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的岩畫（看中國配圖）
【鑒於自焚藏人已逾百人，現將袁紅冰先生所著《通向蒼穹之巔——翻越喜馬拉雅》在網路刊載，以表達對自焚藏人的聲援與敬意。 ——《自由聖火》編輯組】
第二章 人類進入精神危機的暗夜
——東方需要自由的拯救，西方需要拯救自由
金聖悲決定作一次以當代人類精神危機為主題的哲學沉思。為此，他選擇了一個神聖之地——對於哲人，思想意味著莊嚴的精神苦修或者高貴的心靈事業。金聖悲重返阿里，在一個可以遙望崗仁波欽峰的斷崖下，他像苦修者般盤膝端坐，準備開始思想。
金聖悲之所以要在對崗仁波欽的遙望中思想，並非由於眾多東方宗教都將這座聖山視為世界的中心，也不是由於在這裡他獲得了從梅朵芬芳的骨肉上騰起的紅焰之心，而只是因為從這個方向望去，崗仁波欽宛似安放在血色祭壇上的雪白的太陽遺骸——白雪覆蓋的死去的日球，那似乎是對人類終極命運的預言，而關於精神危機的思想，在心靈的意義上也具有終極性。
「人類萬年歷史間很少出現這種情況：一個人口僅六百萬的藏人族群，竟很可能會對數十億人構成的人類的精神命運產生重大影響。或許只有古猶太原初的宗教精神曾經有過如此巨大的心靈能量。」
「對於近現代西方，奔騰在萬里藍天之上的西藏冰峰雪嶺，意味著神秘的誘惑。睿智的康德相信，西方文化聖潔的魂，還存留在西藏高原。狂熱的希姆策則試圖從雪域高原上尋找「金髮碧眼」的高貴猛獸的人種源流。對當代文化失望的西方文人幻想出的「香格里拉」勝景，仍然令人感到柏拉圖「理想國」中等級制度的陰影。由於窮盡了世俗物慾的享樂而無聊的當代西方男女則想從西藏找到新的生命刺激，只是他們充滿渴望的眼睛能找到的，只有淺薄的好奇感的滿足，因為，尋找意義需要豐饒的心靈… … 。從哲學大師到普通的遊客，從政治家到研究西藏的學者，他們對西藏的希冀或者渴慕，基本是從種種精神的空虛中湧現的幻想——精神空虛者總試圖通過幻想，超越枯燥乏味的現實命運。
但是，西方並不瞭解西藏。在精神的意義上，西藏是西方文化主宰的時代中殘留的一片東方文化的金霞。達賴喇嘛引領數十萬藏人走上現代民族大遷徙和精神流亡之路，藏傳佛教由此免於被共產專制鐵幕窒息，從而為東方文化保留下一支血脈。精神危機是危機之王，它比伏屍百萬，血流千里的戰爭、災難或者其它社會危機更深刻地質疑生命的意義。當代人類精神危機的來臨——屬於西方文化主導的時代的危機，再一次逼問人生存的價值根據。這個逼問使東方文化復興成為可能，而藏傳佛教關於心靈的學說，很可能有機會為人類精神的拯救，提供生命意義的啟示。所以，為探尋西藏靈魂，我的思想不得不首先走向當代人類精神危機。」
「時間虛化歷史，然而，活在時間中的所有現實進程，又都能從虛化的歷史和古老時間廢墟中，找到真實的原因。以近代史為起點的數百年，是西方文化的狂飆突進，並終於主宰人類命運的過程。同時，這個過程也在表述東方文化一潰萬里，退出歷史中心，甚而瀕臨滅絕的悲劇。當代歷史的主題並不是如亨廷頓的學術謊言所確信的那樣，由東西方文化的衝突構成。因為，東方文化的生存都只意味著昨日飄落的殘花，根本沒有能力同凱歌高奏數百年的西方文化抗衡。」
「當代歷史的主題，在於西方文化的自我否定，自我衝突；從本質上審視，是西方文化的自由、法治、人權傳統，同復活的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傳統之間的生死決戰。而人類精神危機也意味著西方文化的危機。」
