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快要結束，難道這就是末日到來之前的平靜？全球迎來大選年，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中的四個要經歷換屆，重置乾坤，世界向左走還是向右走？似乎沒有人真正關心這個問題，歷史處於節點，而生活在別處：韓國嘻哈歌手PSY演唱的「江南Style」的MV成了歷史上最受歡迎的音樂視頻，在Youtube上有超過四億的點擊量，音樂一響起，世界就陷入愚蠢的狂歡，這是尼爾•波茲曼的《娛樂至死》也預見不到的無聊。
激盪的2011分娩出的2012，與其說是寧靜，倒不如說是把海嘯強壓成溫吞暗湧的精疲力竭。疲憊的不只是連續十年高速增長的中國經濟，還有人們對宏大敘事的不關心，已經鮮有人再提起「大國崛起」和「中國模式」。「中國該往何處去？」的問題雖然還沒有得到解答，可已經沒人有興趣回應。老百姓對公權力的興趣，僅止於白頭宮女話玄宗的八卦與猜謎，猜不到結局也猜不到過程，索性回家去看《後宮甄嬛傳》。
記者滿大街堵截著行色匆匆的路人，追問道：「你幸福麼？」諷刺的是，就連剛剛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言都說：「我不知道。」
按照托爾斯泰的說法，幸福的人兒總是相似，唯有不幸能夠區分出彼此。權力腐朽的根源，分解成各路幽靈：高稅收、養老金補貼、城鄉二元戶籍制度、計生政策、公共交通等等，它們日益刺目地穿行於人們每一天的生活中。殺人放火金腰帶，修路鋪路無屍骸。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
而法國大革命的風雲人物聖茹斯特，在1792年就早已慨嘆過：「不幸的人民，是沒有祖國的。」
民族主義下的蛋
2012年，是民族主義激化的一年。中國人板著面孔，大步行進，唱著愛國頌歌，手臂如鐵錘在空中揮舞，吶喊著憤怒的話語。龍應臺曾問：「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如今，這話該重新問：「中國人，你為什麼這麼生氣？」
今年我到北京某個小學講課，無意中提到日本動漫，一個十歲左右的孩子忽然喊道：「抵制日貨！」振臂一呼而全班雲集響應，滿教室的孩子都在高喊：「抵制日貨！」「打倒小日本！」教室後面的黑板上有紅色的標語，其中最醒目的就是「愛國」。
「愛國主義」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從牙牙學語的兒童到耄耋之年的老人，都時常掛在嘴邊，不假思索。細想起來，「愛國」只能說是一種情感，如何上升成一種主義？與之類似的語詞應該是「民族主義」。霍布斯鮑姆說，1848年之後，「政府」一詞才特別地和民族的概念連在一起，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的支配。
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裏，民族主義被一步步工具化利用，它是百試不爽的創可貼，作為解決內政問題手段的延伸。2008年，北京奧運會把中國凝結成「榮譽的共同體」，四年之後，黃岩島和釣魚島把中國凝結成了「仇恨的共同體」。
2012年4月10日，12艘中國漁船在中國黃岩島瀉湖內正常作業時，被一艘菲律賓軍艦干擾，中方海監和漁政船前往解救時，引發中菲兩國黃岩島對峙。
相對於菲律賓國內的平靜——他們似乎更關心LadyGaga在馬尼拉的演唱會。中國人的一腔熱血似乎顯得有點尷尬。《人民日報》發表文章《面對菲律賓，我們有足夠手段》，文章義憤填膺地寫道：「仁至亦有義盡的時候，忍無可忍就無須再忍。」《環球時報》的標題更是讓人忍俊不禁——《菲律賓內心希望中國揍它，中國願滿足其願望》。
「黃岩島事件」的無疾而終證明愛國青年只在乎過程，並不問結果。而他們尚未完全發泄的情緒，在五個月之後升級、爆發。
8月15日，香港14名保釣人士乘船進入釣魚島海域，其中7名登島。9月10號，日本政府通過對釣魚島實施所謂「國有化」的方針，一週之內，民眾走上了街頭。
