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講的今天講的是我正在做的一項研究中的一章，這項研究是《學問風雨五十秋──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歷史變遷》。目的是通過對經濟所所史的梳理來考察60年來中國的經濟思想史，進而再現半個多世紀中國社會的變遷史。經濟所只是我研究的案例和平臺。
大家知道，集體化改變了我們的生產方式，而公共食堂又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這一段我們是如何走過來的，發生了哪些事件和問題，現在回過頭來認真反思一下是很有意義的。這一章書寫了兩萬五千字，講了十個問題。一個半小時也不可能都講，我就把大致的意思和大家聊一聊。
第一個問題就是公共食堂是怎樣搞起來的。食堂的出現最早是在農業合作化的時候，有些地方開始搞了一些農忙的臨時食堂，最有名的是湖北省京山縣的八一社搞的食堂。那是自發搞起來的，只限於農忙，戶數也很少，所以當時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到了1958年，大搞興修水利、大煉鋼鐵運動，6千萬人上山，農村發生了勞動力不足的問題。
從我現在查到的歷史文獻來看，共產黨內最早講這個事情的是劉少奇。劉少奇在1958年6月14日找婦聯談話，提出要辦托兒所、幼兒園、公共食堂，生活要社會化，這大概是共產黨內最早提出這一問題的。
毛澤東最早接觸這個問題是1958年7月份，是京山縣糧食局就八一社的公共食堂寫了一個調查報告，講了辦食堂的幾點好處，報了上去，給毛澤東看到了。毛澤東就把它批給陳伯達，要陳伯達在《紅旗》雜誌上發表。8月1日出版的《紅旗》雜誌上就發表了。現在看到的材料，這是毛澤東最早接觸到食堂問題。到8月份，毛澤東視察徐水、安國、山東等地，大講生活集體化、行動軍事化，提倡辦公共食堂。說什麼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 8月18日在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大談糧食供給制和吃飯不要錢，他說，「大概十年左右，可能產品非常豐富，道德非常高尚，我們就可以從吃飯、穿衣、住房子上實行共產主義，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這樣，一下子就把公共食堂和共產主義劃上了等號。
這以後，毛澤東又講過多次，我們沒有時間，不具體說了。毛澤東講了之後，10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辦好公共食堂的社論，認為辦好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大事，是鞏固人民公社的一個關鍵。11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再論辦好公共食堂》的社論。毛澤東的話就是黨的話，《人民日報》社論就是黨的號召。這樣，辦公共食堂就成了一場所謂群眾運動。而且有意思的是，《人民日報》在《再論辦好公共食堂》裡面有一句話，說江蘇有一句很好的口號，叫「鼓足幹勁生產，放開肚皮吃飯」。各個地方公共食堂不僅普遍辦起來了，吃飯不要錢，而且還要「放開肚皮吃飯」。到了八屆六中全會《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就決定要大辦食堂。於是食堂就遍地開花。到1958年10月底有一個統計，全國共辦起公共食堂265萬個，這265萬個還有一個更進一步的分類統計，就是這裡面多少是吃飯不要錢的，多少是吃飯、穿衣不要錢的，多少是生、老、病、死等全部不要錢的，各佔多大比例。如實行糧食供給制（吃飯不要錢）的842個，佔21%；實行伙食供給制（吃飯、吃菜不要錢）的2151個，佔61.3%……
可見，公共食堂是是在毛澤東和共產黨號召、動員和命令下搞起來的。我之所以講這個問題，就是因為經濟所當時寫了一個調查報告《農村公共食堂的幾個問題》，人稱《食堂報告》。這個報告是怎麼寫出來來的呢？就是涉及到孫冶方如何辦所的問題。