「西方文化發端於兩個智慧之源，即古希臘智慧和古猶太智慧。古希臘英雄史詩的泛神論，為古希臘文化確定了精神多元的自由意識。自由，乃是古希臘智慧之魂。她決定了古希臘文化的多樣性的豐饒；古希臘文化因此表現為哲理、美學、正義之學的眾神的聖殿；古希臘智慧不承認唯一絕對的真理，就像她拒絕接受一神論。源於兩河流域的古猶太智慧是一種宗教智慧。人類需要終極心靈安慰的認知，使古猶太智慧在對於人類根本宿命的理解上，達到某種極致。不過，古猶太智慧中湧現的一神創世的絕對真理觀，卻在古老的年月中，就為以神聖的理由絕對控制人的心靈與肉體的極權主義，創立了基本的精神原則。絕對一神論，以及相應的真理一元論，乃是流淌在西方文化一個源頭的血河。屬於不同的時代和族群的三個上帝先後從那條血河中沐浴而出。猶太教上帝、基督教上帝和伊斯蘭上帝，這三個都自稱唯一的絕對之神間兩千餘年的愛恨情仇，構成西方歷史的情感動力之源。而極權主義從古猶太智慧的宗教精神原則演進成堅硬的政治存在和完備的文化傳統，則是在歐洲中世紀。」
「從古猶太智慧獲得靈感的基督教，創立了一個足以感動千年歷史的形象：頭戴荊棘之冠，為救贖苦難的人們而被釘上十字架的基督。為拯救人類苦難承受酷刑的利他主義和大愛之情，使基督的荊棘之冠升華為道德的王冠，十字架上比罌粟花汁還殷紅的基督之血，則控訴著古羅馬帝王的暴虐。不過，命運很快就證明，荊棘的道德之冠比黃金鑄成的王冠更具歷史的感召力。古羅馬皇帝不得不在基督精神前低下頭顱，基督教被奉為古羅馬國教。」
「命運似乎總是在給予高貴權力的同時，收回道德的魅力。基督教以國教的名義與世俗的專制權力結成神聖同盟之後，這個曾經被淹沒在血海淚滔中的精神信仰派別，很快便淪落為思想的暴君。絕對一神論獲得專制權力的附麗之後，便開始對思想異端的宗教審判；古希臘智慧的精神多樣化的自由之魂和文化之美，湮滅於中世紀的千年黑暗，那是只被火刑柱上燃燒的思想異端者照亮的黑暗。試圖消滅異教徒而發起的十字軍東征，為大規模屠戮生命，找到了‘聖戰’的道德理由。」
「命運以中世紀千年黑暗為鐡砧，以思想異端者燃燒的身體為火，鍛造出西方極權主義的政治文化傳統。它的顯著特徵就在於，一種自詡絕對真理的精神信仰與專制權力形成同一個政治強權，這個政治強權把對人的控制，由社會領域推進到心靈的範疇——心靈被絕對真理的鐵鏈束縛，人就從肉體到精神的雙重意義上變成強權的奴隸。」
「中世紀黑暗的太陽終於在古希臘自由文化傳統的復興中隕落。‘文藝復興’運動是一次心靈的大起義。人的理性取代上帝的神性成為精神的權威，屬於古希臘智慧的全部文化之美，以更豐饒魅力重返時代價值之巔。古老的法治和正義的理念，演進為民主憲政；精神多樣化原則為思想自由奠基；‘人是萬物尺度’的生命哲學箴言，盛開為人權意識之花。更重要的是，古希臘智慧對自然邏各斯的崇尚，升華為近現代的科學理性崇尚。從科學理性中新星系爆發般湧現出的物性能量，不僅使源於古希臘的自由、法治、人權文化傳統取得對西方中世紀極權文化傳統的歷史性勝利，而且賦與西方文化迅速擊敗東方文化，並主宰人類命運的機遇。」
「由於過分沈迷於心靈和道德，因而忽略了對自然邏輯和理性的關注，東方文化在一個歷史時期中喪失通過科學理性的運用，獲得強大物質能量的可能性，因而也就喪失同西方文化競爭的現實物性力量。近現代東方文化歷史性失敗的哲學原因，概源於此。當然，民主和法治的理念具有的社會正義的魅力，也為西方文化取勝東方文化作出政治道德的合理性詮釋。」
「或許由於蔚藍色的古希臘智慧本就有天空和大海般的精神包容性，以復興古希臘文化而獲得自由的人們，並沒有對基督教的中世紀罪惡進行末日審判。相反，在基督教放棄神權政治，回歸精神領域之後，西方寬恕了一個懺悔的上帝，並繼續視基督教為一種文化傳統和終極心靈安慰的來源。」