北京的抗議井然有序地簡直可疑，《紐約時報》寫道：「幾位身著印有保釣愛國字樣的T恤的青年說，服裝和示威的標語均由公司組織印刷發放。不少遊行的民眾領到了一條特製的擦汗毛巾，沿途有人免費發放礦泉水。一位頭上繫著‘保衛釣魚島’紅條的中年男子用電動自行車拉來兩竹筐蘋果，在路邊隔離帶外分發給示威的人們。」
地方的抗議則失序地讓人心寒，中國人堵了中國人的路，砸了中國人的車和商店。平日如冬天的蛇一樣麻木貪睡的中國人，忽然在對同胞的戰爭中展現出旺盛的生命力。
最讓人難忘的畫面是在西安遊行中，一個年輕人奮力砸車，並用U形鎖砸穿了西安市民李建利的顱骨。砸人者，90後，平時也會發微薄感慨：「悲摧的90後，90後的我們感覺到幸福了嗎？」
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寫道，伊斯蘭社會的人口爆炸，讓15-30歲的年齡段中常常存在大量的男性失業者，也就是造成不穩定、以及伊斯蘭內部和反對非穆斯林暴力活動的自然原因。——這應當給中國人以警醒。喪權辱國的近代史教育深植於每一個中國孩子的內心，西方霸權、美國遏制、日本右翼是每一個中國成人脫口而出的敵人。當底層生活的不滿不斷積蓄，自身的屈辱與想像中的民族屈辱疊加，便引發了連串的火山爆發，形成了難以控制的洪流。
「9·15」反日遊行中時隱時現的毛澤東頭像，暗示著權力遊戲的博弈，野心家們不懼被自焚的危險，煽動著民意憤怒的火焰。幾十年來，這戲碼反覆上演，我為魚肉，誰是刀俎？
最年輕的一代
十五年前，羅大佑深情款款地唱道：「讓海風吹拂了五千年，每一滴淚珠彷彿都說出你的尊嚴。讓海潮伴我來保佑你，請別忘記我永遠不變黃色的臉。」
回歸十五年，無論是海風還是海潮，都無法保佑維多利亞港的平靜。香港的憤怒從年初燒到年末，從將大陸孕婦稱為「蝗蟲」，到轟轟烈烈的反國民教育運動。
香港作家陳冠中寫道：「香港過去的六十年中，處在一個不斷加大政治化的漫長過程中，回歸十多年，香港其中一個最糾纏的問題，依然可以用這句話來歸結：‘香港往何處去？’」
這個問題其實並不難回答，香港往何處去，取決於中國大陸往何處去。臺灣蔡英文把「用民主代替統一」的論調早已把球拋給了大陸，中央集權的年代已經過去，大陸早應該從無邊天朝的帝國夢境中醒來，考慮如何改變自身。
2012年4月，香港教育局規定學校在三年內推進國民教育科。國民教育，由於讓「學生加深瞭解國情，確立自己的國民身份」的目的，而被港人稱為「洗腦教育」。
8月30日，三名90後的香港學生開始絕食，他們在絕食宣言中難脫稚氣地引用了北島的《宣言》：「也許最後的時刻到了/我沒有留下遺囑/只留下筆，給我的母親/我並不是英雄/在沒有英雄的年代裡/我只想做一個人。」
十天之內，絕食發展成十二萬人到政府總部外的公民廣場遊行。政府最終讓步：取消三年限期，由學校自主決定是否開課。
這場不啻為奇蹟的鬥爭，組織者是個15歲的少年黃之鋒，他說：「縱是四面受敵，我仍會堅持我的信念。」
他的鬥爭精神讓人生敬，鬥爭智慧更是讓人汗顏。香港電影人岑建勛反思自己當年參加的抗議運動：「我當年做錯一件事，就是當有官員來探望我的時候，我就和他握手，結果第二天所有報紙頭版都是官員跟我握手的樣子。但黃之鋒沒有這樣，他非常清醒，不單拒絕了握手，而且還後退一步跟梁振英鞠躬，誰敢說這個孩子沒有禮貌？」
說出皇帝並沒有穿衣服的孩子不只一個。7月的大陸，四川什邡一棟建築的牆壁上，寫著幾個粗體字：「為了什邡人，我們可以犧牲，我們是90後。」
事件的起因是市民擔心什邡鉬銅項目引發環境污染問題。標語的照片傳遍了網際網路，接踵的是警民衝突血跡斑斑的照片。公權力的暴力雖然沒有激化，但也無法維繫和恢復製度本身的尊嚴，反而加速了統治權威和社會規範的解體，取而代之的是青春熱血的正當性。事件以什邡市政府承諾不再建設鉬銅項目而告終。
《新約全書·以賽亞書》寫道：「有人從西珥呼問我，守望的啊，黑夜如何。守望的說，早晨將至，黑夜依然，你們若要問就可以問，可以回頭再來。」詢問、祈求、等待，等來的只能是一無所獲和不斷重複的命運。
90後登場，最年輕的、網際網路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一代，默認言論自由是基本權力，他們顛倒了教育者與被教育者的位置，這哪裡只是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勝利？
回不去的故鄉和無法落腳的城市
