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處於轉型的關鍵時刻，未來十年中國經濟有三大重點，處理不好，將成三大隱患，只有及早清除隱患，才能避免踏入中產收入階層陷阱。
建立真正的信用識別能力的金融體系
中國目前存在大量隱性債務，影子銀行充斥，業界普遍擔憂被地方政府隱性擔保的地方投融資平臺的還款能力，以及後期項目的能力。
在城投債、房地產信託、企業債集中兌付的2011、2012年，違約現象並未大規模發生，一切擔心似乎只是杞人憂天。於是，在18大會議上，央行與銀監會主席一致表示了對金融穩定的信心，並表示影子銀行可控。宏觀數據企穩，而實體企業負債率、庫存上升，這不是好信號，有可能成為債務注水、信用失控的前兆。
我們應該警惕藏在冰山下的地方政府的隱性負債與企業負債。如果不對債券與信託市場建立嚴厲的信用懲罰體制，目前金融領域的歌舞聲平將被未來的爆炸聲取代，中國的債市與信託市場有可能走入股票市場一樣熊長牛短、不被投資者信任的泥潭。
A股市場一度讓人欣喜，無論是融資規模和換手率上都實現了跨越式增長，許多企業、個人藉助股票市場實現了資產與營收規模的大幅上升，但在短牛之後便陷入長期熊市，投資者把股票市場斥為圈錢市，抱著賭博的心態參與股票發行的打新利益鏈條。
股票市場推出的初衷具有投機色彩，為了緩解銀行居高不下的壞帳，讓大批低效卻不能倒的企業找到新的低成本的融資場所。股票市場推出之初被視為一場搶蛋糕的遊戲，沒有人真正在意在股票市場建立嚴格的信用體制。現在，嘗到了苦果，毀壞信用只需要十年的時間，而建立信用有可能需要一百年的時間。銀行通過這兩年高達兩位數的淨利潤消化未來可能產生的不良貸款，但社會整體信用風險仍在上升。
目前中國央行在穩健的貨幣政策下，更注重社會融資規模。根據中國央行11月12日公布的數據，截至10月底，中國廣義貨幣供應量M2較上年同期增加14.1%，增速低於9月底的14.8%。截至10月底，M2貨幣供應量增速低於此前接受道瓊斯通訊社調查的11位經濟學家給出的預期中值14.5%。10月份人民幣貸款增加5052億元，創出13個月新低。與此相應，10月份社會融資規模達到1.29萬億元，其中信託及企業債佔比超過34%，直接融資所佔的比重越來越高，將來必然超過間接融資成為主流融資方式。
債券、信託、期貨均需要大發展，但要追問的是，債券市場與信託市場的規模擴張動機到底是什麼？是為了金融行業持續的市場化改革，還是讓地方政府找到新的融資渠道，為換屆後的地方官員政績添一把火？是讓企業找到新的低息融資成本度過眼前危機進一步擴張規模，還是尋找到高效而誠信的企業，讓這些企業家成為未來的經濟支柱？中國金融市場化改革的一部分？
很遺憾，在所有的金融改革中，並未強調信用建設。鄂爾多斯等地民間金融鏈條的崩潰顯示高利貸風險，一些擔保機構與小型金融機構參與其中。大規模的違約沒有發生，有可能基於地方政府的隱性信用擔保。事實上，信託提前清盤的不少，據不完全統計，2012年初到10月底，約有50只房地產信託提前清盤，雖然佔比並不高，但下半年房地產市場的回暖功莫大焉。
短融券也是如此，11月7日，4億元新中基短期融資券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如期兌付，該公司負債率高達251.29%，地方政府托盤並不奇怪，今年山東海龍、江西賽維等短融券、以往雲南城投債均如法炮製。
地方政府直接插手債券市場，意味著中國債券市場的市場信用體系無法建立，因此也不可能準確定價，地方政府將竭盡全力保證本地債券如期兌付，未來的市場風險也就成為財政風險，投資者衝著政府信用進入金融市場，他們寫下了「風險自擔」的承諾，卻根本不相信地方政府會違約。一旦發生大面積違約，將比股票市場走入谷底更加可怕。