「基督教的上帝沒有被判處死刑，儘管中世紀千年黑暗的罪惡，遠超過薩達姆的罪惡。同時，中世紀的極權政治崩潰了，可是極權主義文化卻仍然如幽靈般隱入虛無而又真實的時間，等待以新的生命形式復活的機會。極權主義具有頑強生命力的原因在於，它是人類貪慾的最具極致性的表述方式。商人試圖通過金錢擁有世界和美女；專制者和政客通過追求權力實現對世界和美色的貪慾。古猶太智慧則創製出一種最徹底的獲得世界所有權的方式：利用精神信仰和鐵血強權的同盟——精神信仰為鐵血強權作道德合理性辯護，鐵血強權迫使歷史接受精神信仰的絕對真理的地位——控制人類的心靈；控制了人的心靈，也就根本上控制了人，這個財富和美色之源。古猶太智慧比萬年歷史中的所有商人更精明，所有政客更陰險，他是從金錢和權力兩個角度表述人類貪慾的商人和政客之王；對於人性黑暗的洞察使他確信，極權主義的幽靈永遠能夠在人類的貪慾中找到棲息之所和復活的希望。」
「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傳統至少有又兩次現實政治的復活，一次是納粹主義運動，一次是共產主義運動。雖然希特勒以屠殺猶太人為天職，而馬克思身體裡流淌著猶太人的血，但是這都不重要，因為，以古猶太宗教智慧為源頭的極權主義文化，具有超越種族的誘惑力。納粹主義的種族優越感制約了它荼毒人類的時間和空間。聲稱要解放全人類的共產主義運動卻成為人類的百年血祭，至今仍然向歷史要求對人類命運的主宰權。」
「眾多西方文人和政客都願意把蘇聯共產帝國的冰消雪融視為冷戰的結束和共產主義運動的死亡。然而，這個結論卻是歐洲中心主義的狹隘眼界中呈現的荒謬。真相是，共產主義所建立的東方巴士底獄，中共極權，仍然橫亙在歐亞大陸東部的萬里山河之間；現在看來，以共產主義的名義表述的西方極權文化傳統，很可能要通過中共暴政最經典地實現它的政治意志。」
「中國的偽自由知識份子和西方淺薄的中國問題專家，都有一個共同的興趣，即論證當代中國的專制是中國數千年皇權文化的結果。他們可能很難明白，他們實際在論證自己對中國文化精神的朦昧和中國現狀的無知。二十世紀中葉中共建政之日，就是中國在文化精神的意義上亡國之時。中共對神州六十餘年的統治，就是用鐵血強權摧殘中國文化精神，使中國淪為德國猶太人馬克思的政治和精神殖民地的過程。中共為確立馬克思主義絕對真理的地位，對難以計數的堅守精神自由的中國人屠殺、監禁和流放。那些自由的靈魂消失殆盡，他們死去了，他們凋落了，他們被摧殘了。隨這些自由的靈魂一起消失的，乃是曾輝煌萬年的中國文化精神。」
「中共專制者長著中國人的臉，他們的靈魂則與中國無關；他們不是中華文化的血脈傳承者，而是馬克思思想的遺囑執行人；中國人實際處於精神亡國奴的地位。中共極權從政治風格到理論基礎，都源自西方極權文化，那是與中國皇權傳統有重大精神區別的另一種政治存在。在中共專制鐵幕之下，中國文化精神早已變成廢墟萬里，中國的皇權文化只是中國文化精神廢墟間隨風飄零的殘花枯葉，完全沒有影響現實政治的可能性。」
「越過千年虛化的時間，以青銅色的落日為鏡，我看到落日之鏡內映出的中世紀基督教神權政治——那西方極權政治的最初形象，同當代中共極權如兩副骷髏般相像。