1957年下半年，孫冶方被派到經濟所來當代理所長，實際上是1957底到1958初到經濟所主事。在上任主事之前，他給中央打了個報告，並經國務院和中央書記處批准，經濟所實行國家計委和科學院雙重領導，報告提出經濟所的主要任務是研究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但是不能關起門來讀書，要接觸實際，提出經濟所要下去蹲點，搞一個工廠、一個公社、一個商店，去同吃、同住、同勞動，併進行調查研究。這樣，到1958年10月10日，經濟所派出第一個工作組，叫做「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昌黎工作組」。經濟所把它當作 「實驗田」，中宣部科學處把它當作「氣象站」。為什麼是「氣象站」呢？就是以這個點來觀察農村的氣候、基層的狀況。所以當時經濟所和中宣部都對工作組高度重視，寄予厚望。
工作組到了農村以後，從縣、公社、大隊到生產隊，派下去的人都兼副職，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勞動，就在食堂裡面吃飯，而且一起開會，對基層情況非常瞭解。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59年的4月13日，工作組提出第一個調查報告，由王紹飛執筆寫的。報告講了四個問題，一是分配問題。公社化以來，分配給農民的錢很少，群眾對1959年的分配產生懷疑，害怕秋後不按勞分配。第二個是生產指標問題，上面分配的產量指標與實際太遠，基層的幹部和群眾認為這是空想，是吹牛。還有一個是糧食問題，說目前糧食比較緊張，不少賣餘糧的地方，一日三餐吃稀飯，難以支持勞動。第四就是大集體、小自由兼顧的問題。公社和管理區，與生產隊的許可權問題。公社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管理區現在手伸得太長，生產隊沒有小自由。報告送上去以後，被毛澤東看到了。當時工作組組長通過什麼人送的，我現在沒有查清楚。毛澤東看到報告以後，立即指示登在《黨內通訊》上。毛澤東批示，把這個報告從最高層一直發到生產隊，認為這個報告提出的問題不是一個局部的問題，而是一個普遍的問題。當時他開始糾共產風，這個報告對推動糾正共產風起了一定作用。要利用這個報告，貫徹這個報告，並且要急忙忙要楊尚昆以電報式發出去，然後才傳給中央的劉、鄧這些人。這是第一個報告。
第一個報告由於受到毛澤東的表揚，鼓勵了調查組的積極性。當時正是生產上大放衛星時候，調查組也要放衛星。於是就問還有什麼可以報告的。大家研究以後就決定食堂問題。所以食堂問題就成了第二個報告。報告的具體內容我們不再講，就是報告寫出來以後，為了核實情況，工作組進行了重新調查，還同縣委書記進行了座談。5月10日完成報告，工作組組長董謙拿回經濟所，在經濟所的中心小組會上討論。討論完了以後上報到中宣部和院部。報到中宣部以後，中宣部把這個報告發表在中宣部的《宣教動態》1959年第36期上。毛澤東是從《宣教動態》上看到這個報告的。報告的名字叫《關於公共食堂的幾個問題》，報告有七條主要內容。
第一個問題食堂和婦女勞動力的解放。認為沒解放婦女勞動力。因為辦食堂以前勞動的現在還參加勞動，辦食堂以前不參加勞動的現在還不參加。婦女早上起來以後三件事，餵豬、做飯、看娃娃。不僅如此，辦了食堂，還要集中一些人去做飯，還要佔用一勞動力。因此，食堂沒有解放婦女勞動力。
第二是食堂和糧食問題。認為沒有節約糧食，為什麼呢？過去農民在家吃，忙時吃干，閑時吃稀，不干重活的人吃稀，干重活的人吃干，而且還有蔬菜搭配。現在到了食堂吃飯，干稀不分，輕重不分，打回的飯都要吃完，浪費了糧食。
第三個問題是食堂與肥料。說食堂沒有泔水了，農戶不養豬了，沒有肥料了。
第四個問題是食堂與燃料。在家裡，柴草都可以燒，食堂裡面燒煤。不僅這樣，到了冬天，北方還要燒炕，所以浪費了燃料。
第五個問題是食堂和設備，就是食堂佔用了老百姓的房子，有的有的還沒有給錢。
