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於自焚藏人已逾百人，現將袁紅冰先生所著《通向蒼穹之巔——翻越喜馬拉雅》在網路刊載，以表達對自焚藏人的聲援與敬意。 ——《自由聖火》編輯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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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走出歷史的陰影和回歸佛的精神
——達賴喇嘛尊者為人類點亮一盞心靈之燈
唯有走出歷史的陰影，才可能擁有現實和未來的希望——無論對於一個人，一個族群，或者一個時代，都是如此。然而，不知由於朦昧，還是對過去的生命殘跡的留戀，人常常在歷史的陰影中活著，並同時間一起腐爛。
當代，人類幾乎都以不同的方式，活在死去的時間中，猶如歷史墓地中的鬼魂。十餘億阿拉伯人當中最熾烈炫目的情感，依然是已歷千年的對異教徒的仇恨，千年之中時間都應當乾枯了，仇恨之情卻由於對血的渴望而充滿生機；遮住婦女如花容顏的黑紗則是遮住伊斯蘭命運的歷史陰影。十五億中國人活在早已化為枯骨的馬克思的思想鐵牢之內，而那思想鐵牢的根基座落在西方極權文化的數千年歷史廢墟之上。歐洲和美洲仍然執行數百年前的「文藝復興」關於自由的遺囑，然而，即便是自由的遺囑，也屬於死去的時間。
這是一個活在歷史陰影中的時代；只能在歷史陰影中蹣跚，是因為失去了精神的目標。時代不可能像一個以浪跡天涯為理想的流浪漢那樣，只要從酒醉中醒來，就能立刻找到前行的方向，因為，荒涼的地平線是他永遠的召喚。時代需要精神目標的引導才能走出歷史的陰影，而設立精神目標需要豐饒的心靈和哲學，但是，當代缺少的正是心靈的聖者和哲學的智慧——這是一個心靈艱難而哲學貧困的時代。
就在這個精神荒涼的時代，達賴喇嘛尊者引領藏民族走上流亡之路。那是心靈的流亡，也是文化的流亡；更具歷史意義之處在於，對於藏人，白骨和紅血鋪就的流亡之路，同時也是走出歷史陰影之路。之所以能走出歷史的陰影，是因為忠誠於心靈和佛學哲理的藏人具有精神的目標——達賴喇嘛尊者在蒼穹之巔點亮了一盞心靈的金燈。歷史將證明，那盞心靈的金燈不僅屬於藏人，而且在一定意義上也屬於人類。
許多人都興致盎然地從政治上解讀流亡藏人同歷史陰影的訣別。達賴喇嘛廢止貴族稱號，主持制訂民主憲章，創建議會，流亡藏人獲得了以自由、公正、定期的選舉為根據的政治選擇權。雖然由於歷史的慣性和藏民族對佛的深情，民主程序中，僧人仍然相當程度上主導流亡政府，但是，民主與法治的原則已經成為流亡藏人的政治之魂，政治的未來將取決於多數藏人的意願。流亡藏人正形成一種類似於西方君主立憲的民主政體。當然，類似就不是相同。最顯著的區別在於，西方君主立憲的精神象徵是世俗的王；流亡藏人政治民主的精神象徵是心靈的聖者。如果最終能夠形成「法王立憲」式的民主政體，那或許是最適合藏人文化傳統的現代法治形式。當然，「法王立憲」必須通過強調精神的多元化以及宗教的自由與寬容，作為其合法性的第一塊基石。
流亡藏人的民主制度沒有領土作為依托。這個事實本身就意味著一種悲壯。藏人揹負流亡的全部苦難，仍然頑強地走向民主。金聖悲只是不能確定，這種高貴的頑強屬於真理，還是屬於藏人的民族人格。不過，他知道，除非人類歷史全部朽壞，藏人，這個古老民族在通向政治現代化之路上留下的艱難足跡，將永遠不會磨滅。