它們都用鐵血強權確立並維護唯一的絕對真理，只不過神權政治的絕對真理叫作「聖經」，中共的絕對真理稱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它們都設立人類最美好理想境界作為誘惑，只是一個理想用‘天堂’來表述，一個理想則是地平線之外的共產主義；它們都要求對人的精神的絕對控制，而且都通過嚴酷的思想審判來實現它們的要求，只是神權政治更喜歡欣賞思想異端者在火刑柱上燃燒，中共則更沈迷於對自由思想者的長久的精神折磨；它們都用神聖的理想主義製造仇恨的道德理由，並以道德理由的名義縱情發泄凶狠的獸性，殘害生命，不同之處只在於，神權政治的理想主義內容是在全世界實現基督教的大愛，其仇恨的鋒芒指向異教徒，而發泄獸性的方式則是十字軍東征，中共極權的理想主義之旗上書寫的，是‘解放全人類’，仇恨的對象是原來的階級敵人和現在的敵對勢力，發泄獸性的方式則是國家恐怖主義性質的政治迫害；它們都設置一個直接同絕對真理對話的精神和政治特權階層，作為極權的中堅，只是一個稱為教士，一個稱為共產黨員；它們都把人類的命運置於絕對的宿命之中，不給人的自由意志留下任何餘地，不同的只是神權政治的宿命論以上帝的意志為歸依，中共極權的宿命論的根據則是物性的必然規律。」
「儘管中共極權與中世紀基督教神權政治，相像得如同兩隻蒼蠅一樣令人厭倦，卻也有不同之處。中世紀神權政治的哲學基礎屬於精神領域，而中共的哲學基礎則發端於古希臘智慧的唯物主義和詭辯論。不過，不同之中又顯示出同一種權衡，就像遠古的湖和今日的湖映出的是同一輪月亮——極權政治是一個狡猾的幽靈，它懂得按照不同情況，為自己選擇最具時代合理性的哲學：在宗教情懷被奉為絕對精神的中世紀，它選擇了宗教哲學；在科學理性獲得近乎絕對精神權威的近現代，它選擇了唯物主義哲學，因為，唯物主義距離以客體自然邏輯為前提的科學理性，比宗教情懷更近。」
「然而，正由於這個原因，中共極權便表述西方極權文化傳統的最墮落、最凶殘的形式。中世紀極權雖然吹滅了精神自由之燈，可是，它的宗教哲學的基礎畢竟趨向心靈。所以，在相當程度上，基督教神權政治還屬於人的本質意境，即精神的範疇。唯物主義則把生命歸結為物性——活著是一堆蠕動的物慾，死去是一塊在腐爛中消失的肉。對人的本質懷有如此卑俗陰鬱的觀念，怎麼可能尊重生命。而西方詭辯論衍生出的辯證思維，只能使唯物主義更詭詐，卻沒有能力使它接近屬於心靈的真理。正由於包括中共極權在內的所有共產極權政權，都有一顆冰冷的物性的心，共產主義運動才顯示出前所未有的對生命的蔑視和摧殘生命時的殘酷性。中共極權成為萬年歷史中冷酷至極的專制動物，成為以受難者的血海為美酒的惡魔，其哲學原因就在於辯證唯物主義與強權的結合。一個中共政治警察在審訊中，一根接一根折斷藏人思想犯的手指；聽到骨頭清脆的斷裂聲，政治警察竟會露出享受的微笑。那位藏人思想犯從此厭惡並恐懼人類的笑，同時陷入深深的困惑：‘為什麼我的指骨斷裂的聲音能讓他如此喜悅？’」
「十五億中國人的精神被囚禁在西方極權文化傳統建立的現代東方巴士底獄內，並正在異化為否定人類自由的力量，所以，東方需要自由的拯救。而真正的危機則在於，自由本身也需要拯救。數百年前，自由理念擊碎中世紀鐵鑄的千年黑暗，把人類歷史推進到一個偉大的自由時代。然而，自由理念似乎已經在過去的時間中耗盡了精神能量，再也沒有能力為當代人類提供理想主義的召喚——西方的民主法治原則仍然是社會正義的基石，而自由理念卻已經衰朽了，因此西方需要拯救自由。」
「‘文藝復興’以人的理性的名義，把神權逐下精神的王座；人權由此成為一個時代的精神權威，並構成近現代自由理念的價值基石。儘管人權意識的崛起是人類走出神權政治鐵幕的精神動力，但是，人權戴上精神的王冠，卻意味著另一次哲學危機的起點。」
