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自由是一個國家是否現代化的標誌，就此而言，民國時期可以說中國已經進入了現代國家，因為那時的新聞自由已經可圈可點。
辛亥革命後，隨著專制制度的倒臺，中國的民辦報刊進入了一個興旺的發展時期。一九一三年，全國大大小小的報館竟然達五百多家，言論的自由度更是相當發達。當年，針對袁世凱欲復辟稱帝的圖謀，《北京時報》曾公開刊文，揭穿「袁世凱通令祀孔祭天無非是帝制復辟的先聲而已」。《順天日報》也曾不斷刊登公開反對袁世凱復辟的言論，令他私下大發雷霆。為此，袁世凱的兒子袁克定還絞盡腦汁編輯出版了一份「宮廷版」的《順天時報》，刊登「全國各地敦請袁大總統登基稱帝的呼聲」，發行對象只有一人，即其父袁世凱。可見，當時袁氏還不敢或不能搞什麼「輿論導向、思想統一」，表面上仍要擺出一副尊奉言論自由、尊重報界的姿態，不然，哪用如此麻煩，查封敢唱反調的《順天時報》，或下令它與袁核心保持一致不就得了？及至袁氏復辟帝制的行徑日趨公然，黃袍加身的日子指日可待之時，全國五百多家報紙遂以鋪天蓋地之響，與袁不共戴天，所謂袁氏乃被「氣死」之說，由是而來。從中也可看出當年新聞言論的自由度有多大。
而到國民黨真正當政時期，特別是抗戰時期，儘管官方管制言論出版自由的事件不斷發生，但整個國家仍有相當程度的新聞自由，無論是民間辦報還是獨立的新聞批評都還有一定的生存和發展空間。抗戰以來，「各方之宣傳刊物如雨後春筍，盛極一時」。據統計，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先後在重慶發行過刊物的民營報社、通訊社即達二百多家……。除共產黨的《新華日報》、《群眾週刊》以外，還有《國民公報》、《時事新報》、《西南日報》以及無計其數的雜誌和期刊。
我們不妨就共產黨在國統區（重慶）辦的《新華日報》來看個究竟。《新華日報》自1939年創刊後，一直在國統區公開發行。在戰爭條件下，所有報刊都要接受國民黨政府的新聞檢查，《新華日報》作為中共的機關報自然是重點檢查對象，也常常會有稿子被扣下不准發表。但這份中共中央機關報在抗戰八年中始終風雨無阻地辦了下來，即使在有稿子被扣的時候，報社仍然可以讓報紙開天窗或刊登啟示，說稿子被新聞檢查處扣發，而不是臨時找稿子補白，這等於是向國民黨政府提抗議。
1945年抗戰結束，國民黨政府並沒有以戰爭剛剛結束，國內局勢尚不穩定為名保留新聞檢查制度，而是立即廢除了這個制度，於是《新華日報》迎來了它的黃金時期。黃金時期的《新華日報》的辦報方針，可以用十二個字來概括，那就是對這個允許它自由辦報，自由言論的政府採取「憤怒控訴，徹底否定，置之死地」的態度。1946年2月，重慶大渡口鋼鐵廠為要求增加工資而罷工和示威，遭到國民黨政府的鎮壓，一些工人被打死，工廠被戒嚴。《新華日報》發表了21條消息和大量來信，在社論中把這場工潮定性為「民主與獨裁的鬥爭，文明與黑暗的鬥爭」，呼籲「立即喚起輿論制止國民黨屠殺逮捕工人的恐怖行動」，否則這種恐怖「會光顧到我們每個人頭上」。在《新華日報》的帶頭下，重慶各界輿論一致譴責國民黨政府，聲援罷工工人，使得政府同意增加工資，實行八小時工作制。