雖然現在還沒有領土作依托，但是流亡藏人的民主制度卻蘊涵著巨大的政治能量。流亡中的民主化是一個偉大的先知，它預言西藏高原的民主化前景；它也預言，藏民族終將會由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隸，變為驕傲的自由人。
由於中國和西藏都處於中共極權統治之下，中共暴政是漢人和藏人不自由的共同根源。所以，流亡藏人實現民主政治的歷史性努力，定然會在十五億漢人政治奴隸的心底裡激起對自由的渴望，從而為整個東亞大陸的民主化，提供精神的召喚和實踐的典範。金聖悲意識到，流亡藏人的民主化進程，猶如從九天之上飛降而下的火流星，濺落在中共極權專制的死海之中，並激起自由的波瀾。當然，波瀾的強度究竟會有多大還有待觀察，不過，歷史已經在屏息期待了。
二零一一年西藏流亡政府首相換屆選舉的程序，半年前就拉開了帷幕。像蒲公英的種子一樣被風吹散在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通過網路、電波等現代信息交流方式，形成一個命運共同體，而首相的換屆選舉是藏人命運共同體的政治關注焦點。列寧曾說：「革命是無產者的盛大節日。」然而，共產主義的實踐卻告訴歷史，那個屬於列寧的盛大節日，對於人類意味著百年大劫難。在觀察藏人選舉的過程中，金聖悲想說：「民主選舉才是人民的盛大節日。」在流亡的苦難中，藏人熱切地關注著並希望著——希望選出一個能夠為藏人重建祖國、再獲自由提供政治領導的英才。在流亡苦難中的希望，這難道不是盛大的節日慶典嗎。
同流亡藏人一起沉浸於節日的氣氛之餘，金聖悲也在感受著另一種又苦又甜的心緒。他向上蒼祈祝，願流亡藏人的民主化，能夠成為漢人政治命運的典範和啟示。他相信，只要漢人意識到，漢人與藏人不自由的根源都來自中共暴政，那麽，藏漢兩族在為自由而同命運抗爭的過程中，將會結成戰友之情。這種以自由的名義形成的友情，或許會相當程度上消融漢藏兩族已歷半個世紀的仇恨。
流亡藏人的政治變革成就值得尊重，不過，政治並不能真正深刻表述藏人走出歷史陰影的意義——意義的極致超越政治，並只屬於心靈的範疇。走出歷史的陰影意味著走出已經死亡並枯朽的時間；達賴喇嘛尊者的無量功德在於引領佛教回歸佛的精神，也在一定意義上引領人類回歸心靈。在此，回歸精神和心靈同走出歷史的陰影和死亡的時間是同一回事，因為，歷史背棄了佛的精神，過去的時間死於心靈的湮滅。
古猶太智慧是猶太教、基督徒和伊斯蘭教的三個上帝的智慧之源。如果以佛學作為東方宗教意識的象徵之一，那麽，同古猶太智慧相比，可以明確看到東方和西方宗教哲學的根本分野。
古猶太智慧設立創造世界和人類的唯一真神，並將唯一真神的意志奉為絕對真理。古猶太智慧的宗教意識至少產生三項效應：首先，人類作為被創造者永遠失去了成為宇宙精神主體的可能，並卑微地處於客體的地位——被創造者即客體，創造者才配享有主體的權威，於是，人就與心靈自由無緣，因為，心靈自由是主體的特權；其次，只有在精神多樣化的自由狀態中，真理的璀璨星空才會升起，而絕對精神之神的意志成為絕對真理，人類真理的星空就被精神專制的鐵幕所遮蔽，人的心靈也就失去了自主創造精神命運的可能；另外，當世界和人類被描繪為唯一真神的創造物之後，這個神的世間代理人必然要以絕對真理闡釋者的權威，要求對人類實施從心靈到肉體的絕對控制，而極權主義文化由此發源。