「人是需要拯救的存在。因為，人並非純然的善，而是善惡並存的二元結構；人的生命意味著善與惡進行百年決戰的戰場。物性本能和心靈共同表述人的生命。物性本能為人在現象世界中的存在提供生命形式和物性基礎；心靈則使人獲得萬物之上的精神的命運。物性本能以個體的物性存在為真理，它為生命注入沸騰的物慾和自私的貪慾，從而形成人性之惡的源泉；心靈以美麗、高貴、道德性的存在為真理，否則寧肯不存在，因此，心靈是人類善的根據。人的命運的本質就在於心靈對物性本能的救贖，人也由於善惡的二元性不能成為絕對者。近現代人權至上意識或許源自一句古希臘哲學箴言：‘人是萬物的尺度’。然而，古老的箴言卻沒有說明人應當以什麼來尺度萬物；有資格作萬物尺度的唯有心靈，而不是生命的物性本能。」
「人類文明史過程中，智者和聖徒所從事的最重要的道德事業，便是用心靈的力量，約束或者升華物性本能分泌出的物慾和貪慾；在智者和聖徒的視野間，物性本能意味著萬惡之源。近現代人權至上的理念卻使心靈和物性本能同時獲得自由的權利。這種看似平衡的狀態實質上意味著人性的失衡。因為，心靈，以及屬於心靈的美、高貴和道德是艱難的，是一條向上的路；物性本能，以及屬於物性本能的物慾和自私的貪慾，是向下的墮落之路——心靈和善意永遠比物慾和罪惡更艱難。物性本能一旦獲得了與心靈同等的自由權利，心靈的歷史性失敗和生命物性本能的盛大凱旋就都不可避免。」
「現在，一個詛咒英雄、蔑視道德、理想主義凋殘的時代，正證明心靈的失敗，而瘋狂追求物性享樂的生活方式則宣示物性本能對生命意義的征服。人已經異化為心靈之外的存在——一堆在痛苦而狂熱的蠕動中渴望幸福感的物慾。但是，現代人離幸福只會越來越遠，因為，他們在從不懂幸福的本能中索取幸福，而幸福只屬於心靈；心靈之燈熄滅了，幸福感就隱入萬古長夜。坐在豪華的寶馬車中為追逐財富而焦灼的商人，沒有可能比古代騎在瘦驢背上追尋詩意的苦吟詩人幸福。」
「心靈與自由一起在物慾中腐爛，自由又與道德一起死於自私的貪慾。生命的物性本能以人權的名義成為至上者，屬於物性本能的私慾便主宰生命的意義。於是，利他主義的道德被時代放逐，社會共和精神如枯葉飄零，私利至上意念獲得人性真理的權威。如果說生命的物慾化表述人以自由的名義對心靈的背叛，那麽生命的私利至上化則表述人以自由的名義對道德的背叛。背叛心靈和道德的自由，不僅沒有拯救東方的精神能力，而且她本身就需要拯救。」
「二零零八年的金融危機不過是物慾化和私慾化的現代生活方式潰爛的一個傷口。各國的政客和經濟學家試圖從技術層次上解決危機的努力，不可能取得決定性的成功。從現代生活方式中湧現的經濟危機本質上是哲學的。人類中的大多數都生存在形而下的範疇中，永遠不會進入形而上的哲學意境，不過，從整體審視，人類的命運本質上屬於哲學。所以，任何重大的時代危機，最終都歸結為哲學的危機。當代精神危機的嚴峻之處，正在於哲學的貧困。東方處於卑俗的唯物主義哲學專制之下，西方人性的物慾化和私利至上趨勢，使種種淺薄的實用主義哲學成為學術的時尚——哲學貧困到不能為人類提供走出精神危機的生命意義和理想主義的程度。」
「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同美國等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為主體的國家的衝突，被描繪為東西方文化衝突的另一種表現。但是，這種描繪也只具有表象的正確性。現在，很少有人願意涉及一個事實，即伊斯蘭教的上帝是唯一真神的信念，以及對異教徒的仇恨和用聖戰消滅異教徒的觀念，同屬於基督教的真理一樣，最初都發端於古猶太智慧；猶太教的神、基督教的上帝和伊斯蘭教的安拉，在唯一創世之神和唯一絕對真理的信念上，相似得猶如三滴從同一顆心中滲出的血。西方人不願正視這個事實或許基於對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厭惡；伊斯蘭學者對此諱莫如深或許出於民族和宗教的自尊。但是，無論厭惡之情還是自尊，一旦成為表達真相的障礙，便不再值得重視。」