第六個問題是食堂與生活集體化。不管距食堂遠近、不分老小病弱，一律到食堂吃飯。所以只有大集體，沒有小自由。
第七個問題就是食堂管理問題。食堂管理出了很多問題。
從《食堂報告》的內容來看，這兩個報告的思路是一樣的，政治傾向也是一樣的，但其命運卻完全相反。報告最後提出的解決辦法是不要強求一律，可以不搞經常性的公共食堂，化整為零，把糧食盡量分到戶裡去。「最好以互助形式出現，用小食堂代替大食堂，化大為小，一般一個食堂不超過十戶或一個小隊為宜」，並且強調完全自願。
報告在《宣教動態》發表的時候，編者對內容沒有任何改動，只是把標題改了，用報告裡面的話，把標題從一個中性標題改成一個傾向性明確的標題——《農村食堂究竟有無優越性》，第一個小標題改成《食堂化並沒有解釋婦女勞動力》，第二個改成「浪費糧食」，第三個「影響社員不能養豬積肥」。這些都是報告裡面的話，沒有加任何東西，就是把中性標題改成傾向性非常明顯確標題。毛澤東看到報告以後，上了廬山，事情發生了變化。
廬山會議開始前，說是開神仙會，7月23日前大家還可以講各種各樣的話，就是在食堂問題上也有各種不同的意見。其中講得最明確的、認為食堂有問題的就是朱德總司令。朱總司令說，「要認識農民還有私有者這一面。對農民私有制要看得重些。辦公共食堂，對生產有利，但消費吃虧。供給制是共產制，工人還得發工資，農民就那麼願意共產嗎？食堂自負盈虧，公家吃總虧，辦不起來不要硬辦，全垮掉也不見得是壞事。家庭制度應鞏固起來，否則，有錢就花光。原則上應回到家庭過日子。如不退回家庭，糧食夠不夠？食堂要吃飯、吃好，人心才能穩定」。認為食堂有問題的還有周小舟、周惠等。而擁護食堂的也大有人在，柯慶施、李井泉、吳芝圃、賀龍等。
這是23號以前的，關鍵是這之後的。也很難說，到底是毛澤東引蛇出洞，還是彭德懷寫了意見書，毛澤東感到了威脅，再加上下麵人的攛掇，左的聲音佔了上風。其實，彭德懷的意見書裡面談食堂問題還很簡單。到是張聞天在21日的發言講了一大段食堂問題，認為「放開肚皮吃飯」有問題，與其搞供給制，不如搞社會保險。張聞天講得還是很有道理的。毛澤東認為彭德懷和張聞天又護在一起了。因為歷史上會理會議時毛澤東就曾經錯誤地懷疑彭德懷和張聞天，所以毛澤東發難，於是就把彭德懷打成反黨集團。7月23日的大會毛澤東批判彭德懷，在批彭德懷的過程中間，就把這個《食堂報告》拋出來一起批。
下面是毛澤東在7月23日的會上批《食堂報告》的兩段講話。一段話是，一億幾千萬人「要辦公社，辦食堂，搞大協作，大規模耕作，非常積極。他們要搞，你能說這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嗎？這不是小資產階級，是貧農、下中農、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
一段話是：「食堂問題，食堂是個好東西，未可厚非必。我贊成積極辦好，贊成那些原則，自願參加，糧食到戶，節約歸己。如果在全國能保持l/3，我就滿意了。我是講全國範圍。我這一講，吳芝圃就很緊張，生怕把你那個食堂搞掉。還有一個四川，一個雲南，一個貴州，一個湖北，還有一個上海（上海有11個縣），90%以上還在食堂裡。試試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個階段嗎：‘一邊站，試試看，拚命干，死了算’。有沒有這四句話？我是個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試試看。1/3人口對5億農民來說，多少人？一億五千萬，堅持下去就了不起了，開天闢地了。第二個希望，一半左右，如果多幾個河南、四川、湖北、雲南、上海等等，那麼，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面取得經驗，有些散了，還得恢復。《紅旗》登的一個食堂，敗而復成，這篇是我推薦的。食堂並不是我們發明的，是群眾創造的。並不是公社發明的，是合作社發明的。湖北有個京山縣，京山縣有一個合作社，那個合作社就辦了個食堂。河北1956年就有辦的，1958年搞得很快。曾希聖說，食堂節省勞力。我看還節省物資，包括糧食油鹽柴草菜蔬，比在家吃得好。如果沒有後面這一條，就不能持久。可否辦到？