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張維迎強調制度企業家的概念與作用，認為制度企業家通過不斷創新，最終改變、創造出新的行為規範與價值觀念，為人們所普遍接受與使用。制度企業家也存在巨大風險與激烈競爭，「所有成功的制度企業家創造的社會規範，從提出到主導人類的行為方式、人類文化的形成，需要數百年，而且這些行為規範在最初提出的時候，都被當作是反社會的力量」。
張維迎指出，人類社會面臨的基本挑戰就是博弈論中所謂「囚徒困境」，也是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之間矛盾。他總結了人類合作的最重要的五條規則：「以人為本」、「推己及人」、「互助相愛」、「誠實守信」、「獎善懲惡」。為了使得這些行為規範得到有效執行，張維迎認為不僅需要人們有善心，而且需要一個獎善懲惡機制，鼓勵制度企業家承擔創新風險，克服「二階囚徒困境」，人類方有望走出囚徒困境，享受和諧而幸福的生活。張維迎近年關注市場理念的推廣，其所著《通往市場之路》、《什麼改變中國》、《市場的邏輯》構成了「市場三部曲」，未來即將出版《博弈與社會》，敬請讀者留意。
經濟學是研究什麼的？教科書裡講是研究資源配置的理論，也可以說研究理性人怎麼做出選擇的理論。還有一種更狹義的定義是，經濟學研究的是價格機制。對此我有新的看法：經濟學就是研究理性人之間如何合作。談到理性人之間的合作，我們首先要認識到社會面臨的一個基本挑戰，這個挑戰就是博弈論講的「囚徒困境」：每個理性的人都選擇對自己最好的行動，但最後導致對所有人不好的結果。這就是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之間的矛盾。我們人類創造了好多的技術、制度、文化，目的就是怎麼克服「囚徒困境」，不斷走向合作。人類數千年來的進步，可以理解為不斷走出「囚徒困境」、走向合作的結果。但每一次合作帶來進步，本身又來會帶來新的「囚徒困境」。比如我們有了網際網路，人與人之間的合作範圍大大地擴大了，但網際網路上存在著欺詐行為，本身又是一個「囚徒困境」。所以，一部人類的文明史，可以理解為我們不斷的創造新的「囚徒困境」，又不斷走出「囚徒困境」這樣一個過程。
制度企業家的創新與風險
我們有各種制度，我指的制度是廣義的，包括政府制定的法律制度，也包括社會規範、文化、價值觀念等等。人類社會的這些制度，我們簡單叫遊戲規則，是自發演進的結果，不是一個計畫的產物。比如西方的商法源自中世紀後期私人之間交易的一些規則，最後總結為商法。但我們要認識到，有一些人在這當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把這些人叫做「制度企業家」。英文有個詞叫NormEntrepreneur，是指改變社會規範，設立新規範的一些人。這個概念最早應該是芝加哥大學CassSunstein教授提出的，翻譯這個概念不太容易，我選取了一個名詞叫它制度企業家，它的含義比原來的NormEntrepreneur要寬得多，廣義的講，鄧小平也可以叫做制度企業家。但我下面講到的是非政治人物，不包括鄧小平這樣的人。
企業家的概念一般指的是商界企業家。商界企業家有如福特、比爾？蓋茨、喬布斯等等這些名氣很大的人，也有很多小的企業家，像雜貨店的老闆。同樣，我們說的制度企業家既包括很多大人物，像孔子、老子、耶穌、朱熹、亞里斯多德、亞當？斯密等等這些名垂千古的人，當然也有很多名不見經傳的制度企業家。許多傑出的商界企業家其實也扮演了制度企業家的角色。新的產品、新的技術改變了我們生活方式，也改變了我們的行為規範，比如福特創建的流水線的生產方式，再比如網際網路，它們都對人們的行為規範、行為方式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企業家的本質是什麼？用熊彼特的話講就是創新，創造性破壞。在商界每一個重大的技術突破都是對原來技術的毀滅。比如現在的MP3、MP4、IPod完全替代了原來錄放機、隨身聽。制度企業家的功能也是創新，他的創新意味用新的價值觀念替代了原來的價值觀念，新的行為方式替代了舊的行為方式，新的是非觀和新的善惡觀代替舊的是非觀和舊的善惡觀。我們需要認同原來我們不認同的東西，或者是我們不再認同我們原來認同的東西。比如從宋代開始中國婦女纏腳，認為腳纏得越小越美，找婆家越容易，那時候對腳的看法比對臉的看法更重要。清朝入關後下了兩道令，男人要剃髮蓄辮，女人要放腳。但是中國的婦女沒有遵從法令，倒是中國男人乖乖地遵從了，所謂「男從女不從」，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民國之後，纏腳就慢慢廢除了。我們知道婦女放腳不是婦女主張的，而是男人主張的，主張放腳的這些男人，其實就是我們講的制度企業家。大家有興趣可以查一下文獻，像康有為、梁啟超可能就是主張放腳的這一類人。