「把伊斯蘭原教旨派別的恐怖主義視為東西方文化衝突的結果，乃是對東方文化的污蔑。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同美國的矛盾是伊斯蘭教和基督教千年恩怨的現代餘韻，而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的超過百個世紀的仇恨，則是古猶太智慧的宗教情懷之子，因為，唯一真神的信念不允許兩個上帝同時存在。同樣源自古猶太智慧的伊斯蘭教卻以當代的猶太之國以色列為死敵，這是歷史的宿命導演的悲劇。而伊斯蘭原教旨派別和基督教之間的仇恨已經過分古老，古老得宛似早該被埋葬的乾屍。」
「當猶太教徒和基督教徒譴責伊斯蘭恐怖主義的時候，他們應該意識到，通過聖戰消滅異教徒和以屠殺異教徒表達宗教忠誠的信念，同絕對一神論之間具有難以割斷的聯繫。當代，伊斯蘭恐怖主義正充分展現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原始智慧的醜陋與罪惡。為實現自己的政治利益，竟然對不特定的多數人，包括無辜的婦女與兒童，實施恐怖主義殺戮，這使得屠殺者淪為政治無賴；自殺式攻擊者並不是在證明勇敢與榮耀，而是表述朦昧者的瘋狂。當塔利班炸毀巴米揚大佛的那一刻，被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殺死的，不是佛的精神，而是伊斯蘭的安拉。」
「伊斯蘭宗教恐怖主義所象徵的時代精神危機，實際是東方需要自由的拯救的另類表現。如果說中國需要從西方極權文化的政治制度遺產中得到拯救，伊斯蘭恐怖主義則需要從西方極權文化的原始意識的遺囑中，即絕對一神論中得到拯救。意識的拯救需要心靈的力量，然而，現在看來，美軍的反恐行動缺少這種心靈的力量，伊斯蘭教則依舊徘徊在歷史的陰影中，還沒有領悟到自我拯救的必要性。因此，伊斯蘭宗教恐怖主義將繼續作為當代精神危機的象徵之一存在下去。」
「中共暴政通過對自然環境和資源的毀滅性開發，以及對數億農民工三十餘年奴工般的勞動價值的剝奪，獲得巨大的經濟能量，而經濟能量又轉化共產極權主義運動再次崛起的信心。中共暴政已經成為當代精神危機的政治主題之一——中共極權的全球擴張預言著人類的政治大劫難。一百五十餘年前，中國還是被西方文化摧毀的東方文化的殘破象徵，當代中國竟又以西方極權文化傳統繼承者的資格，威脅西方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文化的政治存在；似乎曾經只屬於歐洲的中世紀千年黑暗，又要覆蓋從東方到西方的整個人類命運。這種戲劇性的變化是通過怎樣的邏輯形成的？」
「人類萬年歷史間，沒有哪個時期哪個民族的知識份子，如同中國近現代史的文人這樣，通過惡毒詛咒民族的文化精神來顯示才華。民族的歷史性失敗當然有文化的原因。審視中國近代史的失敗可以發現兩個基本文化原因：在政治領域，以家族血緣為根據的皇權政治，無法同民主法治所表述的社會正義的時代進步抗衡；在現實力量的領域，從傳統上對自然理性探索的忽視，到近代科學理性的缺失，使中國難以找到同西方競爭的物性能量的依托。但是，中國的文人卻把中國近代失敗的原因從整體上歸罪於中國文化精神。他們背叛文化的祖國，侮辱文化的祖先，並選擇作精神乞丐，向西方乞討真理。」
