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增長、發展，還是污染、騷亂，這是一個問題，就是所謂‘中國模式’的問題。」
上週六在江蘇啟東發生的抗議日本王子製紙南通工廠排海工程的騷亂事件，就其規模和烈度而言堪稱空前，但並不出乎意料。前溯類似事件，有一個多月前的四川什邡騷亂事件，約一年前的大連反福佳化工PX項目的「集體散步」和浙江海寧因污染引發的社會騷亂……事實上，從2005年浙江東陽畫水鎮「4·10」騷亂以來，因污染引發的社會騷亂的規模、烈度和頻度日益加大。此類基於生存權利的、非意識形態化、且極易引起全社會「共振」的社會騷亂，已經逐漸成為中國政治和經濟發展中影響日隆的變數。
因環境污染引發的社會騷亂，其實正是為所謂「中國模式」作出的最好腳注之一。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無論以怎樣的方式進行，其成果都不可能平等地惠及所有社會成員。但是，其為增長所付出的自然資源和環境資源的成本，卻不可避免地為幾乎所有社會成員所分攤。在當今的社會結構中，甚至可以說，得益於經濟增長成果越少的群體，就越是要更多地分攤經濟增長的外部成本。顯然，沒有人可以不吸進和呼出空氣，也沒有人可以脫水而成活。但是，以現有制度對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利的安排，當下對社會資源支配權力更大的人，往往就是受益於經濟增長成果最大的群體。相對而言，這些人無疑更有實力通過安裝空氣過濾機、購買清潔飲用水、以及得到在「特辟」土地上生長的潔淨食品，來最大限度地為自己免除增長的負面後果。
當然，社會的公正與正義，並不意味著社會成員必須等比例的分攤經濟增長的成果與成本。不過，無論怎麼講，如果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竟可以讓依偎在太湖邊上的居民搶空了超市中的瓶裝飲用水，那麼，這種不顧後果的經濟增長模式無論如何難言公正。其實，又何止是太湖呢？中國第三大河淮河，早就成了一條污水溝，治理淮河的幾百億巨資砸在粘稠的河水中，連個水漂都沒讓人看到。問題在於，這樣的代價，是否為現有經濟增長成果的必付成本？
2009年，是中國經濟總量與日本最接近的一年。是時，中國的GDP佔世界GDP總量的8.6%，日本的GDP佔世界GDP總量的8.7%，中國與日本的佔比相差0.1%。然而，為了這差不多同等水平的GDP佔比，中國消耗了當年世界47%的煤炭和11%的石油，而日本卻只消耗了當年世界3.3%的煤炭和5.1%的石油……
還在2009年之前，我曾隨中國經濟實業界的一干人，參觀過日本大阪附近的一家造紙廠，這家生產衛生紙類產品的造紙廠，是日本關西地區的最大衛生紙供應商之一。該造紙廠極力炫耀並熱切希望向中國推銷的，正是其引以為豪的「零排放」工藝。在該造紙廠的最後一個廢水池中，放養了一些熱帶魚種，藉以證明其污水處理的技術能力。而距工廠車間十幾米外的居民住房，則證實工廠降噪的宣示所言不虛……
不知此次在南通投資設廠的日本「王子製紙」是否掌握同樣的工藝，又是否用在了中國項目上；畢竟該技術的成本不菲，而中國的限排標準在實際執行中並不嚴格。啟東事件後，日本王子製紙發表聲明，否認中國江蘇南通工廠排污工程污染當地水源，稱污水中含致癌物質的說法「毫無根據」；「已對（排入長江的）污水進行足夠處理，低於中國的標準限值，沒有問題」。王子製紙的聲明是否確實，由於沒有第三方獨立權威機構的核查，尚無法證實。但無論事實怎樣，當地政府懾於騷亂而中止項目的做法，正是其顢頇決策、始亂終棄的政治寫照。
增長、發展，還是污染、騷亂，這是一個問題。實際上，在中國，哪裡不都面臨著與啟東一樣的問題？現時中國靠投資拉動，高污染、高排放並因此高速度的經濟增長模式不是遇到了瓶頸，而是遇到了瓶塞。中國的特殊國情在於，政治合法性對經濟增長的過度依賴，以及經濟發展對政治合法性的無以替代性，使得任何地方的經濟增長都難以獲得片刻轉型所必需的「松套」和喘息之機。在決議、文件上喊了幾十年的「轉型」還在喊，而且越喊越急迫，這個現象就是這種增長方式「轉也難」的權威證明。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建基於增加政治合法性資源的經濟增長衝動，實則卻正是以近似脫韁的經濟增長速度，更快捷、更充分、更明顯地消耗和窮盡了政治合法性資源。
除了來自底層的社會騷亂，在中國現行的制度框架內，很難看到有力量來阻緩在既有模式下的經濟增長。在更多官員那裡，促進經濟增長的動力不是來自增進政治合法性的自覺，而是來自對獨攬權力所能帶來的超額租金的渴望。這也就是為什麼以公眾「幸福」為目的的經濟增長，必然要碰壁於公眾基本生存權的重要原因，這也是為什麼經濟增速稍降，大小官員便焦慮不堪的部分原因。
經濟增長，環境污染，社會騷亂，強制維穩，啟東事件所展示的，並非單純是一個地方政府放棄某個建設項目的過程。實際上，這種在社會騷亂的壓力下，被迫停止建設項目，並搭上高額政治成本，進而不得不放棄經濟增長機會的「硬約束」，就是中國經濟既有增長模式的止步之處。從這個意義上講，前述東陽、大連、什邡，尤其是有民眾衝進市政府之舉的啟東，都可以稱作是「中國模式」的滑鐵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