對商界企業家來說一樣，任何一個創新都要經過市場的經驗，制度企業家也是一樣。你的創新是不是成功，你提出的遊戲規則是不是會變成人們普遍接受的行為規範，就看它們是不是能夠滿足社會這種需要。滿足市場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你對人性必須有非常透徹的理解。一個商界企業家如果不能透徹地理解人性是不能成功的，比如蘋果的產品大家都非常喜歡，就是因為它完全是從人性出發製造出來的產品。
制度企業家和商界企業家稍有不同。商界企業家同一個行業有不同的產品，不同的產品滿足不同人的需要。而制度企業家面臨的一定是大眾市場，不是一個小眾市場，這個大眾市場有贏家通吃的特徵。並且，大眾市場要經過很長時間的考驗，他們提出的行為規範要能真正被人們所接受，需要構成博弈論上講「演化穩定均衡」。所謂演化穩定均衡，是指隨著遵守規範人們的越來越多，對每一個人來說遵守這種規範的好處就越來越大，最終形成了一個普遍的行為規範。由於這一點，制度企業家對人性的理解要比商界企業家更透徹，所以偉大的思想家都要從討論人性開始。
從判斷需求的角度，商界企業家可以區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能夠猜得到消費者自己都不明白的需求，像我剛才講的喬布斯、比爾蓋茨這類人；第二類是能夠滿足已經在市場上表現出來的需求，像蓋房子的、開飯館的企業家；第三類更簡單，叫訂單生產，人家交給你設計好的東西你生產出來，像中國企業做的OEM。
制度企業家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創造社會上大部分人需要但不太明白應該是什麼樣的遊戲規則，像孔子、蘇格拉底、耶穌這樣的人，他們生活的那代需要新的遊戲規則，但大部分人不清楚新的遊戲規則應該是什麼。第二類是創造社會上已經表現出來、但還沒有生產出來的遊戲規則。所謂表現出來，就是說大部分人都覺得應該改變，但是人們仍然在沿襲舊的規則。第二類包括我們知道的好多國家的不同政見者。比如像東歐劇變的時候，在羅馬尼亞的群眾集會上，數十萬都高呼齊奧塞斯庫萬歲，但是突然有幾個人高呼打倒齊奧塞斯庫，很快所有人都跟著喊，結果齊奧賽斯庫政權就垮臺了。這說明社會本身已經表現出這種需求，只是沒有人在這之前真正把它挑明。這個時候只要出現這一類人把它挑明，他就可能很快成功。我們看到一些移風易俗的倡導者和舊傳統的叛逆者，也屬於第二類制度企業家。舊時代奉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有些年輕人自由戀愛，要衝破種種阻力，這一類人也可以稱作制度企業家。
與商界企業家一樣，制度企業家的創新同樣面臨著巨大的風險。這個風險有三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市場需求充滿了不確定性，他們可能判斷不準確，特別是很多人感覺需要變化，但是他們並不知道怎麼樣變化，制度企業家要能做出大勢的判斷。第二個原因是「二階囚徒困境」帶來的風險。一階囚徒困境簡單說就是合作對所有人都好，但每個人都選擇不合作。和一階囚徒困境不一樣，二階困境是說維持合作本身需要規則，如果你違反了這個規則，應該有人懲罰你，但因為怕報復或失去賺便宜的機會，應該懲罰你的人沒有積極性實施懲罰，結果規則得不到遵守。就像我們看到很多不文明的行為，比如隨地吐痰，亂扔垃圾等等，你想指出來但是卻不敢指出來，因為你怕對方罵你，還有可能打你，這就是二階「囚徒困境」。改變舊規則也面臨「二階囚徒困境」：已經有一種規則在那兒，大家已經習以為常都在遵守。改變舊規則對大家都好，但率先站出來改變這個規則的人會面臨其他人的懲罰。人都很愛臉面的天性，我們做任何事情都要看別人會怎麼看待自己，比如你想自由戀愛，但是你不敢，因為你自由戀愛別人會對你說三道四，對你父母家人都會說三道四，所以即使父母給你安排一個你不喜歡的媳婦你也會接受。這樣一種二階囚徒困境導致的風險也是非常大的。第三個原因，是制度企業家之間存在著激烈的競爭，比好多商界競爭還要激烈。
由於有三個原因，一個制度企業家能不能成功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所以很多偉大的制度企業家在他們活著的時候，一般都沒有好運氣。如今這些人的名字對我們來說是如雷貫耳，很受尊重，但是他們當時的日子並不好過。比如孔子活著的時候其實是很悲慘的，領著他的徒弟到處遊說，沒吃沒喝的，還沒有人聽，經常被別人趕走。蘇格拉底被雅典政府判處死刑，耶穌被羅馬帝國的統治者釘死在十字架上。朱熹活著的時候，他的學術被定為「偽學」，他被叫「偽師」，連他的徒弟都被叫成「偽徒」。像穆罕默德可能是個例外，他活著的時候既是宗教的領袖，又是國家元首，合二為一。
我要特別強調一下制度企業家之間競爭的特徵。第一個特徵是贏家通吃。在制度創新方面，贏家通吃是通例，而在商品市場上贏家通吃是一個特例，像微軟叫贏家通吃，但大量的非平臺產品或者網路效應比較小的產品沒有贏家通吃。北京有很多飯館，四川的東北的陝西的飯館都可以有市場，都可以賺錢。制度企業家之間的競爭類似微軟平臺和安卓平臺之間的競爭，或者像不同3G標準的競爭。