「人的歷史本質上是意志史；文化是意志的主要表現形式。民族的存在首先意味著獨特的文化命運；背棄民族文化精神，就是背棄民族的命運和歷史的傳承，而背棄歷史命運者，不可能擁有光榮的現實和壯麗的未來。歷史命運的轉變從來都不是推開一扇通向全新世界的門，而只有在歷史的長夜中艱難跋涉，才能迎來命運的晨光。一個民族，尤其是作為重大文化歷史象徵的民族，也不能通過放棄自己的文化精神，而變成其它民族文化的表述——民族文化之魂是在同命運搏鬥的漫長歷史中形成的；放棄文化之魂的民族，必定失魂落魄，淪為卑微的行屍走肉。一個民族放棄了傳統文化精神，就喪失了一切，就只配為別人的歷史作可有可無的瑣碎的註解。對於任何民族，傳統文化精神都意味著存在的宿命。為追隨時代進步的足跡，只能不斷用創造性思維為這個宿命注入盎然生機，而不能也無法斬斷她，就像不可能用刀鋒斬斷流水一樣；如果一定要斬斷文化的宿命，這個民族的命運也就如同無源之水，勢將在歷史的荒漠中乾涸。」
「高貴者創造屬於自己的命運，卑賤者靠乞討而生存。向西方乞討真理的中國文人不可能得到歷史的尊敬。定然是歷史在懲罰真理乞討者，中國文人最後為中國乞討到的，竟是西方文化最壞的部分——西方極權文化的現代經典，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由此文化亡國，淪為西方極權主義文化的精神殖民地。中國的文化之魂一次又一次被淹沒在政治迫害的血海中；中共暴政實質上是西方極權文化的政治代理人，中國人則淪為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隸和精神上的亡國奴。中共所炫燿的強大都不是中國的榮耀，而是屬於西方極權文化的驕傲和中國的文化亡國的恥辱。」
「從以西方極權文化傳統為魂的中共御用文人，到自詡西方自由主義繼承者的中國文人，這兩個似乎應當相互否定的群體，屁股上卻都被命運烙上了同一個印痕，即毫無二致地惡毒詛咒中國文化精神，並痴迷於作真理的乞丐。中國實際上沒有真正的西方自由主義的繼承者，有的只是偽自由主義者。之所以應當稱他們為偽類，因為他們的人格和靈魂都離自由主義很遠。自由主義本質上是一種生命哲學的理想主義，她堅信個性是生命價值的根據，是生命意義的基石，是生命自由的前提。然而，在中國文人的模仿者那裡，自由主義的個性哲學卻被理解為私利至上的原則。於是，在中國就出現了一個偽類族群——偽自由主義文人。他們通過比猴子還糟糕的模仿，使自由主義蒙受侮辱。同時，中國的偽自由主義文人也從一個瑣碎至極的角度顯示出西方需要拯救自由的危機。因為，自由的概念在偽類的心中被歪曲地折射成對高貴人格的否定。」
「偽自由主義文人把本能視為生命價值的圖騰，確認私利至上意識是自然的真理。他們仇恨英雄，因為英雄人格蘊涵的以天下正義為己任的俠義精神，使他們顯得瑣碎而渺小；他們嘲笑道德理想主意，因為，道德理想主義利益蒼生的高貴的利他精神，映襯出他們小動物的本能醜陋。偽自由主義文人以自由的名義，使自己成為私利至上、私慾如熾的道德和理想之外的存在；那是一種類似於老鼠和蒼蠅的本能存在。自由主義關於個性高貴的理念，竟在中國孕育出只能聽懂私慾召喚的鼠輩和蠅群，也可謂思想史的一個悲劇。」
「世俗的偽自由主義文人庸俗得令人作嘔，自稱皈依基督教的偽自由主義文人則‘神聖’得令人厭惡。中國的偽類文人一旦獲得基督徒的名義，便立刻在中國人之前顯示出‘有信仰’的優越感，就像破落戶突然撿到萬兩黃金一樣神氣活現。他們完全不理解，用信仰的理由蔑視人，比用金錢的理由蔑視人更低賤。因為，那是屬於精神領域的低賤。」