在從戰爭向和平過渡的時期，由於產業調整，失業是一個常見的現象。但《新華日報》要把它歸結為政治問題。1946年秋《新華日報》發起讀者討論，在10月30日發表編者文章，指出「造成失業災難的不是別人，正是貪污腐敗，把人民不當人看待的國民黨政府當局」，「他們腐敗的統治存在一天，失業的問題就永遠不能解決」。1946年6月5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題目是「讓老百姓有飯吃」！社論說現在國統區人民「吃草根樹皮，吃觀音土，飢餓普遍地使年青婦女走向賣淫……產糧食的地方，然而卻最缺乏糧食，這的確是人造的飢荒」。社論的結論說：「現在國民黨統治的區域，是大多數人民沒有飯吃的區域。現在國民黨區域人民的自發鬥爭，是向國民黨當局要飯吃的鬥爭」。
不但在經濟上暢所欲言，就是在政治上也不受限制。《新華日報》不但在國民黨統治區合法地公開地號召工人農民起來推翻國民黨，而且合法地公開地號召國民黨軍隊對政府反戈一擊。早在抗戰剛結束時，《新華日報》一方面要求國民黨裁軍，另一方面又故意把退伍軍人說成失業軍人，以反映他們生活無著為名，大量刊登有關報導和來信，甚至為這類來信開闢專欄。有些來信完全像是出自新華日報編輯自己的手筆，例如：「過去只知道為黨國而生，為黨國而死，哪知道今天黨國對我們沒有一絲一毫的保障。現在我們才知道，黨國是囹圄，高呼這把戲的，都是置我們以死地的」。《新華日報》還大量刊登有關軍屬的報導和來信，把他們在後方的生活形容得如同在地獄中一般，不但要受苛捐雜稅的盤剝，而且要受保甲和特務的欺凌，妻女淪為娼妓，父老貧病而死，幼小凍餓交加，等等。
甚至在1946年下半年內戰爆發後，由於國共和談仍在名義上進行，國民黨政府仍然允許《新華日報》在國統區發行。這時《新華日報》的宣傳手段更上了一層樓。最令人拍案叫絕的是開闢了「被俘國民黨軍官介紹」，共刊發35期，介紹了484名被俘軍官的簡歷和在何處被捕的情況，要親屬通過《新華日報》在上海、南京、重慶、成都和昆明的通訊聯絡處和他們聯絡。這個專欄的高明之處在於它既顯示了共產黨的力量，又顯示了共產黨的溫情，真是剛柔並濟。在刊登了這個專欄後，《新華日報》在國民黨軍屬中的讀者和影響顯著增加，為瓦解國軍的士氣立下了汗馬功勞。1947年1月，當國共雙方在前線打得不可開交時，《新華日報》卻在國統區熱熱鬧鬧地慶祝創刊9週年紀念日。郭沫若、張瀾、瀋鈞儒、黃炎培、陶行知、許廣平、陳銘樞等等所謂民主人士紛紛寫賀信賀詞，說它是「人民的號角，民主的喉舌」。
新聞自由是民主制度的鮮明標誌，作為一項基本的政治權利，它早已在現代國家得到了普遍的確認。美國前總統傑斐遜曾說:「我們的第一個目標應該是使所有通往真理的道路為人類開放。迄今為止所找到的最有效的道路就是新聞自由。因此,那些怕自己的行為被調查的人第一件事就是把這條路封起來。」傑斐遜的話可謂一針見血，說到底，之所以要扼殺新聞自由，不正是「怕自己的行為被調查」嗎？而也正是這種「怕」，把它見不得人的真實面目展現在了我們面前。
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就知識份子作為一個立功、立德和立言群體來，創辦報業成為了他們三者畢其一役的最完整的實現途徑。這條實現知識份子使命的途徑，導致民國產生了一個近代社會的「知識份子報人集團」，這個集團雖然沒有集中的綱領和政治上的訴求，但作為一個秉承獨立精神的知識份子群體，他們在中國社會的文明進步中所產生的影響和發揮的作用，可能要超過政黨和政治家。這個集團不僅有晚清的士子，也有留洋的學生，從康有為、嚴復、王韜、梁啟超、汪康年，到胡適，邵飄萍、林白水、黃遠庸；途經成舍我、胡政之、王芸生、陳銘德；再到儲安平、徐鑄成等，可謂代代相傳，脈絡不斷。
遺憾的是，這一可貴傳統從1949年就就告中斷，至今不見延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