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奎松先生的《開卷有疑》[1]（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版）中有《大歷史，小道德》一篇，該篇討論了黃仁宇先生的回憶錄《黃河青山》中提到的中共軍隊的人海戰術的問題。《大歷史，小道德》後來作了若干改動在《同舟共進》雜誌上以《共軍在戰場上為何打瘋了》為題再次發表。[2]後者在網上以《揭秘人海戰術：共軍為何打起仗來不要命》為題流傳。
黃仁宇先生（1918-2000）是著名歷史學家，華裔美國人。他抗戰時投筆從戎，考入國民黨中央軍校，畢業後曾駐守中越邊界，內戰時作過國民黨東北保安副司令長官鄭洞國的隨從副官，曾考入美國雷溫烏茲陸軍參謀大學學習，內戰結束後退伍，再度赴美，考入密西根大學學習歷史，獲博士學位，定居美國，代表作有《萬曆十五年》、《中國大歷史》等。
黃仁宇先生在《黃河青山》中寫到的中共軍隊人海戰術是1946年4月林彪部隊在四平街戰役中攻打國民黨新38師的戰鬥：
「我們抵達前線時，剛好是戰役結束後沒幾天，看到鐵軌旁和田野裡散佈著無數的屍體。一位新一軍總部的參謀對我形容何謂‘人海戰術’。他說：‘他們會在前線擺出一千人，但空間只有幾百碼寬，通常只能容下一個連。你會想：這些人不傻，他們只是瘋了！但讓我問你：你可以砍殺多少人呢？四百、五百或甚至六百？你把這些人打成碎片，可是這些人的後面還有數百人在那裡。相信我，他們絕對可以收拾你和你的機關鎗！’」[3]
黃仁宇先生還寫到，1946年5月，林彪部隊的一個作戰軍官主動向國民黨軍隊投誠，該軍官說，林彪部隊能夠堅守四平街40天，「其實很容易，林彪對自行撤退的將領處以唯一死刑，有一天他就下令槍決兩名連長。」 [3]
這兩段，寫了兩件事情，使用人海戰術和逼迫士兵赴死。
在《大歷史，小道德》中，楊奎松先生對這兩件事情都不以為然，他說「‘人海’並非中共既定的‘戰術’，與‘殘忍’與否亦無太多直接關聯。」
首先，我們來看看楊奎松先生否定人海戰術的論據，他說：
一、黃仁宇先生的描述「並非親歷親見，而是‘道聽途說’。」
二、國民黨軍隊「1937年的淞滬戰役和1938年的臺兒莊戰役，其實也都有同樣的問題」，比如「為了固守上海，將數十萬軍隊‘擠在一個很小的區域內，因此蒙受重大損失’」。
三、「對於林彪來說，他剛到東北掌軍不久，東北的各路武裝倉促成軍，一盤散沙，也需要來一次大戰以確立其指揮權威並鍛練部隊。」
四、「從根本上說來，它其實是部隊裝備長期落後，影響到戰術落後的一種反映。這多少有點像19世紀直至20世紀初發生在歐美戰場上的那些戰爭。由於武器的殺傷力有限，交戰雙方甚至往往會排出整齊的隊形，挺胸昂首，敲鼓踏步，發起進攻。由此也就不難發生‘人海戰術’和慘重傷亡的問題。」
五、「江西中央蘇區反國民黨‘圍剿’戰爭中用陣地戰抵抗國民黨軍就曾經吃過大虧。抗戰中中共也兩次主動對日軍大舉出擊，一次即平型關戰鬥，一次即百團大戰，但兩次都蒙受嚴重損失。因此「指揮員們並不存在利用‘人海戰術’造成屠殺恐怖的任何主觀意圖。」
六、「由於部隊作戰頻繁，擴展快或補充多，大量新老戰士集合在一起，班組作戰不會運用戰術，單兵作戰不善於自我掩護，衝鋒時或興奮或緊張，常常擠成一團，不注意散開隊形」。
七、朝鮮戰爭中，「美軍官兵，注意到戰爭初期一些部隊的中共士兵不顧美軍優勢炮火的打擊，前仆後繼，一波一波地發起衝鋒，以致屍橫遍野的情景，也曾形容中共軍隊這種戰法是‘人海戰術’。」「在3次戰役後，即隨著各部隊反覆強調戰術運用和對美軍強大火力的逐漸適應，美國人已不再能見到這種‘人海’式的戰法了。」
楊奎松先生的這些論據都經不起推敲。
對於第一點，「鐵軌旁和田野裡散佈著無數的屍體」是黃仁宇先生親眼所見，新一軍總部的參謀的話是黃仁宇先生親耳所聽，怎麼算是「道聽途說」呢？如果事事都要親歷，就沒有歷史了。
對於第二點，在滬淞戰役中，蔣介石把數十萬軍隊擠在一個很小的區域內，那是戰略行為，不是戰術行為，稱不上人海戰術。在滬淞戰役和臺兒莊戰役中，國民黨軍隊是否使用過人海戰術，沒見日軍稱說。楊奎松先生搞歷史，應該查查看。更重要的是，即便國民黨軍隊使用過，也不能表明中共軍隊也可以使用，更不能表明中共軍隊沒有使用過。
