從上海知青的先進代表一夜之間成了上海知青的恥辱，她被不容許住在原來的班隊宿舍，單獨住進了一間連隊放工具的倉庫。再也沒有知青願意與她有接觸，更不要說和她說話。只有上海的男朋友是她的唯一安慰，她和他都瞞著雙方的家庭父母。她說當時她無地自容，支撐她活下去的就是男朋友的書信。在她臨產前她一直在和大家一起勞動，只是勞動時大家都離她遠遠的，好像她是臭狗屎。生孩子那天是晚上，她忍著疼痛生著了爐子，外面大雪紛飛，當羊水流出來後，她說她開始大叫「誰來幫幫我——」她說她其實知道不可能有人會來幫她的，但她還是又哭又喊「來人啊，幫幫我——」後來孩子出來了，她說又害怕又好奇，雖然她還是又哭又喊，但不得不自己為自己接生了，她用自己從上海帶來的剪刀剪掉了孩子的臍帶（我當時聽到這裡感到毛骨悚然）……。孩子出生後她只喝了一碗熱開水，一直躺著直到第二天，有一位老職工家屬來看她（我當時想這個老職工怎麼知道她生下孩子了？現在分析她生孩子時的發出的求助聲，屋外其他人是聽見的，但沒有人去幫助她），看到是一個男孩子，非常高興，當即就要收養這個孩子，於是給她拿來了兩棵圓白菜、麵粉和玉米粉，這以後就再也沒拿東西來看她，不知是誰有一次給她往地上扔了幾棵圓白菜就走了。好在上海的男朋友給她寄來了包裹，有糖和一些魚、肉罐頭。月子裡她自己去老職工家拿柴火生爐子燒點吃的。工具倉庫太大，小小的爐子燒不熱房間，房間非常冷（北大荒的冬天夜裡都是零下40多度的。記得一次零下48度我們照樣做夜班脫粒大豆），她和孩子蜷縮在被子裡，她說自己想哭，但哭不出來。他的上海男朋友堅決不同意把孩子送掉，但她還是決定把孩子送給了要********的那個老職工。孩子滿月那天這個老職工就把孩子抱走了，並且不許她以後去看孩子。她常常一個人躺在床上餓一天，因為實在沒有力氣做吃的。只有必須往爐子裡添柴火時她才勉強起身，因為爐子不能滅，房間太冷了，水都結冰的。她說自己月子裡一直在發燒。現在的病大概就是月子裡烙下的。但她又說不清自己得的是什麼病，是醫生要求她住院的。
我問她，她的男朋友來兵團看過她嗎？她說他是想來看她，但被她拒絕了，因為她在這裡因為這件事名聲太不好了。我清楚地記得，說到這裡她突然沉默了好久，眼睛呆滯地看著窗外。我當時虛歲18歲，還根本不懂這樣失去孩子做母親的感覺，也不懂男朋友在這樣一個淒苦女人心中的地位和無法見心愛之人的痛苦。當時我只是感覺這樣一個說話輕聲嚅嚅，身體消瘦虛弱，臉色蒼白眼無神采的人當年可曾經是紅衛兵和知青中叱吒風雲的人，真是不可思議。還有，「是什麼把這樣一個朝氣蓬勃，意氣風發，並理想著指點江山，渴望大有作為的人變成了這個樣子？為什麼所有人都遠離她？」問題逐漸形成，但沒有答案，一切答案在當時我的心中是迷茫的，是遙遠的，但人性中的悲憫之情從此在逐漸吞噬著我的狂熱的革命激情，我那被渴望衝向巴士底監獄「解放全人類」的狂妄而培育的理想大廈出現了裂痕，出現了危機，只是我當時不清晰自己靈魂的變化而已。
但惡夢總有被清醒意識到的一天……特別是以後我也當了母親，我深深地感到了這位上海女知青在兵團極左意識形態主宰歷史時遭受的悲慘境遇是對一個純真靈魂怎樣肆無忌憚的摧殘，它無疑將使我終身難忘和懂得了：當人性在邪惡政治意識形態中被刻意泯滅時，太多所謂人是完全可以成為名符其實的禽獸的。
所以我無法理解《知青》這部以文革作為歷史大背景的作品，何以沒有極左泯滅人性的歷史特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