今年，中國城鎮化率首次突破50%關口，表示城鎮常住人口超過了農村常住人口。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化率幾乎以每年一個百分點的速度增長，30年的時間就完成了西方國家的百年進程。
城市過快的碾壓聲音，壓住了鄉村的悲歌。鄉村人口迅速的入侵，則掩蓋了城市光鮮外表下的脆弱。
鄉村的消逝是必然的。1989年之後，政府停止了對農村私營經濟的支援，龐大的投入流入了國有企業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田地在逐漸荒蕪，農村醫療如同雞肋，學校教育潰不成軍。
城鄉之間巨大的差異讓農民落腳城市。加拿大作家道格·桑德斯寫道：「落腳城市流回鄉村的金錢、知識以及受過教育的回歸人口將促使鄉下地區的出生率下降。」
「城鄉差距」不是教科書上一個冷漠的語詞，而是每個農民日日夜夜要面對的生活本身。鄉村不是地獄和羅曼蒂克的田園牧歌，城市則是真實幻滅的烏托邦。
農村人來到城市，喪失的是世世代代的平靜生活，換來的則是一代夢想的流失：一輩子沒有買房的希望，甚至難有合法居住的權利。在困窘的城中村，永無力爭上游的空間，承受著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席捲的驅逐外來人口，掃蕩棚戶區的運動。
托克維爾在《舊制度和大革命》中寫道，法國大革命發生的前夜，社會上層階級開始關心窮人時，尚不相信窮人的疾苦會導致他們的毀滅。社會上層的同情是缺乏遠見的，一如他們過去的長期麻木。
1789年，巴黎城內的人民過著富裕寧靜的生活，而巴黎牆外的法國人，居住在類似城中村的地方，權益受限，收入微薄，最終導致了對巴士底獄的攻擊，引發了蔓延整個歐洲大陸上的革命。
——以上的例子給我們警醒，好的城市化該怎樣做尚不得而知，但是壞的城市化會導致什麼樣的結果，我們該預見到。當回不去故鄉、也進不去城市的人們意識到，貧窮不是一時的，而是會伴隨他們一生，乃至他們的子女一生的命運時，誰會為他們點燃的怒火買單？
城市是什麼時候變得這麼糟糕的？7月末北京的一場大雨造成79人死亡，其中一人死在二環以內。生者早已失語，讓死者向死者解釋發生了什麼。
幾個月之後，北京下了第一場雪，十八大揭幕。2270名代表參加盛會。太陽早已照常升起不知道多少遍，明媚了代表們的車駛過的街道，再也看不見暴雨沖刷過的痕跡。
中國有無好聲音
「中國好聲音」終於在選手演唱的愛國歌曲中落幕，老百姓等到了大結局。無論這個結局他們是否喜歡，都必須接受新鮮出爐的冠軍。
同樣落下帷幕的，還有一場持續了將近一年的權力博弈大戲，這齣戲囊括了港產警匪片的驚險、清宮戲的算計、莎翁劇的意外和國產電視劇的狗血，讓觀眾吊足了胃口。並不是萬人空巷，而是在街頭巷尾傳播著小道消息。
該如何評述這場大戲的結果？與其說是《綠野仙蹤》裡「叮咚，巫婆已死」的皆大歡喜，還不如用《紅樓夢》的判詞來總結：
「機關算盡太聰明，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後性空靈。家富人寧，終有個家亡人散各奔騰。枉費了，意懸懸半世心。好一似，蕩悠悠三更夢。呼啦啦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呀！一場歡喜忽悲辛。嘆人世，終難定。」
每個人的命數都有了自己的落處，大屏幕上打出以一個雪白耀眼的「完」字，紅幕再次拉開，新一班的演員亮相，下一齣戲碼該如何唱？中國是否還有好聲音？
中紀委書記王岐山把反腐稱作一場鬥爭。副總理李克強說，改革開放30年的紅利已經用完，我們只能往前走，沒有退路。
民間對於改革的呼召則更是動之以情，社會學家孫立平說：「趁著老百姓還殘存著一點對我們政府的信任和感情，趁著你道歉有的人還會淚水漣漣，盡早切割歷史問題另開張。」
沒有人再去懷疑——歷史正處於十字路口，就是現在。「改革」不再是領袖們在麥克風前鏗鏘有力的許諾，不是精英階層關於「民主」「憲政」的爭論，不再是意見領袖們聲聲喚不回的杜鵑啼血，而是潔淨的環境，是安全的食物，是值得托付的童年，是老有所依的歸宿。它是恢復井然的社會秩序，是恢復正常的人性與人心，是人們自願自覺的克己復禮，是天下歸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