宗教存在的原因在於人需要終極安慰。科學理性可以在永恆和無限中不斷擴展知識的界限，卻不可能窮盡永恆和無限，達到極致，所以科學理性不可能給人以終極安慰；終極安慰只能來自超越邏輯和實證的宗教情懷。如何讓人在獲得終極安慰的同時，不失去主體性和自由創造精神命運的權力，並最終走出試圖絕對控制人類心靈的極權主義文化意識，乃是當代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必須解決的問題。
佛學認為宇宙本質是自在的豐饒的虛無：生命和萬物從虛無中湧現，又歸於虛無，所以虛無豐饒；世界不是神的創造，而是由無數因緣推動的命運之輪——不被創造，所以是自在的。人苦戀現象世界中的重重慾望，而慾望以及人的苦戀最後都歸結為虛無——慾望與虛無的宿命之間的撞擊，正是人類根本命運悲劇性的根源。佛教的價值就在於通過對虛無的理解，給人以終極安慰，並賦與虛幻的人生以意義和美。佛學智慧中沒有唯一的神，也沒有造物主，因此，佛學的終極安慰不需要用對人的心靈的絕對控制來交換。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是唯一真神的信仰化；佛學則是虛無的生命哲學的信仰化。
當達賴喇嘛面帶聖潔的白蓮花般的微笑，勸誡一位想皈依佛教的女基督徒要慎重時，尊者不僅是表達尊重其它宗教的情懷，更是超越「不二法門」一類佛教極端主義的荒謬，回歸佛的虛無的精神意境——萬法皆空的虛寂，是一種極致的豐饒，也是一種可以容納萬物的極致的寬容精神。金聖悲覺得，應當把那一刻尊者白蓮花般的微笑摘下來，供奉在時代精神之巔。
當達賴喇嘛宣示所有的宗教都以愛和慈悲為宗旨時，尊者實際是在召喚。因為，除了愛，對異教徒的恨在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經典中，仍然被奉為神聖的情感。金聖悲曾從達賴喇嘛的眼睛裡看到熾烈的悲愁，熾烈得猶如鐵匠鋪爐火燒成深紅的鐵塊；那一刻，尊者正用沉思凝視當代宗教恐怖主義的話題。金聖悲為尊者眼睛裡的悲愁所震撼——世界虛無的哲學理解者，眼睛裡似乎只應當有屬於萬里雪原的寧靜，而不會被悲愁覆蓋。不過，金聖悲很快就領悟到那悲愁的原因。
「人類的所有悲愁都凝結在佛者的眼睛裡——那正是悲憫天下蒼生的佛的精神。」金聖悲用思想來禮讚佛者的悲愁，他想要用浩蕩的長風從尊者的眼睛採擷一片深紅的悲愁，送上太陽之巔。從那能熾烈得能灼傷太陽的悲愁中，世界或許會得到啟示：人類有許多理由互相屠殺——為財富或美女，為土地或尊嚴，而其中最不應該的，是以宗教的名義實施的殺戮，因為，宗教的必要性只在於給人以終極安慰。然而，由於宗教的仇恨和不寬容已經流了太多的血，那讓太陽都窒息的血海，只是為強權控制人的心靈而動盪；在宗教不寬容和對異教徒的仇恨中，宗教必然由心靈的終極安慰，異化為罪惡的淵源。
當歷史聽到現代中國偽基督徒要把「神州變成上帝之州」的野心宣示，以及「中國只有基督教化才能得救」的宗教不寬容的另一種表述時，人類會意識到達賴喇嘛關於人類宗教多元並存的理念的時代意義。中國的地下教會由於受到中共強權的摧殘而獲得普遍的道德同情。可是，偽基督徒們卻仍然行走在千年之前的歷史陰影中，試圖再次把基督教推上一個歷史邏輯的循環。當年基督徒曾受到羅馬帝國殘酷的迫害，而一旦成為國教，即羅馬帝國因為「基督教化」變成「上帝的帝國」之後，基督教就由心靈的受難者，變成精神的暴君。中世紀黑暗由此而生，十字軍東征由此而起。
