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說來，自殺，是一種壞現象。一個時代，一個社會，自殺者的多寡，一定意義上，可以成為評價這個時代、這個社會的尺度。自殺者多、自殺率高，意味著這個時代、這個社會有著很嚴重的問題。中國似乎從未公布過年自殺率，有無這方面的統計，亦不得而知。但國際上有對中國年自殺率的估計。通常認為，世界平均年自殺率是10人/10萬，中國的年自殺率是23人/10萬，是世界平均數的2.3倍。由於中國的自殺率是國際上代為統計的，可能不太準確。但中國的自殺率高於世界平均數，則是確定無疑的。
離婚，是好現象還是壞現象，可就不能一概而論了。離婚，有時候是悲劇，有時候是喜劇，有時候是正劇。自殺率，可以說愈低愈好。離婚率卻不能如是觀。離婚率太高，當然說明社會在某個方面不太「正常」。但離婚率太低，卻非但不能說明社會的「文明」、「進步」，相反，倒是意味著社會的野蠻。自殺率，是難以通過強制的手段控制的。一個人執意要死，任何鐵則鋼規也管不住。但離婚是一種法律行為。國家完全可以把離婚率控制在最低限度，甚至讓離婚率為零，也不難做到。改革開放的前三十年，中國的離婚率是極低的，比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低得多，但這絲毫不意味著中國的家庭比這些國家幸福得多。
自殺和離婚，是兩件事。但有時又是密切相關的。在中國的「文革」時期，自殺率和離婚率，就形成鮮明的對照。
中國本就是自殺率較高的國家，「文革」時期的自殺率，就更高了。自殺，原因雖然多樣，但通常與政治無關。而「文革」時期，迫使人們自殺的，除了通常的原因外，還有政治性原因。政治性自殺，是「文革」時期的常見現象。鄧拓、田家英、老舍、傅雷夫婦，都是不堪迫害而自盡的。我們知道的「文革」期間自殺的各界名人，就多不勝數，但這也只是那時期政治性自殺總數的冰山一角。由於政治迫害並不只針對名人，普通人同樣遭受著殘酷的迫害，因此也同樣會含冤而自殺。在人命如草芥的年代，普通人的政治性自殺，不會引起關注，死得無聲無息，親人們恐怕連哭都不敢出聲。這樣的因政治性迫害自殺而死的普通人，「文革」期間有多少，其實也是應該認真統計的。現在統計還來得及，再晚，可就難了。但這些話說了也是白說。總之，這個數字肯定是很驚人的。
政治性自殺者，再加上通常原因的自殺者，「文革」期間的自殺率，應該遠高於其他時期。而與此相反，「文革」時期的離婚率，卻低得驚人，低得讓不瞭解那時代的人目瞪口呆。
上海的「文革」研究專家金大陸先生所著的《非常與正常——上海「文革」時期的社會生活》一書，有對這時期上海離婚情況的介紹分析。金先生在細緻地查閱有關檔案資料後，對那十年間上海各區每年離婚的夫妻有多少「對」，都有準確的說明。從1966年到1976年這十年間，本是十里洋場、東方魔都、冒險家樂園的上海，有著上千萬人口的上海，離婚的夫妻總對數，是6489對[1].十年按3650天算，那這十年間，上海平均每天只有不到1.8對夫妻離婚。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這樣的離婚率是「駭人聽聞」的。這還是上海。在偏遠些的地區，在農村，離婚率就更低了。