可以辦到。我建議河南同志把一套機械化搞起來，如用自來水，不用人挑水。這樣可以節省勞力，還可以節省物資，節省糧食。我跟你們談，你們說可以嘛。現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處。總司令，我贊成你的說法，但又跟你有區別。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個中間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個右派出來了：一個科學院調查組，到河北昌黎縣，講得食堂一塌糊塗，沒有一點好處，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學那個宋玉的辦法，寫《登徒子好色賦》（接著就講這個故事的原委）。我講食堂，走了題了。科學院的調查，攻其一點，不及其餘。食堂哪能沒有缺點。無論什麼事都有缺點。無論什麼人都有缺點。孔夫子也有錯誤」。
總之，是講了一大段，贊成食堂，批經濟所的報告是右派。這一下子天塌了。不僅如此，從7月23日到廬山會議結束，毛澤東做了一系列的批示和講話，批判反對辦食堂的人，而且還用孫中山的話，說食堂是「合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浩浩蕩蕩。安徽省報人汔委書記曾希聖一個材料，說安徽省副省長張愷帆把無為縣的食堂解散了，毛澤東指示咬牙切齒，一下子把張愷帆打成「鑽進共產黨的反革命」。總之，廬山會議之後，毛澤東有一系列的指示，來繼續推食堂。這是廬山會議這一段。
接下來，因為毛澤東講了，說經濟所出了個右派，於是廬山會議以後，經濟所就整《食堂報告》。而且大家知道，廬山會議通過了一個《關於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決議》，人民日報發了一個社論——《公共食堂前途無量》，逐條不點名地系統批判經濟所的《食堂報告》，甚至把這些人和帝國主義反動派放在一起。經濟所也不甘落後，把《食堂報告》印出來，全所批判。工作組組長董謙是黨員，因為反右傾是整黨內，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經濟所和科學院進行批判，《食堂報告》起草人經君健是一位黨外人士，被打成中右。經濟所派出第二批調查組，重新調查，寫了一個調查報告，叫做《公共食堂萬歲》來批駁《食堂報告》，不僅如此，後來還重新去調查、核實那些材料，搞了一個關於食堂的報告，發在後來的《宣教動態》上。這是經濟所就這個事情鬧騰了番。
廬山會議以後，毛澤東來繼續推動搞食堂。1959年的冬天，有些食堂就沒有糧食吃了，人就浮腫了，開始餓死人了。但毛澤東不管這些情況，繼續推動辦食堂。1960年1月，統計局報了一個材料，說全國辦食堂的情況，毛澤東批示，很好，要各個方面去看。接著，貴州、河南寫了兩個關於食堂的報告，說公共食堂成為農村政治、經濟、文化活動的中心，成為共產主義的陣地。毛澤東說這是科學的總結，要求全國仿行。河南的報告說，吃食堂的人大概是百分之八十幾是一類食堂，百分之十幾是二類食堂，只有百分之三點幾是三類食堂。毛澤東就批示，報告很好，要求當年開兩次大會，討論這個問題，全國來照辦。在1960年，毛澤東批示了很多這樣的東西。
事實上，這個時候已經發生了大量餓死人的事情。大概到了四、五月份，毛澤東感受到一些壓力，宣布要與人民同甘共苦，說他不吃肉了。後來到了1960年10月份，問題相當嚴重了，信陽報告已經擺在他的桌面上了。信陽自己說死了50多萬左右 ，我這裡看到的數據，河南省委在1960年11月1日關於信陽事件的檢討中承認的：「據今年10月份統計，信陽全區去冬今春死亡549171人，佔全區總人口840萬人的6.54%。」中央調查組的數字是餓死了105萬人，有好多村整個村死光，而且人吃人的情況到處發生。這樣嚴重的情況已經擺到毛澤東的桌面上了，但是毛澤東沒有去檢查政策的指導思想有什麼問題，而把板子打在基層幹部身上，認為民主革命不徹底，地、富、反、壞、右當權，所以那個地方就把底下的幹部整掉了一批。
