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不止一次聽到身邊的企業家對稅收壓力的抱怨。雖然這些企業自去年以來的經營狀況都不理想，有的甚至苦不堪言，但各種賦稅一點沒少交。一位老兄甚至在7月份就把三季度的稅都預交了。為什麼會這樣？根本原因很簡單:要保證政府的種種支出目標，稅務局就必須要完成稅收計畫。這些年來，中國的稅務系統在完成任務的招法上已經成了精：該收誰的，什麼時間收，哪個預收，哪個緩收，心中早有「一盤棋」，並且在手法上爐火純青。所以，只要定下稅收計畫，少有完不成的，只是苦了企業。
2012年，經濟再現下滑態勢，企業經營難度加大，業績普遍下滑。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繼續如前幾年那樣獲得足夠的稅收增長，非常不易。所以，我們見到政府除了加大稅收的徵收力度、甚至使用「預收」手段之外，還在不斷地加大發債力度。於是，我們不禁要問：政府要那麼多錢幹什麼？這是一個基於經濟增長模式的老問題。
這些年來，中國政府一直是經濟增長的先導者，並使用政府支出這個手段來帶動各項投資。比如，政府為了招商引資，搞了不少省長項目、市長項目。而前期投入的，都是政府的錢。另外，政府這些年還搞了不少民生工程。按照計畫，我國除了在2012年要實現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佔GDP總量的4%之外，在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方面的財政補助標準也在提高，預計要從2011年人均不低於200元的標準提高到2012年的249元，增加幅度超過20%。此外，保障房建設方面的支出也被列為地方政府要優先保障的領域。
這引發了我的兩個擔心：第一，在經濟好年份養成的花錢習慣，在不景氣的年代裡是否還能繼續得到財力的支持；第二，在政府支出的盤子裡，剛性支出在不斷攀升，這會不會讓中國經濟早早地就染上「歐洲病」呢？也就是說，如果一個經濟需要長期依賴於政府政策和政府的先行支出才能得以啟動和持續；同時，剛性支出的部分又在財政支出中佔有一個比較高的水平，這就會是一個不健康的經濟，一個政府官員作繭自縛的經濟。
歐債危機是政府社會福利和財政政策走到極端狀態的自然結果。人是環境的動物，當環境更加嚴苛的時候，人的防備意識就會加強，主動性也會被大大激發；而當環境無虞的時候，人的懶惰心就會加大。出現歐債問題，根子就在於要違背人性和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去建立過度福利的社會。政府承擔的功能增加了，而且都是一些沒有辦法減下來的功能，於是，政府最後為了兌現承諾而被迫負債並最終引發了危機。
以西班牙為例。政府的勞動保障制度非常好，正式工人的待遇高，企業就比較願意聘用臨時工，這極容易導致摩擦性失業和結構性失業；另外，社會保障水平高，享樂主義盛行，年輕人不願意努力工作。2012年初，西班牙的失業率高達23%。類似西班牙的情況改變起來非常難，因為人民「不喜歡」，給錢容易減錢難。這幾年歐洲一片哀鴻，但德國經濟一枝獨秀。現在想來，就是因為施羅德政府在十年前強硬推行了社會福利制度的改革，目標是「減少工人福利、延長法定退休年齡」。經過這次改革，德國人才逐步恢復憂患意識，努力提升個人和企業的競爭力，使德國經濟恢復生氣。但是，施羅德政府卻因此而倒臺，這不能不說是個反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