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奢侈品巨頭路易威登集團首席執行官貝爾納·阿爾諾申請比利時國籍的消息震動了歐洲。儘管他聲明將繼續在法國納稅，但還是讓法國和歐洲感到驚訝。
我去法國多次，是六次還是七次竟然有點記不清。有兩次呆了一個多月，其他幾次也都是一兩個星期，所以不僅感受了法國的文化藝術，而且感受到它的社會困境。印象最為深刻的是二〇〇五年這一次，它的幾個大社會現象讓我感到十分困惑。一是工人老是罷工，老是示威遊行抗議；二是製造業快消失了，所謂工人罷工，多數是交通業、郵電業、服務業的工人，至於產業工人階級則已「日薄西山」；三是稅收太重，一般的中產階級，稅收已達48%，將近收入的一半。二〇〇五年之後，我仍然關注法國，去年秋天去歐洲七國遊覽，雖然未到法國，卻也聽到許多法國的故事。因為有親眼目睹又有友人講述，我更是感到這個國家正在發生三個種「階級大現象」，這就是大資產階級的逃亡，即逃往美國和其他國家，以逃脫重稅的壓迫；二是無產階級的消亡，即剛才所說的因為製造業的逐步消失而引起的後果；三是中產階級的貧困化。因為大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或逃亡或消亡，所以擔子就落到中產階級身上。政府被大資產階級逃掉的稅款，就讓中產階級來補償無產階級的憤恨，也得讓中產階級花錢來平息，於是，中產階級便不堪其負而日益清寒。
雖然多次到法國實地察看，但大部分時間還是隔岸觀火，所以上述評說未必精當，不過，歐洲陷入經濟困境，法蘭西也是境中之國，這是事實。面對這種困境，我想說的是「平均主義」這個漂亮的平等思想誤了歐洲。
二戰後數十年，歐洲左翼政治力量十分強大。許多國家長期由社會黨執政，而社會黨的優點是更多地著眼於社會下層的利益，甚有道德感。眾多社會黨共同發表「福利宣言」，其主題講的是締造社會共同福利，可是要實現這個目標（理想），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增加對富裕階層的稅收，把這些錢用於救助下層人的醫療、教育和日常生活等困難。這種大思路聽起來相當動人，但是實行起來卻幾乎是「劫富濟貧」的半「革命」行為。「劫富」便是高稅收。一九九二、九三年我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客座」，才知道教授的稅收達65%。馬悅然教授告訴我：現在是聯合黨執政，前兩年社會黨執政，稅收高達85%，而航空公司的董事長，其稅收則是收入的98%。收入愈高，稅收的比率就愈高，難怪擁有高收入的財主們、明星們要拚命往美國跑（美國教授的稅收只是工資的三分之一）。法國新任總統上臺後不久就宣布要對富人們增至75%的稅收，這自然就把富豪嚇跑了。
平均主義很受底層人的歡迎。在中國，從古到今都受歡迎。從孔夫子開始，就有「不患貧窮只患不均」的大思路。「五四」運動的改革家們雖然批判孔家店，卻仍然接受這種大思路。他們向西方學習，接受西方的文化，也只片面地接受法國盧梭的「平等」文化，並不接受英國洛克的「自由」文化。而所接受的盧梭，又是片面的盧梭，強調的是經濟平等，而非人格平等、心靈平等，機會面前競爭的平等。可惜經濟上的平等，無論是「均田」、「均富」還是「按勞分配」、「按需分配」，都不過是難以實現的烏托邦。難以實現偏偏硬要實現，那就只能動刀動槍，走上樑山進行造反革命。平均主義的招數一定要導致「劫富濟貧」，不同的只是劫與濟的方式有暴力與非暴力之別。歐洲社會黨的方式不同於俄國的布爾什維克，用的是非暴力的辦法，但歸根結蒂也是以劫應濟。原先不少知識者對這種方式頗為欣賞，但歐洲的經濟危機烽煙四起之後，又開始反思：平均主義之路是否行得通？倫理主義的願望是否能取代歷史主義的邏輯？人類生存的困境是否可以浪漫式地解決？這些問題不能不再重新思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