如果有人以「文革」期間離婚率奇低為由來讚美「文革」，來歌頌「文革」時期家庭的和諧、社會的安定，那就要麼是無知，要麼是良心叫狗吃了。這樣的人，還真有。金大陸先生在介紹了「文革」時期上海的離婚情形後，悲憤地說：「此中難道真的漫溢著一片晶瑩剔透、聖潔如玉的情感嗎？難道真的存在著一個鶯歌燕舞、和諧美滿的烏托邦嗎？——此中存在著的是一座以‘階級和階級鬥爭’為圭臬的‘社會倫理裁判所’！」[2]「文革」期間的離婚率低，不是因為人們不願離，而是因為國家政權不准離。通常的離婚原因，在「文革」期間都不被認可，都不成其為原因。沒有愛情、感情破裂，這在今天是最常見的離婚理由或藉口，因為這樣的理由或藉口最能被認可。而在「文革」期間，這恰恰是最不能被認可的理由，是最說不出口的藉口。那是一個總體性社會，那更是一個政治全能的社會。一切問題都是政治問題。一切問題都關乎政治思想、政治覺悟、政治立場。結婚是如此，離婚也是如此。既然結婚了，為什麼要離婚呢？想離婚，說明思想出了問題，說明資產階級思想嚴重。想離婚，更說明對現實的不滿。而「對現實不滿」，那可是很大的政治罪名。一個人「無緣無故」地要離婚，就是蓄意以此種方式給社會主義抹黑。金大陸先生說：「進入‘文革’運動後，尤其‘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破四舊’、‘血統論’及後期的‘鬥私批修’、‘批判資產階級法權’等，直接將‘階級和階級鬥爭’的長劍懸臨在市民生活的頭頂上，隨時隨地可劈刺下來……那麼，既有閱歷又有家室的中年人，即便在婚姻上或因性格志趣，或因經濟家務，或因習性情感（毋提‘性和諧’之類）等出現了裂痕，則是絕對不敢邁出離婚這一步的。這不僅僅是因為整個社會在道德層面上，對‘離婚’持強烈的負面評價（當時的書報極力宣傳‘美帝’、‘蘇修’的離婚率高，以證實‘生活腐朽’），更因為這一系列‘非政治化’的離婚理由一旦公開提出，立即就會被貼上‘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標籤，且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孩子的前途。」[3]
沒有愛情，不是理由；感情破裂，不是理由；性格不合，不是理由；經濟糾紛，不是理由……一切非政治性的理由，都不成其為離婚的理由。至於「性生活不和諧」這樣的話語，那時的人們是聽不懂的。如果有人以此為由要求離婚，那會作為「階級鬥爭的新動向」而引起「無產階級專政」的高度警惕。這個人從此也就成為經常批鬥的對象，從此淪為賤民，不被亂棒打死，也會被唾沫淹死。許多夫妻，相互已厭惡至極甚至仇恨至極，也只能仍在一起生活著。由於那時住房極其緊張，很多夫妻連分床都不可能，雖然相互已經厭惡甚至仇恨了，每晚也仍然在一張床上躺著。那時期，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忍著、挨著、熬著的夫妻，不知凡幾。由這樣的夫妻組成的家庭，要麼如冰窖，要麼如戰場。如今50來歲的一代，許多人就是在這樣的冰窖或戰場上度過少兒時代的。金大陸先生採訪了一些當年的孩子，在書中讓幾個人以第一人稱的口吻，講了「文革」期間的家庭故事，有的是自己父母的故事，有的是鄰居的故事。這些故事都很耐人尋味，都能從一個側面說明「文革」時期人們是生活在怎樣的境遇裡。
受訪者A說，自己從記事時起，就覺得父母性格不合，就看到父母經常爭吵。後來，在大吵過幾次後，突然不吵了，「熱戰」變成了「冷戰」。分床而眠還不夠，父親還「自己開夥」。進入「冷戰」後，父母「從此形同路人，從不搭理一句話」，有事則通過孩子傳達。有一次，在機關上班的父親把文件包落在家裡，回來取時，發覺鑰匙也在包裡。母親工作的小學就在隔壁，父親卻騎車兜個圈子去找上中學的孩子。一男一女，兩個成年人，不說一句話，不睡一張床，不吃一口鍋，卻要以夫妻的名義生活在同一個家裡，十年，二十年。而這樣的「夫妻」，在那時代絕非罕見。A說，「粉碎‘四人幫’後」，父母終於離婚了。如果「四人幫」不被「粉碎」呢，如果「文革」一直繼續下去呢，這一男一女就只得一直這樣「共同」生活下去，直到有一人死去，才算是實現了事實上的「離婚」。