「基督徒經過對中世紀神權政治罪惡的懺悔，已經懂得不再向信仰和精神多樣化的世界提出挑戰。但是，中國的偽基督徒們卻沉醉於宣稱要把神州變成上帝之州。中國偽基督徒讓中國基督教化的野心，告訴世界下述事實：中國的偽類還活在中世紀的時間廢墟中，他們還在遵循一種古老得早已朽敗的信念，即用唯一併絕對的神控制所有人的心靈；他們完全不考慮如果中國基督教化，其它宗教或者生命哲學信仰在中國的命運，他們野蠻到完全不懂宗教寬容精神的程度；他們的意志猶如飽含宗教歧視的種子，正埋入中國的現實，並可能在未來的某個清晨或者黃昏，怒放為血紅的宗教仇恨和宗教戰爭的花海。」
「中國偽類的宗教野心在論證他們是精神自由的否定者，是以控制人的心靈為終極目的的西方極權文化的又一種復活形式。他們與中共極權的不同只在於，一個用世俗的形式表達極權意志，一個用宗教形式表達極權願望。」
「用唯一的創世之神的名義確定絕對真理者，必定要欺騙世界。這或許是因為唯一的創世之神和絕對真理本身就意味著謊言。中國的偽基督徒經常重複一個經典謊言：應當把神州變成上帝之州的政治理由在於，基督教文化是民主的精神之源。這個謊言根本違背歷史常識。正是基督教的羅馬帝國國教化，徹底摧殘了古希臘的民主法治學說，使歐洲陷入中世紀神權政治的專制黑暗——基督教曾經是屠戮民主法治意識的暴君，而不是民主的守護神。在‘文藝復興’的精神解放運動中，基督教神權政治的凋殘和近現代民主憲政的盛開，論述了基督教和民主政治相悖的歷史命運邏輯。」
「當代中國知識份子——從中共御用文人到偽自由主義者，由於背叛文化的祖國和精神的故鄉而被命運和真理所拋棄。打開他們乾枯的靈魂，歷史能看到的只是猥瑣的慾望、知識的碎片、低俗的人格、熾烈的虛榮、虛假的熱情和冷如蛇血的理性。人構成歷史和文化的焦點，任何意義上的社會危機最終都通過人格危機呈現出來。當代的危機的極致，就在於中國文人所表述的人格墮落。那是西方極權文化傳統用中國人的生命製造的人格奴性化、謊言化和物慾化的標本。中國文人人格破敗的現狀表述一個潰爛在時代之巔的真理：背叛了精神和文化的家園，知識份子的靈魂就是一條無家可歸的野狗。」
「在東方需要自由來拯救，而西方需要拯救自由的時代危機背景下，藏人走上民族的流亡之路。千萬中國文人都把從各種角度詛咒文化的祖國當作時尚，藏人卻為民族文化精神的生存而在刀鋒般的命運之路上行進；人類中的絕大多數都沈迷於物慾，藏人卻以承受浴血的民族苦難證明對心靈的忠誠；世界各國的無數政客、商人、文人都基於物質利益的考慮而視極權中國為經濟朝聖之地，藏人卻離開中國，並向中共強權索還精神自由——藏人的追求同一個墮落時代的醜陋邏輯完全相悖，藏人的流亡之路又怎能不艱難。但是，為了不死於物慾，為了活在心靈中，藏人必須承受艱難的命運；為人類得到救贖而承受時代的艱難，似乎是藏人的高貴天職… … 。」
金聖悲的思想消逝在暮色中。大地已經被堅硬如鐵的深黑的色澤覆蓋，蒼天卻呈現為暗紅色，像要滲出無盡的血淚。形似雪白日球遺骸的崗仁波欽此刻金霞輝煌，彷彿即將復活的古老太陽的魂魄。
「用心靈的苦難和染紅蒼天的血淚為一個墮落的時代獻祭——難道這就是我追尋的藏人之魂嗎！」金聖悲的一縷思緒好像被崗仁波欽峰體上流蕩的金焰點燃了，然而，瞬間之後，哲人又陷入遼遠的迷茫之中，「不，那不是藏人之魂，而只是藏人的命運… … 作高貴的心靈之祭。」
崗仁波欽峰旁現出一片鐵黑色的晚霞；晚霞的形態酷似狂醉的激情。金聖悲平生第一次看到晚霞深黑如鐵。他不禁沈迷於堅硬、深黑和霞的燦爛神韻凝結在一起的意境。他風中的紅焰之心也為那種美而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