對於第三點，如果林彪為了「確立其指揮權威並鍛練部隊」就搞人海戰術，即便在當時，也是不道德的。其實，四平街戰役是毛澤東堅持要打陣地戰，林彪最初是不同意的，所以不是林彪為了「確立其指揮權威並鍛練部隊」。這是很容易查到的史料。
對於第四點，19世紀至20世紀初時候，武器的殺傷力確實有限，因此武器劣勢的一方，只要人多，也可以取得勝利。但到了20世紀中期，武器殺傷力已經很大，再用人海戰術，只能說是對人命的輕視。裝備落後有裝備落後的戰術，比如游擊，比如偷襲等等，人海戰術不是裝備落後方必然採取的戰術。只有在裝備落後而人力無窮、重視勝利而輕視人命的指揮員那裡，才會採用人海戰術。
對於第五點，人海戰術是進攻時的戰術，不是防守時的戰術，因此江西蘇區的反圍剿戰爭中的「陣地抵抗」不屬於人海戰術。平型關戰鬥和百團大戰，中共軍隊「蒙受嚴重損失」，不等於內戰和朝鮮戰爭中就不使用人海戰術，人海戰術的關鍵是人力無窮，抗戰期間中共軍隊還沒有做到人力無窮。即便抗戰末期軍隊有了很大擴張，有了相當人力，那也是要儲備起來對付國民黨軍隊的，而不是對付日軍的。
對於第六點，楊奎松先生沒有參加內戰，當然沒有「親歷親見」新戰士多、在衝鋒時「擠成一團，不注意散開隊形」的狀況，那麼楊奎松先生應該給出材料出處，但是楊奎松先生沒有給出。黃仁宇先生的同袍、新一軍總部的參謀說的是「空間只有幾百碼寬，通常只能容下一個連」，但林彪部隊會在這個只能容下一個連的地方「擺出一千人」。一千人接近十個連了，這可不是用士兵們自己「擠成一團，不注意散開隊形」就可以解釋的。
對於第七點，楊奎松先生沒有認真查閱朝鮮戰爭史料，志願軍在朝鮮戰場上最典型的一次使用人海戰術，就是砥平裡之戰。志願軍以8個團不少於1萬6千人（有說5萬人的）包圍美軍1個團（其中含1個法國營）4千多人，計畫全殲，但猛攻2天，沒能攻克美法軍陣地，只好撤退。志願軍戰死數千（有說傷亡1萬5千人的），美法軍只傷亡了數百人。這一戰發生在第4次戰役，而不是前3次戰役。正是這一戰，使志願軍的戰略戰術發生了根本改變，指揮員認識到人海戰術敵不過優勢火力，不再採用，而進攻為主也改成了防禦為主。[4] 不再採用人海戰術，並非珍惜人命，而是採用了也不能取勝。
楊奎松先生在第二次以《共軍在戰場上為何打瘋了》發表這同一篇文章的時候，刪掉了上述第二第三第五第六條論據的全部、第四第七條論據的部分，第一條論據支持的也不再是對人海戰術的否認，而是對逼迫士兵送死的否認，這樣，文章就完全沒有否認中共軍隊在內戰和朝鮮戰爭中使用過人海戰術，而只是否認中共士兵被逼送死了。
那麼，我們再來看看楊奎松先生否定中共士兵被逼送死的論據：
一、黃仁宇先生關於林彪槍斃連長的描述「並非親歷親見，而是‘道聽途說’。」
二、蔣介石和其他國民黨將領同樣槍決作戰中不聽命令、「自行撤退」的軍官。
三、蔣介石的親信部屬之一張治中親歷的「國共兩軍的士氣和紀律簡直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四、香港中文大學服務中心收藏的、美軍在朝鮮戰爭中繳獲的志願軍26、27軍等部隊作戰中遺失的士兵家信和日記，表明「中共確實善於做士兵的工作」，「大批貧苦農民出身的士兵容易產生從眾心理，因而追求進步，表現勇敢」。
對於第一點，上面已經作了辯駁，即黃仁宇先生的親眼所見、親耳所聽完全可以作為證據。要補充的是，中共軍隊自詡「人民軍隊」，士兵為「保衛勝利果實」、為「保家衛國」作戰，英勇無畏，決不可能有槍斃連長的這種事情，因此如果有，也決不會讓親歷者出聲。
對於第二點，如果因為蔣介石和其他國民黨將領也槍決作戰中不聽命令、自行撤退的軍官，林彪的槍決就是可以的、就不是逼士兵送死，這是說不過去的。
對於第三點，我沒有異議。張治中雖然是降將，但他關於國共兩軍的士氣和紀律的評價是投降之前作出的，是在給蔣介石的信中提到的，真實性無可懷疑。