受訪者B說的是鄰居的故事。B說，「文革」期間，自己家住的小樓裡，有四家人家「有問題」。其中一家男人是煤氣廠工人，經常在家打老婆，「打得雞飛狗跳，小孩子驚叫」。鄰居看不下去，便去勸架，反遭那男人刁難、欺侮，後來便無論怎樣吵、打，甚至「喊救命」，都沒人敢勸了。但「最終也沒有鬧離婚」。
「家庭暴力」這個概念，那時是沒有的。男人打老婆，在毛澤東時代不算什麼事情。一個天天在家打老婆的男人，只要「革命立場堅定」，只要「熱愛黨熱愛毛主席」，只要對「階級敵人」像對老婆一樣凶狠，就仍然是「好同志」，就仍然是「革命的依靠力量」。那時代，從來沒有一個男人因為打老婆而失去黨的信任，而影響自己的「政治前途」。所以，這個男人的妻子如果以天天在家挨打為由要求離婚，也是不會有好結果的。一切非政治性的理由都不成其為離婚的理由，那麼，就只有政治性的理由才被認可了。「文革」期間的離婚，通常都是政治性離婚。夫妻一方成了「階級敵人」，另一方以此為由要求離婚，這才是「無可非議」，這才是「名正言順」，這才是「入情入理」，這才是「天經地義」。家中有人成了「階級敵人」，親人們都被要求與其「劃清界限」。親生子女都往往宣布「斷絕關係」，作為配偶，要求與其解除婚姻關係，就更是有理由了。這樣的政治性離婚，是受到鼓勵的。這其實很符合那時代的邏輯。那時代，一個人要求與另一個人結婚，理由也必須是政治性的。「高富帥」不是理由。對方才華橫溢、風趣幽默，不是理由。理由必須是：政治思想好、無產階級立場堅定、勞動積極、毛主席著作學得好……既然結婚是政治性的，那以政治性的理由要求離婚，也的確順理成章。婚姻的基礎既然是政治性的，當一方成了政治上的敵人時，也就意味著婚姻基礎的崩潰。所以，當一方成了「階級敵人」時，另一方要求與其解除婚姻關係，在那時，不但有政治上的合法性，有法律上的合法性，也有「道德」上的合法性——這是符合那時代的婚姻道德的。
「文革」期間的政治性離婚，實際情形當然並不一致。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方成了「階級敵人」，另一方為了自己不受連累，為了自己此後的人生不至於太艱辛，要求與那「階級敵人」徹底脫鉤，這是一種情形。另一種情形是，一方成了「階級敵人」，另一方為了子女的前途，為了子女的一生不至於太淒慘，要求與那「敵人」離婚。在這種時候，提出離婚的一方，實際上並不只是要讓自己與那「敵人」脫鉤，而是率子女與那「敵人」分手，是讓整個家庭與那「敵人」斷絕關係，是為保全家庭而把那「害群之馬」清除出去。第三種情形，則是一方成了「階級敵人」後，另一方本人並無離婚之意，但在父母等親友逼迫下，要求與對方解除婚姻關係。父母等親友之所以進行這樣的「逼迫」，固然有「無私」的因素，但也未必沒有「私心雜念」在起作用。自己的女兒（或兒子）、自己的姐妹（或兄弟），其配偶成了「階級敵人」，這意味著她（或他）今後的生活將只有苦難。不忍心見其落入深淵，故而以父母的名義、以親人的名義，逼迫其離婚。但是，如果不離婚，受連累的又並不只有她（或他）自己。在那盛行株連的時代，一個人，自己的配偶是階級敵人，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也就成了「敵人」的岳父岳母、公公婆婆、姐夫妹夫、嫂子弟媳等。這些人，在自己的「社會關係」中，就有了一個「階級敵人」，就有了一個政治上的污點，在殘酷的政治環境中，有了一個把柄、一處軟肋。所以，父母等親友的逼迫，也往往有自己免除連累的動機。也正因為如此，那種本不願意離婚的人，那種本來決心與那「敵人」共患難的人，在父母等親友的逼迫下，也往往就與那「敵人」脫鉤了。