第二個特徵是規則市場的競爭，是一個長期的競爭。制度企業家的客戶和商界企業家的客戶不一樣。商界企業家的客戶基本上都在今天，有些可能稍微晚一點，總體來講都是當下的活著的人。而制度企業家的客戶主要都在身後，甚至數百年之後。比如說孔子，他去世的時候，仍然是百家爭鳴難分高下，他的影響並不那麼大，他真正的客戶是他死後之後，特別是漢武帝之後，直到今天我們仍然是孔子的客戶。這就帶來一個問題，商界企業家即使僅僅因為想賺錢，也可以成為一個很了不起的、很偉大的企業家。但是制度企業家不同，他不可能以賺錢為目的，他的客戶即使最後接受了他的規則，接受了他的產品，並沒有辦法給他付錢。制度是一種公共產品，每個人都享用它但是沒有人願意付錢，所以制度企業家不可能以盈利為目的。
這些人為什麼冒那麼大的風險為人類創造遊戲規則呢？我的看法，一定是基於他們對人類博大的愛，對改善人類命運獨有鍾情，基於他們與眾不同的崇高理念和神聖的使命感。這種對人類博大的愛和使命感可能是與生俱來的，並不一定是自覺的意識。所以我們稱這些人是「聖人」，他們跟我們普通人是不一樣的，從普通人的角度很難去理解他們。你可能覺得我說的很抽象，如果舉個例子你就不覺得抽象了。比如你寫了一篇文章，你知道官方很不喜歡，你的父母和親朋好友一定會勸你得小心，文章千萬不要發表。你說了某一句話會有朋友勸告你，這話最好不說。對常人來講，我們每做一件事衡量的標準都是近在眼前的利益。但是，對於這些「聖人」來講，眼前利益是不重要的。你可以想像一下，蘇格拉底如果認錯交了罰金就可以流放，不會失去生命；耶穌只要認錯就不會被釘上十字架；孔子如果願意配合各個諸侯國的君主，他能在任何一個國家找到一個很好的位置，過榮華富貴的生活。我相信很多人勸過他們，要他們不要太較真，「好漢不吃眼前虧」，但是他沒有聽，不是因為他們不明白利害關係，而是因為他們不願意。這些「聖人」一定跟我們一般人不一樣，他們的那種使命感，那種為人類的博大的愛，我們真是沒有辦法按常人的想像力去想的。
即便不是「聖人」，他們也一定與眾不同。至少他們對死後的名聲比身前的名聲更加看重，否則他們不會為了堅持理念而忍受身前的痛苦。也可以反過來說，對他們來講這個痛苦不是痛苦，因為違心地改變自己的理念才叫痛苦，對他們來講殉道是才是真正的快樂，絕不是我們一般人想像的那樣一種痛苦。裴多菲有一首詩大家都知道，「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兼可拋」。當你把自由看得非常神聖，如果任何人想剝奪你的自由，你都不願意容忍，因為自由的價值比生命可能更重要。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理解人類歷史上有那麼多了不起的偉大人物，那些「聖人」或者不是「聖人」的人都是值得我們極其敬重的一批人，他們一定是與眾不同的人。
軸心時代制度企業家提出的人類行為規範
在人類進入文明歷史的幾千年裡，有兩個時代是制度企業家集中出現的時代。第一個時代我們叫它「軸心時代」，是從公元前550年左右開始，一直到耶穌。當時從東方到西方出現了一批偉大的思想家，也就是我現在講的偉大的制度企業家。今天人類文化的種子大部分仍然是由這些人播種下的。第二個應該是從十四世紀義大利文藝復興開始，一直到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我們知道文藝復興是以義大利為中心開始，啟蒙運動是以法國為中心。現在這個說法有點改變，啟蒙運動是在整個歐洲，包括在美國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運動。這個期間也出現了很多偉大的人物。人類主要的遊戲規則，就是這兩個時代所出現的制度企業家制定的。我是搞經濟學的，所以特別談到亞當斯密，他是啟蒙運動當中的一位傑出的制度企業家。
「軸心時代」的偉大制度企業家從東到西，從愛琴海沿岸的古希臘到中國的黃河流域都有湧現。中國有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道家的老子、莊子，墨家的墨子，等等。印度有創立耆那教的大雄，有創立佛教的釋迦牟尼。在西南亞有創立猶太教的猶太聖賢，有創立基督教的耶穌（耶穌被認為是軸心時代最後一位制度企業家）。還有古希臘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等。我們看這確實是群星燦爛的時代，他們設立的這些規則奠定了人類文明的基礎。像柏拉圖，有人說之後兩千年人類的思想不過是對他的一個註釋。
為什麼有這樣一個時代，出現了這麼一批偉大的制度企業家？簡單的說，這是一個需要傑出制度企業家的時代，是一個需要為人類文明制定新的遊戲規則的時代，有這樣的市場需要。
在公元前第一個千年前五百年，無論是西方（主要是西南亞）還是東方（主要是中國和印度），人類處正從低端社會轉向高端社會的一個過渡期。所謂低端社會簡單地講就是政教合一，統治者是上帝式的國王，利用「巫術」一樣的方式進行統治，國家沒有專業化的官僚隊伍，沒有專業化的軍隊，不需要徵稅。到了高端社會，統治者就變成了首席執行官，也就是我們現代講的CEO，和宗教分離了，出現了專業化的官僚和專業化的軍隊，需要用專門的稅收養活。在從低端向高端轉變過程當中，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都發生了連綿不斷的征服戰爭。統治者互相廝殺，社會秩序打亂，全世界到處都是「禮崩樂壞」。