無論是地方金融改革，還是債券等市場，信用體系都是第一位的，否則，金融市場會變成數據騙子與短期投機家、追求政績的冒險家的樂園。
請記住，美國的財政懸崖可以通過美元鑄幣稅轉嫁給全球，人民幣一旦出現財政懸崖，無處轉嫁，只能轉嫁給本國人民。
建立有效而公平的城市群
杜絕剝奪農民利益、製造廉價勞動力、以擴大城市土地面積為主的偽城市化。
城市化過程中製造新的貧民是城市化之恥。目前新一輪城市化中農民上樓運動方興未艾，土地作為目前中國增值最快的資產品，地方政府有足夠的動力將農民土地轉為國有在商品化開發之後謀求暴利。
新一輪對農民的土地剝奪催肥了地方財政。據周天勇先生的估算，從改革開放以來，低價徵用制度，從農民手中轉移的利益大約在15萬億人民幣左右，而賣地補償給農民的不到其中的5%，形成4000萬失地、失保和失業農民，大城市郊區農民的高補貼只是特例。
另一方面，農民工朋友上半截在城市，下半截在農村，他們在城市出賣勞動力之後，必須回到農村尋求土地收入保障，只實現了農村人口與城市中低端就業市場的對接，而未完成包括就業、福利、教育在內的全部銜接。這些常住人口上半身在城市，根基依然在鄉村，中國城市化是「半城市化」。中國城市經濟之所以能夠獲得長足進展，原因之一是在半城市化進程中，城市獲得「掠奪性紅利」。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指出，城市中農民工及其家屬的社會保障覆蓋水平大約僅為城市戶籍人口的1/10。因為「掠奪性紅利」，中國的社會保障、社會服務業無法取得突破性進展。
戶籍制度是羈絆中國城市化的絆馬索，不僅絆住了中國的生產效率，還浪費了資源，抑制了本應隨城市化而來的消費。據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陳錫文的估計，2006年以來，中國新增的數千萬城鎮人口中，真正轉為城市居民的末民工可謂鳳毛麟角。
城市化過程如果不幸淪落為新圈地運動，有可能造成城市赤貧階層，向城市輸送源源不斷的無消費能力與專門技術的低端產業工人。健康的城市化過程，會在土地流轉與工業化的過程中，通過土地財富的再分配，造就一批擁有基本消費能力的中產收入階層。當農民得到土地權證，並且這份權證足以讓他們以中產階層的身份進入工業化時代，當領導人敦促農民不要輕易出售土地證以獲得最豐厚的土地溢價時，這樣的城市化進程才能培養中國最急需的中產收入階層與中高端技術工人。
城市化率是城鎮常住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從常住人口計算，中國用30年完成了發達國家百年的城市化進程，而以戶籍人口計算，我國的城市化率則要低得多。據《21世紀報導》披露，根據2010年的數據，2000年，全國常住人口城市化率34.8%，戶籍人口城市化率25%。十年時間，全國常住人口城市化率提高了12.2%、達到46.6%，戶籍人口城市化率僅增加1個百分點，只有26%。重慶直轄以來，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從31%提高到51.6%，而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僅從19.5%提高到29%，二者差距從11.5個百分點擴大到22.6個百分點。也就是說，城市化率可能虛增了20%的比例，這20%潛藏著無數被認為是城市居民的半城市化邊緣人群。
十八大報告強調了城市化過程中農民可獲得相對公平的土地收益，未來隨著基本保障體制的完善，隨著跟隨終身可以流轉的福利體制的建成，相信中國的戶籍改革從小城鎮到大城市將逐步放鬆，最終取消。城市化將立足大都市圈，提高城市的效率，在單位土地上創造更多的財富。在發源於秦代的戶籍制度取消後，中國才能真正立足於現代城市化國家之列。