政治性離婚，常常與政治性自殺連在一起。有人說過一句非常有道理的話：「文革」期間，那些歷盡磨難而終於挺過來了的人，通常都有一個較溫馨的家庭；而那些沒有能挺過來的人，那些被迫害致死的人，那些以各種方式結束自己生命的人，往往是在成為國家的敵人、政權的敵人的同時，也失去了家庭的港灣，也被配偶等親人拋棄。一個人，在外面縱然受凌辱，縱然被欺侮，推開家門，有親人在迎候，有親人送上茶飯、送上安慰，就還能活下去，就還能找到活下去的理由、意義。而如果在外面受凌辱、被欺侮，同時又遭親人埋怨甚至拋棄，那就很難活下去了。在成為政治上的敵人後又被配偶等親人拋棄，終於自殺，這樣的情形在「文革」時期並不少見。但政治性離婚與政治性自殺，又並不只以這一種方式相關聯。對方雖然成了「階級敵人」，但自己仍深愛著對方，可為了孩子，或在父母等親友的逼迫下，還是與對方解除了婚姻關係。解除婚姻關係後，自己的心靈日夜處於痛苦狀態，精神終於崩潰，從而以自殺求解脫，這樣的情形也是有的。
一般說來，婚姻的一方死了，婚姻就自然終結了，不存在與死人離婚的問題。但金大陸先生在《非常與正常——上海「文革」時期的社會生活》一書中，還真說了一個與死人離婚的故事。這是接受金大陸先生採訪的F說的鄰居的故事。這鄰居家的男主人，「文革」開始後，被揪鬥，「家也抄了」。三個孩子，對淪為「敵人」的父親，表現了極其堅定的「革命立場」。他們「對父親很凶，還開家庭批鬥會。父親扛不住自殺了」。白天在外面被「革命群眾」批鬥，晚上回到家裡，還要被自己的孩子批鬥，除非是像顧准那樣真正「用特殊材料製成」的人，不然是活不下去的。父親自殺了，可事情並沒有完。父親單位派人到裡弄裡貼了許多「死有餘辜」的標語。母親是到父親單位要求與已成骨灰的父親離婚。「據說三個孩子也寫了什麼信。」能寫什麼信呢，無非是表示堅決與那骨灰「劃清界限」，堅決支持母親與骨灰離婚罷了。
前面說，一個人要自殺，任何鐵則鋼規也阻止不了。這是說，任何鐵則鋼規都攔不住一個不顧一切地要去死的人。但如果這人對身後名聲還有所顧忌，對親人是否受連累還很在意，那反對自殺的規則就還能起些作用。實際上，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的幾十年間，軍人、幹部，如果自殺，是被視作「變節」的，是要作為「叛徒」對待的。七十年代末，我上大學時，一位同學不堪失眠痛苦，在病房裡自盡了。他的當著高級幹部的父親，到學校來了一趟，但拒絕去看一眼兒子的遺體。來學校，是作為親屬處理後事。拒絕看一眼死去的兒子，是作為高級幹部，表示與「叛變」了的兒子劃清界限。此事給我強烈的刺激。自殺即意味著政治上的變節，這種觀念至今還在一些人頭腦裡留存著。五年前，某大學一退休教授因感到「生意已盡」而自盡，竟有人寫信給單位黨委，要求開除他的黨籍，理由是：「他並無無法忍受的病痛，為什麼要自殺呢？」此事又一次給我強烈的刺激。本是「好同志」、「好幹部」的人，自殺了，尚且淪為叛徒，且給家人帶來麻煩，那本是「階級敵人」的人，自殺，就一定是因為「畏罪」，就更是「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就更會使親人受連累了。我的那位自殺的同學，人很聰明，與同學相處得很好。我後來才意識到，他其實得的就是憂鬱症。但七十年代末，中國還沒有「憂鬱症」這說法，中國人還不能理解「憂鬱」竟能導致自殺。把自殺視作政治上的「叛變」，是不能不細想的事情。叛變，意味著脫離自己本來從屬的陣營而投向敵對的陣營。自殺，客觀上當然脫離了自己本來從屬的陣營，但並沒有倒向另一個敵對的陣營。除非把迷信所說的「陰間」也作為一個敵對的陣營，除非認為迷信所說的閻羅王也是無產階級的敵人，不然，自殺即叛變的邏輯，實在難以成立。把憂鬱症導致的自殺也算作政治上的變節，這邏輯雖然荒謬，但卻實際地阻止了不少人的自殺，尤其減少了政治性自殺。一些被戴上「叛徒」、「反革命」帽子從而受到殘酷迫害的人，本想一死了之。但一想到自殺後，頭上「叛徒」、「反革命」的紙帽子、布帽子就變成了鐵帽子，且親屬要受到更大的連累，也就不敢死了。若非如此，那年代的自殺率還要更高。