如果不能有一個新的社會秩序，那麼人類的苦難將會更加深重。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我們看到，出現了這麼多偉大的制度企業家。這些偉大的制度企業家是在想怎麼變「天下無道」為「天下有道」，他們是要為人類立「道」。當然他們之間有分歧，不同的學派主張的「道」是不一樣的。中國百家爭鳴，百家就是不同的道，道家有道家的道、儒家有儒家的道，法家有法家的道，墨家有墨家的道，還有其它的好多門派的道。這些不同的道服務的是同樣一個目的，但是有些成功了，有些卻失敗了，比如儒家的孔子成功了，而墨家失敗了。道家雖然沒有失敗，但也不像儒家那麼成功。
過去我們老說東、西方文化的差別，其實從道的角度看，這些東、西方偉大的制度企業家提出的好多規則非常相似。我總結了五點共同之處，而且我認為這是人類合作的最重要的規則：第一，「以人為本」；第二，「推己及人」；第三，「互助相愛」；第四，「誠實守信」；第五，「獎善懲惡」。
第一條，「以人為本」。軸心時代的制度企業家絕大部分都認為，人類是地球上唯一理性的動物，人類是萬物之主，所有秩序規則的目的都是為了人的幸福。亞里士多德為所有生靈設立了等級，認為人類的靈魂比動物和植物都要優越。孔子的學術完全以人為中心，「仁者，人也」。荀子說人有氣有生有知亦有義為天下貴也。墨家更是以人為本，主張兼愛，人人生而平等。耶穌認為上帝是按照自己的願望創造了人，所以對人情有獨鍾，賦予人理性，在基督教裡人是平等的，上帝的愛包容全人類而非個別的團體。佛教講，愛適用於一切生靈，不僅僅是人。但出於輪迴轉世的需要，它也把人列為最高等的生物。所以你活著時候的表現決定你來世會轉成什麼。
基督教被認為是唯一理性的宗教，與以後科學的發展有關，但是這一點是有爭議的。我們談到啟蒙運動或者現在都是反對神學，但是我們得承認大量的科學都是從神學發展而來的。過去啟蒙運動的思想家為了表示他們與歷史的決裂，過度貶低中世紀的經院哲學家。現在回過頭來看，包括經濟學的好多道理，在中世紀的經典裡面都有。
第二條，「推己及人」。孔子講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被稱為「黃金法則」，這是孔子對人類文明的一個偉大貢獻，但其實幾乎所有的古典思想裡都有類似的話。有人比孔子說的還早，像希臘哲學家皮特庫斯也說過類似的話，他生於公元前的640年，死於公元前568年，而當時孔子（公元前551年出生）還沒有生出來。他講的話翻譯出來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你不希望別人對你做的事，你也不要對別人做。耶穌也說過類似的話。孔子的學生問他，人與人之間應該遵守的最基本的規則是什麼，他就講了這句話。這句話有很重要的含義，它意味著人與人之間是平等的，只有平等的人才能站在別人的角度考慮問題，將心比心，這種平等是道德上的平等，人格上的平等。如果你認為人本身是不平等的，那你就不可能說出這樣的話來。我們有時候對這句話理解是狹義的，如果從平等權利的角度講，你為什麼不能偷別人的東西？因為你不希望別人偷你的東西。你不願意別人侵害你的產權和自由，你就不應該侵犯他人的產權和自由。現代社會的好多行為規範也可以說包含在這句話裡。
第三條，「互助互愛」。這些偉大的古典制度企業家，都強調人與人之間應該相互關愛和幫助。儒家的思想核心是仁，孔子定義說仁就是愛人。墨家主張兼愛，認為所有人一視同仁，別人的國、別人的家，要像你自己的國和家一樣對待。老子也告誡我們，「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釋迦牟尼講，愛人會使你更快樂，不僅要愛自己的朋友和普通人，也要愛自己的敵人；不僅愛人類也要愛所有的生靈。耶穌的弟子借耶穌之口說出了與佛陀和墨子類似的話，要愛你的仇人。莊子有一句話叫做「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指魚池的水干了，魚相互之間給吐沫，不如有水的時候相忘於江湖。真正最好的社會是自由的，不需要這樣一種幫助就可以生存，但這並不是說不贊成人類本身的相互幫助，而是認為自由和自立比依賴於人更重要。
