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克魯格曼一樣的經濟學家，可能是郎咸平早年的希冀所在——既能作為嚴謹的經濟學家，為業界所尊崇，又能作為暢銷書作者，在世俗社會獲得更大的聲名。何況，相彷的年齡、同樣鬱悶的青年時代、以及超出常人的演講能力、銳利直接的表達方式，這些相近的經歷和潛力，似乎使郎咸平完全具備成功「複製」前者的可能性。
確實，比克魯格曼年輕3歲的郎咸平，自1994年任職香港中文大學、並重點關注中國經濟以來，他不僅已日益接近前者，而且其在中國的聲名之旺，極可能已超出克魯格曼在美國的影響力。
毫無疑問，2004年的「郎顧之爭」一役，是將郎咸平登上公眾人物之巔的直接推手。雖然，在顧雛軍出獄喊冤之後，格林柯爾這個獨立案例尚存一定的爭議性，但是，在2004年「國退民進」狂熱之時，面對國有資產賤賣、權錢交易橫行的亂象，郎咸平能夠用專業的財務分析方法，透過國企改革個案的詳細解剖，從而引發全民性的國企改革大討論，應該說，郎咸平此舉，無論是對於國企改革技術環節的修正、還是對於更廣泛層面公平正義的呼籲，其時均堪稱居功至偉。
不可否認，2004年郎咸平的一戰成名，有其自身專業學養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中國臺灣出生、求學美國、輾轉中國香港的經濟學家，與內地經濟學家不可避免地捲入學術政治以及利益代言相比，其時更為獨立、亦近乎沒有任何利益羈絆的郎咸平，更便於其登高一呼，直言國企改革亂象—「郎旋風」席捲中國經濟學界，一度壓得國內經濟學家「萬馬齊喑」，郎咸平亦因此獲得「郎監管」的美譽。
不得不承認，郎咸平是一個精力充沛、天分極高之人，在名揚海內之後，其身份逐漸演化為財經主持人、暢銷書作家、演講家，而且在每一個領域均做得風生水起，由其擔任主持人（或嘉賓主持）的財經郎閑評、財經郎眼等節目，均在不同時期成為風靡全國的財經節目，而以一年數本速度推出的《郎咸平說系列》，更是從未在各類暢銷書排行榜中消失，2011年甚至名列中國作家收入排行榜中第9，與此同時，其每場高達25萬元左右的出場費，更可與當紅娛樂明星相媲美，而將國內經濟學家映襯得暗淡無光。
可是，從來「兩全其美」對於世人是一種奢侈，對於郎咸平亦是如此。與其曝光在鎂光燈下的頻率近乎成正比，學界對其異議亦「貶聲」日起，攻其譁眾取寵者有之，議其財迷心竅者有之，斥其陰謀論者更有之。
儘管，在學界對其貶聲如潮中，不排除有部分同行「羨慕嫉妒恨」的情結。但是，客觀而言，縱觀郎咸平近年來的學者之路，在其暢銷書著作等身之時，專業的學術論文卻日漸乏善可陳，能夠證明其經濟學家（或金融學家）地位的，仍然是其2000年之前發表的學術論著。而如果細究其近年來的文章（或演講），無論是其指點宏觀經濟、金融業，還是其縱論地產業、製造業，在遵循同一條「危機臨近」的線索之下，幾乎均是激情有餘而理性不足，「陰謀論」過多而建設性近無。
在學界對郎咸平非議日增之時，近兩年的兩件事，亦讓大眾對其極為不解—其一，去年8月，郎咸平專訪陷入「紅十字會風波」中的郭美美母女，並在節目過程中有為對方洗刷之嫌；其二，今年8月，郎咸平在北京高端樓盤璽源臺邀其所作的講座中，慷慨表態「中國樓市最保值」，而日前又大發「中國樓市離崩盤已經不遠」的「宏論」，僅一月時間，前後判若兩人，必然令人殊為難解。
10年，郎咸平完成了從純粹學者到兼職明星的轉換之旅，而這樣的異變，是如此地徹底、如此地「市場化」，又不能不令人為之惋惜，因為對於「視學術為生命」的學者們而言，郎咸平的異變，可謂是得不償失。
也許，與國內經濟學家過於「憂廟堂之所憂」相比，郎咸平特有的「憤民意之所慨」，自有其可貴之所在。但是，其過於附和民意（甚至挑逗民意），而失之於學者應有的嚴謹和理性，必然令其在聲名日增之時，非議與不解尾隨相伴。
究竟是什麼導致了郎咸平的異變？是國內相對浮躁學術氛圍的影響，還是其自身稟性使然，我們雖無從得知，但郎咸平的異變，卻為我們提供了觀察和反思轉型期中國經濟以及學界變遷的鏡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