建立真正的創新經濟體
技術的創新源於教育的創新，創新是一種思維，是一種體制，而不是口號與優惠政策。
在如下的體制中，創新成為可能：容許各色人等獨立思考，有最快的訊息足夠他們做出獨立的思考與判斷，有充分的自由空間允許創業者試錯，鼓勵市場理性選擇，杜絕千人一面、萬馬齊喑。在這樣的體制中，中國企業家的狼性、中國勞動力的敬業，才能成為優勢。
全球都在強調創新，歐巴馬第一次就任美國總統期間，提出改變美國的硬體環境，在25年內要讓高鐵覆蓋全美80%領土，未來5年要使得高速無線網路的覆蓋範圍拓展到98%，讓每一個美國人都融入到現在的數碼時代。到2035年，清潔能源將提供美國80％的電力。如果中國信息網路四通信達，信息接受速度卻慢如蝸牛，如果中國的股票投資者被迫成為風投家，為大話炎炎的冒險家支付成本，如果銀行成為高科技企業的出納，那些虧損者高舉不恰當的虎皮當作大旗，那麼，中國的創新只能停留在模仿階段。
這是一場教育理念的比拚，也是一場遊戲規則的比拚。從小學開始的應試教育，讓孩子們成為記憶機器，而不是有創造力的獨立個體。在人文教育中，學生沒有感受到人文的優美，養成良好的教養，反而在枯燥的背誦中人格撕裂;另一方面，在邏輯訓練中，學生成為作業機器，他們很少體會到思考的樂趣，與問題的複雜性。
除了重大基礎工程之外，企業創新需要對知識產權的保護，需要對真正創新企業的識別，這些識別最好讓市場來完成，由風險投資與基金會來挑選。
任何優惠政策都只能培育出熱衷於享受優惠的投機份子，有多少企業頂著高新技術企業的帽子獲得補貼和稅收優惠？2010年8月，科技部一位不願公開姓名的官員說，至少有五成已通過高新技術認定的企業靠虛假材料「操作」上去，以享受極為優惠的稅收減免。科技部、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在2008年4月14日共同出臺新的《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管理辦法》，規定凡通過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的（不論高新區內外），其企業所得稅可在三年內從25%減為15%。《新世紀》週刊報導，政策落定，國內高新技術企業申報代辦機構一夜暴增。其中北京的代辦機構與個人達到兩三百家，為全國之最；長三角及珠三角次之，每個地區也有上百家之多。海南省因對獲得認定的高新技術企業再給予50萬元的創新經費支持，亦成為中介的搶灘之地。不寧如是，在政府高科技項目篩選中，近親繁殖、同一師門互相挑選成為普遍現象。
好的企業家、科學家隨時都有創新意識。在管理上的改進、在組織結構上的調整等等，都是創新之一種，不必好大喜功，非要達到世界一流，在重大科研領域，我國除了獲得2011年度「拉斯克」臨床醫學研究獎的青蒿素、高鐵風洞等技術之外，乏善可陳。相反，在智能製造時代，只要相信市場，建立正確的激勵機制，中國企業仍在無數的經營、管理、技術發明、工藝流程的創新空間。無數的民企、無數的投資家在進行選擇，政府可穩做釣魚臺，成果出現後，政府的優惠政策也就順理成章。
中國不缺三星公司的狼性，卻缺乏這些大企業所擁有的自由經營權;中國不缺Mark Zuckerberg這樣的創業家，卻缺乏讓他們發揮作用的平臺——無論是蘋果還是Facebook，體現的是資源的整合能力，體現的是創新精神，而個體的創新精神恰恰是中國目前體制最匱乏的。我們鼓勵創新，但教育體制、優惠體制、舉國體制卻在時時刻刻抑制創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