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嘆:我關心國家 國家關心我嗎?

作者:王昕朋 發表:2012-09-01 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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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文革」結束後不久,有一段時間,報刊上曾經就新三屆進行過討論,稱我們為「被耽擱的一代」、「被毀掉的一代」,理由是這一代人沒有真正地讀過幾年書,不像老三屆那樣有文化、有正氣、有上進心和責任感。事實也是如此,我們這一代人剛剛步入學校,就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學校一度停課,後來復了課,也是三天打魚兩天晒網,沒有很好地學知識。運動一個接一個,層出不窮,什麼「一打三反」,什麼「批林批孔」,什麼「反潮流」等等,等等。我們要參加大批判,還要軍訓,還要學工學農,一直到畢業,幾乎「泡」在運動裡。後來,就開始上山下鄉,還有很多人因為種種原因沒能上高中,初中畢業就下鄉了。在農村幾年裡,既要參加體力勞動,還要參加大批判,更多的是憂慮著前途,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思學習。恢復高考時,老三屆中考上大學的不計其數,我們新三屆中考上大學的則鳳毛麟角。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期,知青返城風起雲湧,我們也隨著潮流般的返城大軍相繼回城。那時,大多數人已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接著結婚,生兒育女。這就是我們悲壯的青春之旅。

沒經歷過這個悲壯的青春之旅的人怎麼能夠理解呢!

這的確是悲劇性的一代人。

但是,沒有人去追究是誰造成了這一代人的悲劇。僅僅一句「‘林彪、四人幫’耽擱的一代」就能洗脫我們的悲劇嗎?

問題是這一代的悲劇此後還在延續。

返城之後,我們中的大多數當了工人,普普通通的工人。記得我們那個知青點的知青返城後,幾乎都是在服務行業工作,有商場的售貨員,有公交車的售票員,有鐵道上的維修工,有印刷廠工人……那個時候,百廢俱興,「五大員」職業很光榮。我們曾為我們的職業感到自豪過。歌頌平平凡凡崗位、普普通通人的文章屢見報端、歌舞屢屢登臺。我記得有幾個在商場做服務員的,就自我感覺很好。20世紀80年代初,電視機很緊缺,照相機也不好買,在商場工作的近水樓臺先得月,可以搞到一些緊俏商品,他們自然有幾分得意,幾分滿足。有人經常要找他們「走後門」。在工廠裡當工人的也有一種自豪感。我記得聚會時,有的人就穿著佩戴工廠標誌的工作服裝,一副神采飛揚、神氣活現的樣子。實事求是地說,那時,由於年齡的關係,很多人返城不久就開始考慮婚姻大事,顧不得學習。而且對知識的崇拜也沒達到後來那種登峰造極的地步。儘管有很多人通過不同途徑繼續學習深造,而更多的是隨波逐流。

隨著時間的推移,時代的發展,新三屆中的很多人感到壓力越來越大。當科學文化知識被提到興國興邦的重要地位,那種壓力尤其巨大。再後來,改革開放不斷深入,「破三鐵」、企業改制……開始有人下崗,恰恰這個時候,我們人到中年,是人生最艱難的階段。

前不久,有位一起下鄉的朋友到北京來,談到上山下鄉的同伴,不是這個下崗了,就是那個失業了,有的成天打牌,有的喝起酒來不要命,有的甚至偷雞摸狗不務正業,讓人覺得他們似乎對生活已經感到深深的絕望。彷彿無論個人如何掙扎,最終還是在無法抗拒的時代的力量面前屈服了,最終放棄。我聽到這些,心裏總會有幾分不安。各種各樣的運動讓我們在該讀書的時候,沒辦法擁有一張安穩的課桌;上山下鄉的「再教育」又把我們的青春夢想永遠留在了農村……當我們再次回到家鄉的時候,卻因為沒有安安穩穩讀過書而找不到好工作,如今人到中年,又下崗了……

想想這一天又一天的日子,猛然發現人到中年,天過午。時代的悲哀、生活的重擔一個接一個地壓在肩膀上,那原本就飽經風雨的生命也開始漸漸不支。我們經歷過時代光輝也好,苦澀、悲哀也罷,好像與我們都不是那樣休戚相關。父母年事已高,常要看病、住院,現在又沒有了公費醫療,這筆開銷著實不小。有的孩子也該上大學了,一年上萬的學費還不知道從哪兒出?有的人孩子大學畢業了,找工作十分困難。自己也不知道哪天會倒下,即使漸漸發現自己已經力不從心,有了病也得死扛著……突然發現原來我們的身上有著太多的悲哀與無奈,儘管我們從未放棄過希望,可希望一直在離指尖不遠、卻夠不到的地方。

也許我當年的那些同伴們在某個地方借酒消愁、大聲喧嘩,甚至於嘔吐的時候,會被人瞧不起;也許我當年的那些同伴去商場或菜市場因為一件小事,甚至於為幾角錢唾沫四濺地與他人爭吵的時候,會被^嘲弄;也許我當年的那些同伴在家中看電視或者看書的時候,讀了錯別字,讓子女嘲諷……我相信,那個時刻他們的心在滴血,在哭泣,在吶喊,在發問:我們怎麼會落到這種地步啊?