人類社會就是兩種邏輯，一種是強盜邏輯。強盜邏輯是讓別人不幸福自己變得幸福。另一種是市場邏輯，怎麼通過別人幸福自己變得幸福。任何一個企業家只有讓消費者滿意才能賺錢，這是市場的鐵律。在兩千多年前那個時候，整個世界無論東方、西方，盛興的是強盜邏輯，沒有市場邏輯。用墨子的話講就是「強執弱，眾劫寡，富悔貧，貴傲賤，詐欺愚」。這就是一種強盜邏輯。現在我們認識到，市場邏輯可能是人們實行互助相愛最為有效的方式。在亞當-斯密之前，人們一提到某人做事是為自己的目的就認為是不道德的，一定會損壞別人的。亞當？斯密證明這是不對的，一個人出於自己利益的目的，在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下必須為他人創造價值。《國富論》變成了具有革命性的一本書。但軸心時代的制度企業家並不理解市場邏輯，所以他們不是把增加生產滿足需要當做目標，而是把節制慾望作為人類追求幸福的主要方式。他們提倡清心寡慾，無慾無求，認為只有利人之心才可以有利人之行，這個世界才可以沒有罪惡，人類才可以幸福。現在不能再這樣看了，一個人有利己之心，但仍然要有利人之行。什麼是道德，這個是有分歧的。康德認為所有的道德只能以動機來判斷，不能以行為來判斷。在佛教裡面，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好像也不太一樣，大乘佛教動機就是一切，小城佛教不太一樣，大家有興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當然，孔子並不反對市場，孔子的一個得意弟子子貢就是從商最成功的，而且沒有他的話，孔子的思想也不會這麼流傳開來。孔子和子貢的很多對話都是用市場的語言，所以孔子並不反對市場，但是他仍然沒有認識到市場的力量。在那個時代唯一認識到市場力量的可能是我們中國的司馬遷，司馬遷講的道理，也就是亞當？斯密《國富論》那本書裡講的道理，人要追求幸福想吃好穿好是沒有辦法改變的，只要我們順其自然，通過市場競爭，財富就會不斷增加。
第四條，「誠實守信」。儒家學說講的是仁義禮智信。周易裡講「修辭立其誠」，人要說真話而且要說話算話。老子講「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莊子講「不精不成，不能動人」。佛教裡面有五誡，其中之一是「不妄語」，你不能欺騙別人，凡事不如心想而說，就是妄語。現在我們社會妄語很多，當官的說一套做一套，嘴上說的一些東西其實自己心裏並不是那麼想的，更不想那麼做，這些都是破了佛教的誡。摩西十誡的第九誡是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最小的事上不義，在大事上也不義。蘇格拉底建議人應該過一種誠實的生活，榮譽要比財富和其他表面的東西重要。他認為，人有責任追求完美，光明磊落，為建設一個公正社會努力工作。我們從東到西看到的誠實守信，一個「信」字是最普遍的。
講到這裡，我稍微補充一點。基督教的誠信，跟我們一般所講的不太一樣。每個人都應該對上帝誠信，因為只要每個人對上帝是誠信的，人與人之間一定是誠信的，人與人之間的誠信是通過上帝這個中介來保證的，這一點我覺得很重要。對每一個信教的人來說，這樣的誠信要求更有力。對人誠信，我說謊了你可能識別不出來，可是上帝是無所不知的，你說任何謊言上帝都知道。所以，真正篤信基督教的人應該是誠實的。當然基督教也允許你撒謊，但撒謊應該是善意的，比如一個人得了癌症，你隱瞞他的病情，是為了讓他能減少一些精神上的痛苦，這個時候你說謊是允許的。
第五條，「獎善懲惡」。這是一個激勵機制。前面講的是偉大的制度企業家們提出的一種規範性要求，不是一種實證性的理論。他們當然清楚，人類有自己的利益，甚至很多人是自私的，前面的要求可能是做不到的，所以一定要設定激勵機制。在這個激勵機制上，即使你追求自己的利益，你也要愛護別人、幫助別人，要誠實守信。儒家的激勵機制很明確，荀子講「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賞」。有一個誤解認為儒家主張等級制度，但是儒家的等級制度是以平等為前提的，誰能最後變成高人一等的人，要依賴於他的表現。就像我們現代企業裡提拔人一樣，業績好的、能力高的提到高人一等的位置上，表現不好了還可以把你拿下。儒家主張在平等的基礎上新添一個等級制度，這個等級制度就變成了激勵機制。
儒家有一個詞叫「君子」，君子就是做人的標準，只要達到這個標準，人人都可以變成君子，這和先天出身的貴賤沒有關係。墨子講兼愛，但他設定的激勵機制和今天的沒有什麼區別，易中天概括為「自食其力，按勞分配，各盡所能，機會均等」。墨子原話是「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佛陀大慈大悲主張寬容，善待惡人，但是他通過靈魂的輪迴轉世的道理，設置了更厲害的獎善懲惡機制。他和耶穌很類似，耶穌也主張愛你的仇人，不主張以牙還牙，但是他用天堂和地獄作為最終的懲罰手段。上帝和天國的獎懲比塵世的獎懲更有力。在現實中你騙人了沒人發現，沒被抓出來，就得到了好處，但是在上帝面前幹壞事不可能不被發現，因為上帝無處不在，無所不知。上帝和人之間的合約是長期合約，上帝是要跟給你算總賬的，不需要每天給你算小賬。