對於第四點，我有部分異議。首先，楊奎松先生舉的兩條材料都是入團志願書，這類材料當然都屬于思想轉變的；楊奎松先生沒有舉出家信和日記類材料，家信和日記這類材料可能有思想沒有轉變的。其次，楊奎松先生只舉了兩個士兵的材料，沒有統計全部士兵的材料，到底轉變的有多少，沒有轉變的有多少，不清楚。
楊奎松先生說，「曾讀到錢文忠先生談知識份子思想變化的一篇文章，他用了一個很傳神的字眼：‘劫魂’。如果知識份子都會發生這樣的思想變化，農民出身的士兵們會變得服從和效忠，又何足為奇呢？」
我贊同楊奎松先生的「劫魂」的說法，即中共士兵被劫了魂。劫魂就是洗腦，但劫魂比洗腦更粗暴。
其實，黃仁宇先生在《黃河青山》中多次提到了中共的這種劫魂，他說：
「共產黨要求你和他們有同樣想法，但不關心你的外在，至少在戰時是如此。毛澤東自己總是一副沒理髮的樣子，衣領也弄得皺皺的。國民黨剛好相反，只要你表面效忠，內心怎麼想，沒有人管你。」[3]
（在中共，）「所有的人員都要被塑造成最原始粗獷的形式，只有單純和一致才能精確操控大規模的人力。……思想控制發展成去除性格及再教育的過程，較敏感內省的個人所受的衝擊最大。」 [3]
黃仁宇先生不喜歡被「劫魂」，他要保持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的自由，所以他說：
「我對在國民黨軍隊的資歷幾乎毫無遺憾，雖然我們必然是輸的一方。連王上校（即投誠的軍官——筆者）這樣的老派人士都選擇拋棄的運動，我更不可能加入。」 [3]
「劫魂」是否對每一個中共士兵都有效呢，不是的。
四平戰役時，面對死亡，投降、逃亡的中共士兵就不少。[5]楊奎松先生也在《大歷史，小道德》中引用可靠材料說，志願軍有逃亡和臨陣脫逃者，為部隊總人數的百分之一強。
「劫魂」的程度是否都是徹底的呢，也不是的。有很多人是從眾的，因此當「劫魂」的環境不存在的時候，被「劫魂」者就「還魂」了。這可以拿志願軍戰俘的遣返為例。
志願軍有2萬多人被俘，在遣返的時候1萬4千多人選擇去了臺灣，選擇返回大陸的只有6千多人。即70%的戰俘選擇了臺灣。過去說戰俘去臺灣是被脅迫，這不是事實。事實是，蔣介石最初不願意接收志願軍戰俘，一些戰俘自發寫血書，表示堅決要去臺灣，蔣氏才意識到其中有政治和道德上的好處，才決定接收。當時，連美國人都覺得詫異，為什麼戰俘願意去剛剛遭到失敗的一方。親國民黨的戰俘確實私刑處死過親共戰俘，但親共方私刑處死的親國戰俘更多。所以，要講脅迫，雙方都有。[6]楊奎松先生說，志願軍士兵的成分基本上是貧苦農民，黨團員就佔了近1/3，國民黨俘虜兵只佔到1/3左右。也就是說，自願到臺灣去的，決不僅僅是國民黨俘虜兵，還有「貧苦農民」，甚至有黨團員。
人海戰術中的中共軍隊士兵確實可能不是「被逼送死」，確實是作戰勇敢，但勇敢並不等於正確，並不等於正義。侵華日軍也很勇敢。
歷史學家的任務是客觀描述歷史，但歷史學家也應該有正確的是非觀，因而應該具有正義感，否則，就可能為邪惡的事物張目，或者把邪惡的事物視為正常。
楊奎松先生說中共士兵「追求進步」，這是中國人耳熟能詳的說法，何謂「進步」？應該指跟隨馬克思主義，但如果馬克思主義是進步的，就不會有蘇聯和東歐的「巨變」，就不會有中國和越南的「改革」，朝鮮人民就不會飢寒交迫，古巴人民就不會窮困拮据。
註釋：
[1]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版。
[2]《同舟共進》2008年第5期
[3]《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三聯書店2001年版。
[4] 砥平裡之戰材料很多，網上俯拾即是。
[5] http://news.ifeng.com/history/1/midang/200812/1203_2664_905063.shtml
[6]《鳳凰週刊》2010年第23期，總第372期，2010年8月15日出版。《38度線回憶：戰俘營裡的臺灣翻譯》、《志願軍戰俘美國檔案解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