最近,我常常想起一個特殊的日子,想起那個日子的夜晚,想起當年我們那個知青點發生的一幕:

我們那個知青點坐落在徐州東部約30公里的黃河故道上,一片有著幾千畝地的果園。我們與老三屆的大哥哥大姐姐不同的是,不是靠掙工分吃飯,而是拿工資,當然,工資很低,第一年每月15元。知青有食堂,「在一個鍋裡抹杓子」。在那個「不愛紅妝愛武裝」的年代,青春亮麗的女知青不用化妝品,也很少買衣服,工資能夠維持生活;而大多數男知青連填飽肚子都成問題,如果抽煙,就更是捉襟見肘了。因而,不少男知青要靠家裡接濟。

當時正處在「文革」末期,所有人的命運都在風雨飄搖的動亂中顯得晦暗不明,我們知青點也漸漸人心躁動起來,有人打牌喝酒,也有人偷雞摸狗。看上去,這是一群沒有理想、沒有追求的人。可是後來發生的一件事,到今天還時時觸動我的心。

1976年1月8日,一代偉人周恩來總理去世了。那天早晨正趕上我到當地的公社參加學習班,在公社裡我聽到了這個消息,當時很震驚,也很難過。因為我們那個知青點的廣播有時不好用,我怕知青點的「插友」們聽不到這個消息,於是吃了晚飯就往回趕。十幾里的路程,比平時快了很多。一路上,我反覆在想,我的那些「插友」們此刻會在做什麼,對周恩來總理的去世會不會關心?我推開宿舍門的一剎那,眼前一片煙霧瀰漫,幾乎什麼也看不見。瀰漫的煙霧中擠了十幾個人,有的在低著頭大口大口地抽煙,就連平時不抽煙、聞到煙味就皺眉頭的也在抽。有的正與人高聲爭論,甚至已經有人開始罵娘,而這人聲鼎沸的焦點是:這個時候沒有了周總理,國家的前途該怎麼辦,民族的命運該何去何從……看著眼前的景象,我的心也激動了起來,我們仍然熱愛著這個國家,無論在什麼樣的境遇裡,我們的心仍然是同國家與民族緊緊相連的。

看到我回來了,大家一下子呼啦啦地圍了上來,七嘴八舌地詢問公社裡的情況,打聽還有什麼事發生,打聽上級有沒有什麼決定和指示,我們就這樣整個晚上都在討論著。夜深人散之後,同宿舍的大韓、小韓、小平和我久久不能入睡。我深深地感受到我們個人的命運無論何時都是同國家的命運聯繫在一起的,我們每個人在關鍵時刻都會自發地體現出強烈的民族責任感。第二天,沒有任何人發動,大家不約而同戴起了黑紗、白花……

記不清是在周恩來總理追悼會前還是追悼會後的一天午後,兩個喝醉了酒的「插友」不知為什麼事發生爭執。一個說:「你一點不關心國家大事,對得起剛剛去世的周總理嗎?」

另一個萬分感慨地說:「我關心國家,國家關心我嗎?」

我們聽了無不感到痛苦。

那時,我們還沒有機會看到老舍先生的偉大作品,若干年後,我看了老舍先生的名著《茶館》,其中就有一句振聾發聵的話:「我愛大清國,大清國愛我嗎?」這種相似,不能不說是我們民族的悲哀。

不久前曾經見到一個下崗後終日牢騷滿腹、以酒消愁的「插友」。那天,他又喝得大醉,一路上連吵帶唱沒有消停。但當我送他到他家門口時,他突然安靜了下來,悄悄地對我說:「我……我兒子明年就……就高考啦,咱倆進去的時候可得小點聲。」我聽了心中忽然一顫,其實,在他悲觀的心裏,還有著這樣的希望啊!我問他:「你兒子學習怎樣,考大學應該沒問題的吧?」他眼睛紅紅地說:「成績還算……還算不錯,可我現在這種狀況,將來可怎麼供啊!」說著,竟哽咽起來。

我默然,同時也心痛。

「我打算出去打工了!」他猶豫一會兒,對我說。

沒等我回答,他嘆息一聲,又說:「不管別人管不管我們,我們也得活啊!」

這就是我們新三屆。沒有經歷過我們那些苦難的人,無法知道我們這一輩的掙扎,也無法感受我們內心在現實與逃避之間拉扯的痛苦。我們這些同共和國一起共同經歷了幾十年的風風雨雨的這一代人,當年,放棄了學習,登上「斗、批、改」的舞臺的時候,還不懂得真理的謬誤;當年,帶著火熱的青春上山下鄉奔赴邊疆,投身到轟轟烈烈的建設中的時候,我們不懂得怨悔;如今,人到中年,下崗、再就業,仍然默默承受。在生活的苦難面前,我們也許會彷徨,也許會逃避,但我們仍然在以各種方式生活著、奮鬥著,盡著做兒女的責任、做父母的責任、做公民的責任。

祖國,我們多麼真誠地希望我們的下一代,再下一代,世世代代再也不會發出「我關心國家,國家關心我嗎」的感嘆!
 

来源:摘錄自《書摘》200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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