中國和西方有很大的差別，我們很多人做事，領導看不見的地方就瞎湊合，領導不在就偷懶耍滑磨洋工，必須要有人盯著幹活。原因是，我們只求助於人間的懲罰，不相信來世上帝的懲罰。西方在這點就好一些。我看到一個故事，西方教堂頂上的那些壁畫，有一些人是看不到的，因為一畫完就被遮蓋住了。但是如果你打開來看，這些地方的畫跟能看到的畫一樣精美。因為儘管人看不見，但是上帝總是能看得見的，我是畫給上帝看的，所以我在任何地方都不敢偷工減料。因為人間存滿了很多的誘惑，上帝知道人不可能不犯錯誤，上帝寬容仁慈原諒一些人的錯誤，給人悔過自新的機會，但是前提是你要認識到自己的錯誤。所以很多宗教有懺悔，就像我們做了對不起別人的事要人家道歉一樣，你的懺悔不真誠的話就得不到上帝的諒解。
我總結的以上這五條行為準則，東西方軸心時代的制度企業家都是一樣的。我用博弈論的話重新解釋一下這五條：人類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權利，但如果每個人只考慮自己短期的眼前的利益，就會導致囚徒困境和相互傷害。為瞭解決囚徒困境，就需要人們遵守基本的行為規範，包括克制自己的私慾，推己及人，互助相愛，誠實守信。而為了使得這些行為規範得到有效執行，不僅需要人們有善心，而且需要一個獎善懲惡機制，如果這個機制得到公正有效的執行，每個人認識到長遠利益，人與人之間變成相親不相害，人類就可以走出囚徒困境，享受和諧而幸福的生活。偉大的制度企業家想給我們設定一個規矩，每個人在這個規矩下更好地合作，追求自己的利益，但不傷害別人，還可以給別人帶來好處。我現在認識到，經濟學真正是研究理性認之間怎麼合作。我覺得過去強調東西方文化好多的差別，可能有點誇大了。柏拉圖的理想國和儒家理想國之間的差異可能不比儒家和道家之間的差異更大。
所有成功的制度企業家創造的社會規範，從提出到主導人類的行為方式、人類文化的形成，需要數百年的時間，而且這些行為規範在最初提出的時候，都被當作是反社會的力量。他們的創始人以及追隨者經常受到社會和當權者的迫害。只有當追隨人數達到一定的臨界值之後，才被社會和當權者容忍，甚至搖身一變被統治者定為國教。
以基督教為例，從公元30年左右耶穌在十字架上釘死，到公元392年羅馬皇帝狄奧多西宣稱基督教為羅馬帝國國教，經歷了360年。這個時間大致與孔子去世到漢武帝確立獨尊儒家的時間差不多。在這個期間，基督教除了要面對其它宗教的競爭，還要與反基督教的勢力做鬥爭。羅馬帝國本身就是基督教的最大的反對勢力，羅馬帝國曾給基督教冠上一個名字叫「淫蕩宗教」，認為基督教徒經常聚在一塊是亂倫，認為基督教不利於政治穩定，於是採取了很多破壞措施。比如公元64年尼祿皇帝在羅馬點燃一場具有毀滅性的大火，陷害說火基督教徒點的。耶穌的門徒皮特和保羅都被困在裡面燒死了。
公元250年，德西烏斯皇帝在整個羅馬帝國發起了對基督徒第一次有組織的迫害。公元257年維勒裡安皇帝再次迫害基督徒，並於公元258年處死了教皇西斯特二世。從公元303年到公元311年，戴里克皇帝以前所未有的熱情發起了對基督教時間最長的迫害，他發出很多的法令，剝奪了基督教徒所有的榮譽和社會地位，剝奪了他們的自由，並規定實行酷刑和殘害，基督教徒不可以申辯，不允許他們採取正當防衛。這也是歷史上的最後一次迫害。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頒布《米蘭法令》，基督教獲得了受尊重的地位，教會得到大量的財產，還可以免稅。公元337年君士坦丁皇帝在病床上最後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禮。又過了二十多年，到公元360年，尤里安皇帝又試圖迫害基督徒但沒有成功。最後到了公元392年，狄奧多西大帝宣布基督教為羅馬的國教。
佛教也有類似的經歷。佛教在印度失敗了，但制度企業家的失敗不等於他的資產全沒有了。類似說一個企業破產了，但是其中很多優質資產被人兼併、收購走了。佛教雖然在印度失敗了，但佛教好多的思想被印度教拿走了。佛教傳入中國大體在兩漢之間，到了南北朝佛教大發展，公元400年的時候全國大概有一百萬左右的佛教徒。北方最強的北魏政權專門建立了一個宗教局，由政府部門監管佛教徒，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時都發生過禁佛和迫害佛教徒的事件。最嚴重的迫害是唐武宗時期，由於社會經濟多種原因，佛教被認為是對政權的威脅，於是發生了大規模的禁佛事件。當時拆毀的寺院有4600餘所，寺廟的資產被沒收，260500人僧尼被強迫還俗，這是佛教受到的最嚴重的打擊。一直到了宋代佛教在中國的地位才真正穩定下來。1949年之後我們又興起一次新的迫害佛教運動，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改革開放才結束。由此可見，任何一種偉大的思想，無論是宗教的還是世俗的，到最後真正的成功都是很艱難的過程。