中國的偽基督徒仍然追求屬於歷史罪惡的價值目標，根本原因在於，「文藝復興」中基督教的上帝雖然放棄了世俗的權柄，卻沒有從宗教精神基點的角度作出懺悔；控制人類心靈的絕對願望仍然如一片古老的血鏽，附著在基督教的宗教精神之上——基督教的上帝，一隻腳還留在中世紀的歷史陰影中；基督教的上帝不願作一個只提供終極安慰的大慈悲者，他在施舍精神的終極安慰的同時，索要放牧人類的權力，索要人類對他的侍奉，即索要控制人類心靈的權杖。佛教的最高意境，則只是以滿月般明澈的虛無為生命哲理之鏡，讓人類從虛無之鏡中映出生存的真諦。佛教不索取。
由於遭受過馬克思極權主義的一元化精神統治的百年荼毒，中國今後一旦獲得自由，必然不會允許自己再次淪為任何精神形態一元化狀態下的存在。精神形態和宗教的多元化將是未來中國自由原則的表述之一。偽基督徒如果一定要使中國基督教化，那就意味著再次對中國吹響曾響徹人類歷史的宗教戰爭的號角。達賴喇嘛關於宗教多元寬容的理念，則在召喚人類走出歷史悲劇的循環，走向精神自由的未來；尊者的理念正是自由狀態的預言。
佛學本質上是表述虛無意境的生命哲學。東西方文化在起源之處，對於生命哲學的歷史作用的定位，便表現出重大區別。柏拉圖的睿智中曾湧現出「哲學王」的理念。在這位古希臘智者看來，哲學是關於智慧和理性的學說，哲學家如果為王，就會實施智慧和理性的治理，那將是人類可能達到的最好的治理。釋迦牟尼則是摘下自己的金冠，從王座走進荒野，走進生命哲學的意境。
柏拉圖的哲學理想在於成為世俗的王，哲學的意義被定位為世俗治理的價值之源。這種世俗實用主義或許正是當代西方文化主宰下的哲學功利化和庸俗化的意識之根。柏拉圖試通過「哲學王」使生活方式哲學化；歷史的遺憾在於，除了某位古羅馬皇帝之外，哲學家很少有機會成為王者，而他的「哲學王」思想不僅沒有實現生活方式哲學化的理想，反而使哲學功利化和世俗化，即哲學由此失去了心靈。
釋迦牟尼拋棄王位，卻使哲學升華為宗教信仰。王位，那是世俗慾望的極致性象徵；以哲學的名義拋棄世俗慾望之極，大覺者便進入純然的心靈意境，並以對人生宿命苦難的大悲憫之情，把純然心靈意境的真理——豐饒的虛無，彫刻成對人類的終極安慰，安放在生命的盡頭。哲學的終極安慰化，乃是哲學所能達到的價值之極。
公元七七九年，佛教被奉為圖博的國教；從第五世起，達賴喇嘛成為西藏的政教領袖。對於藏傳佛教曾走上王座的歷程應當如何評價，還需要更深地走入藏民族的政治歷史，才能得出公正的結論。然而，無論對歷史應當如何評斷，當代達賴喇嘛卻摘掉王冠，引領藏傳佛教走出歷史陰影，回歸佛的精神。
當代達賴喇嘛是在雙重意義上拋棄了王位。
首先，尊者開啟了藏人翻越喜馬拉雅的萬里流亡之路。對於尊者個人，那也意味著走下王座之路。因為，如果他留在中國極權鐵幕之內，中共會給他「西藏之王」的個人尊嚴。但是，已歷千年的藏傳佛教之魂會由於中共強權的精神專制而湮滅，藏人將在文化的意義上亡國滅種，成為精神亡國奴，如同十五億中國人一樣。流亡，使藏人獲得了以獨特的文化存在的名義活下去的機會；尊者由此失去的，是一個鐵血強權為他鑄造的王冠。
其次，達賴喇嘛在流亡中廢止政教合一，創建民主政治體制，把達賴喇嘛的地位交由西藏人民的意志決定。這是在更深刻的意義上離開王位，回歸佛的精神——那象徵一種歷史命運的終結，也預言藏民族文化命運將成為下一個人類歷史時代的主題之一。
釋迦牟尼走下王座，創立了佛教。達賴喇嘛摘掉王冠，將迎來佛教在世界範圍內的復興。而復興首先意味著拯救。