文藝理論家葉以群，1932年加入中共，曾任左聯組織部部長。1949年後，任上海市文聯副主席、上海市作協副主席，曾是中共重要的文藝幹部。「文革」開始後，葉以群受到張春橋迫害。葉舟所寫的《葉以群的最後十年》一文中說，剛受到迫害時，妻子問他如果被抓起來，會不會自殺，葉以群「活動地否定」：「自殺是反黨行為，我是黨員，我不會自殺，自殺了你們就要變成反革命家屬了。」[4]張春橋們拚命要把「反黨」的罪名安到葉以群頭上，葉以群拒不接受。但如果自殺，那就不是「反黨」也是「反黨」了，老婆孩子就成了「反革命分子家屬」。這樣的顧忌，使得初遭迫害的葉以群，決心決不自殺。然而，不久之後，葉以群還是以跳樓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葉以群是1966年8月2日凌晨自殺的。在「文革」開始後的政治性自殺者中，算是較早的。但「文革」時期第一個政治性自殺者，應該是鄧拓。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了全面發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5月17日深夜（18日凌晨），鄧拓即棄世。在留給北京市委的遺書的最後，鄧拓寫道：
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本應該在這一場大革命中經受得起嚴峻的考驗。遺憾的是我近來舊病都發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給黨和人民增加負擔。但是，我的這一顆心，永遠是向著敬愛的黨、向著敬愛的毛主席的。
當我要離開你們的時候，讓我再一次高呼：
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萬歲！
偉大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在全世界的勝利萬歲！[5]
我過去把鄧拓這類人自殺前的這種政治表白，視作是愚昧和奴性的表現。現在覺得，這樣的理解，可能有些簡單、膚淺了。我們再來看葉以群給妻子和孩子的遺書：
素明暨孩子們：
我對黨，對社會主義犯下的罪行，千言萬語也說不清楚。黨一向對我愛護、寬大，只是由於我的舊思想、舊習慣改不過來，資產階級思想體系沒有破除，所以錯誤一犯再犯。現在事已太遲，已經無法清償，也不可能立功贖罪。近日身體、精神都在變壞，如再拖延下去，既對黨不利，又會不斷增加你們的精神負擔。思想上幾經反覆，只好最後走自己處決的路。
以後，唯一要求你們的，就是堅決聽黨的話，堅決站在黨的立場上，逐步認清我的罪惡，激起對我的仇恨，堅定不移地與我劃清界限！你們受我的毒害都還不深。
你們只要能做到這一點，就一定可以在黨的幫助下，大家團結起來，克服各種困難。孩子們稍大一點，都盡早爭取到邊疆、到社會主義建設的大家庭裡去，盡早離開自己的小家庭，小家庭裡教不好孩子。他們應該忘記我的一切，但不要忘記我的這輩人所犯的罪惡，並且從中吸取教訓。
最後一句話就是要求你們認真讀毛主席的書，聽共產黨的話！為黨立功！[6]