下面講一下佛教徒中國和基督教徒在羅馬帝國的數量變化。從公元50年一直到公元350年左右，基督教徒在羅馬帝國的年平均增長率大概是3.4%，意味著每20年翻譯番。公元50年，全羅馬境內基督徒有一千人左右，佔總人口的比例是萬分之零點一七，10萬人裡邊才有17個人。到了公元200年，人數就達到了217萬，佔總人口的0.36%，一千人裡邊有36個。到了公元350年，基督教人數已經達到三千三百八十萬，佔總人口的百分之56..5%。從公元100年到公元550年期間，中國的佛教徒人數的年平均增長率是2.3%，每30年翻一番。公元100年的時候，中國的佛教徒不過是1000人左右。儘管受到若干次的迫害，到公元400年達到了100萬，公元500年超過1000萬，公元550年超過了3000萬（以上數據來自Morris《WhyWestRulesforNow》一書）。我用這些歷史數據是想告訴大家，我們要認識到的偉大的制度企業家，他們冒的風險有多大，他們的成功要經歷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一個商界企業家活著時候還不成功那肯定就完蛋了，沒有希望了。但是制度企業家活著的時候不成功，卻很可能死了以後成功。制度企業家跟常人不一樣，他們的追求，他們對人類的愛，他們的崇高理念不是我們一般人能想像的。
中國處在一個需要制度企業家的時代
中國今天是不是也可以叫「天下無道」？這是我們要反思的問題。簡單談幾個原因。第一個是產權制度。產權是道德的基礎，私有產權才使我們這個社會能走出囚徒困境。比如人民公社時期，每個人都身處囚徒困境。包產到戶把把地分給農民，讓每個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後大家都吃得更好穿得更好。最重要的是產權對道德的影響。所謂公有制就是佔別人便宜，怎樣能把別人的東西無償拿走。在傳統中國，勤勞質樸本來是農民的美德，但實行合作化和人民公社之後，誰懶惰誰得的好處多，於是勤勞的人都不勤勞了，說真話的人也開始說假話了，這是我們根深蒂固的一個問題。
第二個原因是我們的政府不受法治和民主約束，也不受聲譽機制的約束。政府不守規矩，老百姓也不可能守規矩，當他的權利不斷受到侵害的時候，你讓老百姓守規矩怎麼可能？過去皇帝還在一定程度上重視自己的聲譽，因為他玩的是長期博弈，想著把江山傳到千秋萬代。現在政府聲譽機制不起作用，因為它的權力更大了，缺少約束力，官員也沒有積極性考慮長遠，幹什麼事情都不害怕。第三個原因是理念的倒退。今天中國人對於民主法治的認識、對於私有財產制度的理念還不如一百年前。我推薦大家看一下金觀濤先生的《觀念史研究》這本書，看看一百年前中國人有一些什麼理念。第五個原因是轉軌時期的失範。從一個體制走向另一個體制的時候，舊的規則可能不再起作用，但新的規則還沒有建起來，這個時候叫變革中的示範。
大家可以好好思考，為什麼現在天下無道？怎麼才能變成天下有道？一百年前我們接受了西方啟蒙思想家的智慧，後來我們又把這些智慧拋棄了，這是很大的遺憾。第一個軸心時代，東、西方同時創造了文明，但是第二個軸心時代我們沒有參與新的思想創造。中國的「文藝復興」在宋代，但那個復興並沒有引導我們走向現代，而是一種復古。西方的文藝復興不是復古，復古是一個藉口，真正是在往前走。中國需要制度企業家，需要用新的觀點、新的理論、新的價值去說服社會，使我們這個社會能夠有所改變，變天下無道為天下有道。
我特別想講一下儒家與民主政治。對儒家的爭議很多。我自己的看法是，儒家有民本的思想，但是儒家沒有民主的制度架構，所以儒家提出來的社會秩序和理想制度，還是寄希望於「聖君賢相」，但這是不可靠的。儒家一直沒有找到制約君主的「倚天劍」。現在已經很清楚了，只有政府受到法律的約束，只有權力真正為民所賦，才有可能使得政府做到真正執政為民。新儒家的代表牟中三先生講過這麼一句話，中國以前只有治權的民主，而沒有政權的民主。以往沒有政權的民主，故而治權的民主亦無保障，只有靠聖君賢相的出現。而依賴於好皇帝、好宰相出現的情形是不可靠的。但儒家文化和民主本身並不矛盾，臺灣地區、日本、韓國也都是接受了儒家文化，但都成功地實現了民主化。我非常同意他這個觀點。
中國的民主化建設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中國傳統體制過去有三大支柱：皇權制度、科舉制度、儒家文化。皇權制度下，國土、國家、人民是「皇帝」的私產，這個觀念到現在還沒有改變過來。西方曾經也是這樣，用路易十四的話說，「朕即國家」。但是後來西方突破了這個觀念，國家是人民的，主權是人民的，人民是自由和理性的，這時候的統治者只有為人民服務，他的統治才有合法性。科舉制度保證了中國的職業化管理，是全世界最早實行的選拔體制，但它的壞處就是把大量優秀的人才吸引了到政府，這些人不創造價值，只是分配財富，而且不是按照市場邏輯，是按照強盜的邏輯來分配。最後就是儒家文化。
在上個世紀短短的十幾年時間裏，中國傳統體制的三大支柱全部傾倒。1905年廢除科舉，1911年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1919「五四」運動把孔家店也砸了。現在中國有很多問題需要我們做進一步的思考，我們需要理解過去的體制和未來我們需要的體制，它究竟應該怎麼變化？我們不能太著急，因為欲速則不達。今天的中國人，既沒有西方人的的法制觀念，又丟失了中國人傳統的的廉恥觀念；我們打倒了君主但是並沒有建立起民主，這都與我們操之過急有關，稍有些耐心可能會好一些。民主的進程都是循序漸進的。我們曾電視裡看到臺灣議員在打架，其實兩百年前的美國議會裡也是打架的，甚至打的比臺灣還厲害。今年臺灣的選舉則完全不一樣了。民主是一個過程，要給時間。我們未來也一樣，搞憲政搞民主不能著急，不能因為出了一點問題就認為失敗了，立馬重新選一條道路，病急亂投醫，結果吃錯了藥。如果一百年前我們的先輩能更有耐心一些，也許中國的民主化和法制建設要比現在先進得多。