除藏傳佛教，或者還有東南亞某些南傳佛教的分枝外，佛教也正隨時代一起腐爛。中國是佛教腐爛的經典案例。在中國，佛教早已政治化和金錢化。佛教徒變成中共的一種政治職務，其存在的作用就是向世界作偽證——證明中共鐵幕下，宗教自由仍然存在，用以掩蓋中共用鐵血強權摧殘藏傳佛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反人類罪行。更多的佛教徒則把佛的精神事業，變成聚斂錢財的骯髒方式；狂飲美酒、縱情色慾的和尚尼姑，在青燈古佛的宗教意境中，跟著世俗享樂的節律，作扭腰擺臀之舞。
達賴喇嘛拒絕中共鑄造的王冠，是向一個墮落的時代宣示佛的精神的高貴——佛拒絕作強權的政治花瓶；達賴喇嘛放棄王位，實際是放棄世俗貪慾的隱喻——尊者在證明佛是超越物性慾望的聖潔意境。堅守佛的高貴和聖潔精神的藏傳佛教，是當代佛教得到拯救的希望。
復興意味著拯救，而拯救構成復興的起點；佛教的復興則在於人類對心靈的召喚。人類窮盡了物慾的享樂之後，得到的只能是前所未有的精神空虛，而不是充實的幸福。於是，人類開始渴望心靈。當代，世界各種精神形態、哲學理念和宗教都缺乏吸引獻祭的血淚的精神美感；藏人則以其承受民族流亡的崇山峻嶺般的苦難，證明著藏傳佛教的心靈魅力。達賴喇嘛用他的生命表述的佛的慈悲——悲憫天下蒼生苦痛的聖者人格，感動了人類。
藏人浴血的命運只是達賴喇嘛心上的一個傷痕；他關注屬於人類的一切悲劇。從中國地獄般的煤礦深處發生的礦難，到宗教恐怖主義製造的爆炸事件；從人類活動導致的生態災難，到裸露在時代傷口上的貧窮、吸毒、道德危機，所有生命的痛苦呼號，都會迴盪在他的靈魂中。正是達賴喇嘛悲憫天下蒼生的博大情懷，使藏人的流亡超越一個民族的命運，成為對人類苦難的關注與表述，藏人的悲歡也因此與人類的整體利益一致。
世界上眾多政客也時常如邁著貓步展示時裝的骨感美女一樣，展示他們對人類苦難的關注。政客與聖者不同之處在於，政客的關注以他的政治利益為起點和歸宿，因此，他對人類的關注在相當程度上是謊言；聖者的關注源於心靈，又回歸心靈，而心靈是人的真實所能達到的極致。雖然歷史常在欺騙中行進，謊言也常成為時代的主宰，但是，唯有發自偉大心靈的真誠關注，才能給拯救人類苦難的事業以精神的力量——命運在本質上不相信謊言，而只能被真誠的人格感動。
釋迦牟尼被稱之為「大雄」。「大雄」意指壯麗的男子，輝煌的英雄。佛由於同生命虛無的真理一致的智慧而壯麗，由於在虛無的宿命前堅守慈悲天下的道德美的原則而成為輝煌的英雄。虛無的宿命，對於庸人是最後的絕望，也是庸人放棄道德之美的原因；既然生命注定湮滅於虛無，又何必道德——這是怯懦庸人的意念。那意味著從根本上放棄生命。世間的所有宗教中，唯有屬於佛的哲理，在確認萬法皆空，生命虛無的宿命前，同時確認如電光石火般瞬息即逝的人生，應當成為利他主義的道德過程。這正是智慧的壯麗和英雄的輝煌。
釋迦牟尼走下黃金的王座，在歷史的塵土中踏出的足跡，是大雄最初的生命印痕；達賴喇嘛離開布達拉王宮，在喜馬拉雅白雪上踏出的足跡，是大雄當代的意志表述。當達賴喇嘛站在黑暗的時代之巔——因心靈之光熄滅而黑暗——呼喚人類回歸心靈，並創造一種高於物慾的美好道德生活時，他既是重申佛的生命美的理想，同時也是宣示精神的責任：藏傳佛教願為腐爛於物慾的人類重建心靈的生活和美人格，承擔天職。達賴喇嘛是大雄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