鄧拓的自殺，可能多少有些「示範作用」。此後田家英、老舍等人的自殺，多多少少是對鄧拓的仿效。甚至葉以群的跳樓，也未必不是受鄧拓影響。但鄧拓給北京市委的遺書，葉以群卻不可能看過。葉以群不可能模仿鄧拓遺書的寫法，但寫得卻與鄧拓如出一轍。他們清楚地知道，自殺就是「反黨」、「叛黨」，就是「自絕於黨和人民」。為了減輕一點自殺行為本身的罪孽，為了讓死後的污名不至於太嚴重，他們要為自己的自殺找一個能說得出口的理由。而唯一能說得出口理由，就是身體的病痛。身體時刻處於病痛中，所以自我結束生命。但又並不強調是因為病痛難忍才自殺。如果把個人求得從病痛中解脫作為自殺的理由，那就仍是自私自利的表現，就仍然顯得對黨不夠忠誠。身體處於持續的病痛中，拖下去，「對黨不利」、「徒然增加黨和人民的負擔」，所以採取這種手段。這是在強調：自殺，仍然是在為黨和人民考慮；自殺，是最後一次為黨和人民作貢獻。至於那種今天讀來令人悲哀的政治表白，除了愚昧和奴性的因素，恐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種策略。激烈的政治表白，庶幾可減輕一點死後的污名，而這首先對家人有利。自己的污名輕一分，家人受的連累就輕一分。對家人的擔憂，在葉以群的遺書中表現得更充分。這樣的遺書，葉以群知道是要交給組織的。在遺書中，葉以群先行與家人進行了切割。一個人，如果在遺書中要家人徹底忘記自己，那就是很「絕情」的表現了。但葉以群連這樣的「絕情」也不敢。他不能讓家人忘記自己。他必須要家人牢記自己的「罪惡」，「激起對我的仇恨，堅定不移地與我劃清界限」。遺書中那句「你們受我毒害都還不深」，更是煞費苦心。鄧拓遺書直接寫給北京市委。葉以群身份、地位與鄧拓不同，所以把遺書寫給家人。但實際上，葉以群字字句句都是寫給「組織」的。他在向組織表明：我已經讓家人與我徹底劃清界限了！我已經讓家人永遠仇恨我了！更何況，他們受我的毒害不深！求求你們放過他們吧！
金大陸先生說：「上海‘文革’十年共6489對的離婚數，是一個冷漠而殘酷的數據！」張春橋也是在「文革」期間離婚的，也算是政治性離婚。「文革」時期任上海市委書記的徐景賢，出獄後寫了回憶錄《十年一夢》，其中說，張春橋的妻子文靜，抗戰時期曾被日本人捕獲並自首。「文革」期間，張春橋從上海到了北京，進入政治中樞，妻子仍留在上海。妻子的歷史問題，成了張春橋攫取更大政治權力的阻礙。按徐景賢的說法，張春橋與文靜「感情甚篤」。但張春橋的政治野心肯定會戰勝夫妻感情。徐景賢說：「張春橋意識到自己在政治上正處於關鍵時刻，今後他將面臨尖銳的鬥爭，要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決不能授人以柄……他下決心採取進一步的果斷行動：和文靜離婚！」其時，張春橋已貴為政治局常委。在「文革」期間的政治性離婚者中，張春橋應該是政治地位最高的了。進京前，張春橋長期在上海工作。他這樣的人進京任職，應該是不遷戶口的。如果他的離婚也經過了民政部門，那麼，「文革」十年上海6489對離婚夫妻中，應該有張春橋、文靜這一對。
參考資料
[1]見金大陸《非常與正常——上海「文革」時期的社會生活》，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4月版，上冊，第32頁。
[2]見金大陸《非常與正常——上海「文革」時期的社會生活》，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4月版，上冊，第32頁。
[3]見金大陸《非常與正常——上海「文革」時期的社會生活》，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4月版，上冊，第32頁。
[4]見葉舟《葉以群的最後十年》，載《文匯月刊》，1989年第12期。
[5]見袁鷹《玉碎》，載《報告文學》，1986年第5期。
[6]見葉舟《葉以群的最後十年》，載《文匯月刊》，1989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