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釣魚島主權紛爭不斷升級，中國國內的反日情緒又漸漸高漲了起來，沉寂許久的「抵制日貨」運動再次風生水起。仔細觀察便會發現，贊成派和反對派實際上有一個共同點，即都清楚地知道抵制日貨需付出慘重代價，只是贊成派認為「傷敵一千、自損八百」，反對派認為「傷敵一千、自損一萬」。
筆者多次撰文反對抵制，理由很簡單，從經濟史角度來看，從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民族經濟是靠抵制而獲得成功的，在當下關頭情緒化地抵制更是只會讓中國的產業培育、轉型都難上加難，只要中國還想在房地產、IT、股市之外培育一些實實在在的產業，就仍需借力日本、向日本學習。
之所以這樣講，就是因為日本擁有一批實力過硬、且壟斷了全球產業鏈諸多領域高端的優質企業，特別是在精密零部件方面，很多企業是一枝獨秀，短期內很難找到替代品。
在中國，「莫重蹈日本覆轍」、「不要走日本老路」等論調氾濫，每當股市或房市出現危機時，「中國會成為下一個日本嗎」的憂慮便油然而生。中國方面關注的焦點是「日本教訓」，而忽視了「日本經驗」。
事實上，雖然名義上都稱「高增長期」，但中日兩國極不相同。硬要說中國是在走日本老路的話，也只是在走日本1980年之後陷入泡沫瘋狂的那一段，而沒有好好地學習日本1960年至1970年「黃金十年」的經驗。在那十年間，日本不但年均增長15%左右，更確立了兩大支柱——「產業立國」和「中流社會」。
「產業立國」路線提出於戰後，但實際上這與戰前的「殖產興業」有異曲同工之妙。可以說，日本人的骨子裡充滿了「崇尚實業」的因子，日本被戲稱為「工匠之國」，在民族根性上存在對技術和細節精益求精的傾向。在日本，主導經濟的是經團聯，經團聯會長被譽為「財界總理」，基本上都出身於三菱、豐田、東芝等大企業財團。
與經濟深受華爾街金融家們控制的美國不同，金融業在日本只是作為一種工具，幾乎未作為獨立的產業來發展，金融業被視為是日本的軟肋。準確地說，日本的金融只是為產業提供潤滑劑，基本上很少有人去玩所謂的「資本運作」，當日本「活力門」創始人堀江貴文鼓足勇氣去「吃螃蟹」時，會顯得格格不入，並最終遭逮捕。
日本不動產金融工學學會會長川口有一郎對筆者表示，「剝除房地產、股市存在的泡沫後，一個國家的經濟還能剩什麼，才是一國真正實力的體現」。索尼原總裁出井伸之在接受筆者專訪時也認為，「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是一個事實，但另一個事實是，作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中國，居然還沒有培育出可以代表這個國家氣質的民族產業，我長年去中國出差，每到一處問其今後有望的產業時，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樣的：金融、IT、房地產」。
中國自「南巡講話」之後，從統計數字來看，的確處於「高增長期」，但中國幾乎沒有領先的技術革新，也沒有培育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中國的產業基礎依然非常脆弱，中產階級佔主流的橄欖型社會更是不見蹤影。
因此，簡單地說中國比日本落後30年或40年都不確切，所謂「社會主義特色道路」到底要確立一種怎樣的「北京模式」，在「抵制日貨」之前要不要先放下身段認真地向日本學習產業立國、實業強國，值得每個國人冷靜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