我們必須要避免這些大的失誤。我在一篇文章中講到人類犯錯誤其實就兩個原因，一是因為無知，我們知道的東西真的很有限；二是因為無恥，為了自己傷害別人。大的災難基本上是少數人的無恥和多數人的無知結合起來導致的。有些錯誤開始是是無知最後就變成無恥。大躍進時期我們真以為大煉鋼鐵、吃大鍋飯很快就能發展起來，其實這裡邊也包含了好多無恥，上層無知，難道省市縣裡的領導們都不明白嗎？但是他們為了保住衛自己官位就虛報，結果最後餓死了三千多萬人，在和平年代死了這麼多人是不可想像的。最高領導層一開始可能是因為無知真相信這東西，後來已經認識到錯誤並準備糾正這個錯誤，但因為彭德懷寫了個萬言書，本來的反左又變成反右了，那就是無恥了。
文化革命的發生這兩種可能性都有。有一些人解釋是因為無知所致，想防止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另一種解釋是因為權力鬥爭的需要，這些大家可以討論。無知和無恥是我們人類犯錯誤的兩個基本原因。不要以為知識份子和有文化的人知道的很多，他們經常也是無知的，有時會把人類引向歧途。所以，人類需要有一個制度，這個制度可以避免因為少數人的無知或無恥導致社會的災難。目前來看，這個制度就是市場經濟，就是自由，就是民主。我們要實行市場經濟就一定要給人自由。沒有一個人有能力把所有人的信息集中起來。信息主要靠在市場交易中傳導，靠企業家傳導，因此市場經濟可以避免人類的無知和無恥造成大災難。如果沒有市場經濟，民主是假的，你沒有自由，選票就不是你真實意思的體現。我覺得這一點非常重要。我們搞計畫經濟，政府權利過大，有時候認識到出了問題為時已晚。比如計畫生育，也許再過三十年我們才會明白，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實行的一胎化政策，對中華民族帶來的傷害會有多大。
我要特別強調思想的市場更重要。那些軸心時代的偉大的制度企業家，儘管面臨諸多迫害但他們還是站出來了。我覺得任何思想不論多麼的偉大，只要被官方欽定居於壟斷地位，就會走向反面。任何一種東西再好，變成了壟斷以後就變壞了。包括中世紀的歐洲，基督教排斥任何其它的宗教，最後就會走向腐朽，直至最後出現文藝復興，出現啟蒙運動。對於中國的未來，我們需要變革，我們需要民主文化，需要法制文化，要有新的制度企業家，前提是我們要有言論出版自由，沒有言論出版自由，新的思想就很難出來。任何事情首先要允許大家討論是很重要的。
最後，我要為經濟學一個很重要的觀念辯護。理性人是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假設，現實中的人不像經濟學家假設的那麼理性，這是毫無疑問的。有人說，經濟學假定人是理性的，講人是自私的，弄的大家都唯利是圖，甚至損人利己。這個認識是錯誤的。醫生告訴病人有病，你不能說這個人死了是因為醫生說他有病才死的。事實恰恰相反。假設人是利他的，不僅不能使人變成好，反倒使人變壞。為什麼專制制度在中國至今陰魂不散？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有一個假設，就是皇帝是聖人，他不會考慮個人的利益，官員是賢臣，只想著為人民服務。
如果我們早就認識到皇帝也是理性人，會為自己某私利，我們的官員也是理性人，一有機會就會貪污腐化，那我們早就起來改變制度了，腐敗會比現在少得多。世界上最早實行民主的國家就是最早認識到統治者和官員也是理性人的國家。理性人的假設對促進社會合作非常重要。它意味著，我們必須建立真正好的制度，才能避免損人利己行為，使社會真正有合作精神，我們才能夠有好的生活水準。耶穌假定人是有原罪的，我們生來就是要贖罪。如果耶穌假定我們人類高尚的不得了，基督徒就不會有道德了。
我用這個比喻說明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有積極性的作用。我們現在的社會天下無道，有好多腐敗、損人利己的現象，恰恰就是我們沒有真正接受這個假設。在過去的兩百多年，經濟學家對人類道德水準的提升做出了重大貢獻。凡是信奉亞當-斯密理論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人們的誠信度和合作精神就高得多，道德水準也高得多。凡是不信奉亞當？斯密理論，不搞市場經濟而是搞另外的什麼經濟的國家，道德水平一定很糟。當然，中國今天的好多問題，我們要往五十年、一百年前去找病根，不全是今天的問題，只不過是今天表現出症狀來了。我希望講這些東西對大家有所啟發。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