餓死人的事情，大家一是可以看顧准日記，因為他當時在河南商城勞改，所以他看到了死人，聽到了當年在一起的人說家裡死人的狀況，也聽到了人吃人的情況；還有一個大家去看楊繼繩寫的《墓碑》，《墓碑》寫的是當年全國餓死人的狀況。那麼當年到底餓死了多少人？好幾個數據，一個是原統計局局長李成瑞承認的2，000萬，現在有說3，000萬的，有說4，000萬的。總之，在和平時期死了這麼多人，甚至解放戰爭也沒有死這麼多人。你想一想，和平時期死了這麼多人，這是犯罪。
食堂已經沒有飯吃，餓死人不斷增加，很多地方的食堂就自己散夥了。毛澤東早也知道事情的真相。到了1961年初，毛澤東感到問題的嚴重性了，才想辦法解決問題。他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領，提出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他給田家英寫了一封信，要田家英、胡喬木、陳伯達三人各帶一個調查組，每組6個人，連組長7個人，由他們3個人負責，分別到浙江、湖南、廣東三個地方去進行調查。調查之後，去廣東和毛澤東匯合，向他匯報。
田家英到浙江嘉興調查之後，得到的結論是「五風」很嚴重，社員對公共食堂普遍不滿，不願意吃食堂。同一天，毛澤東也聽到了關於食堂的問題。林乎加、江華等人也報告，他說，「食堂劃小為好，幾戶人家辦一個，大了恐怕對生產不利。要多樣化，有長期食堂，有農忙食堂，也有自己燒飯。辦食堂一定要適合群眾的要求。」這才在食堂問題上開了一個小口子。胡喬木調查組是到了一個好的生產隊，結果匯報的情況和田家英匯報不一樣，食堂也不是那樣糟。問題的轉機是在胡喬木第二次調查回來，他說，傳達60條的時候，老百姓最滿意的就是60條的一句話，食堂可以自願。胡喬木第二次調查的結果是，韶山公社原來是有80、90個食堂，現在已經散了50個了，很可能還要進一步散夥。他的結論是食堂還是解散為好，越早越好。這是胡喬木的第二次的匯報。
1961年3月7日，毛澤東和王任重談食堂問題，儘管講了食堂的很多問題，因為他早已看到底下反映的情況。廣東一個生產大隊隊長寫了一個東西，列了食堂的四大罪狀，毛澤東不僅沒有批評，還用了他的材料，也認為食堂沒有節約糧食，甚至王任重說食堂沒有柴，把修的水壩和建的房子都拆掉燒柴了。毛澤東一方面說這樣做絕不允許，另一方面又說，辦食堂這個方向我們還是要堅持的。
到了4月9日，胡喬木把他第二次調查的結果寫了四個報告，重點是公共食堂問題。毛澤東才讓鄧小平把這個報告作為中央文件發下去。到了5月份，北京中央工作會議正式決定取消食堂，辦不辦食堂完全自願。這樣，公共食堂問題才劃上了一個句號，食堂解散水到渠成。
中央工作會議以後，首先是郁文主持科學院的會議，說我們這兒也有一件事情，就是董謙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毛澤東和劉少奇指示平反。解散食堂以後，經濟所給《食堂報告》的平反屆提上日程。原來批判《食堂報告》的《公共食堂萬歲》登在《經濟學動態》的前身——《經濟通訊》上。1962年第10期封底上發了一個公告式的文字，向《公共食堂》作者董謙來道歉，承認它以前把《公共食堂》打成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報告是錯誤的。
公共食堂是一個重要事件，現在有關這個問題的研究記述也不少。但其中有很多錯誤。既然治史，我覺得還是需要真實，真人、真事、真心，需要把事情弄清楚。我在閱讀文獻的過程中發現，有三個重要的錯誤。
一個是錯的是李銳。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確實把廬山會議記錄得很好，但是在《公共食堂始末》的文章裡記述有誤。錯在什麼地方？由於經濟所昌黎工作組有兩個報告，他也不知道，他把兩個報告當成一個報告。所以他的文章裡說，經濟所的食堂報告，毛澤東很重視，實際上是把第一個報告當成第二個報告。這是一。
第二個錯的是王任重。王任重在改革開放以後當中宣部長的時候，寫了一篇紀念毛澤東的文章，發表在《中國青年報》上，說毛澤東是實事求是的典範，講的就是毛澤東給食堂報告平反的問題。講到毛澤東怎樣與他談論公共食堂問題，他怎麼講，毛澤東怎麼講。毛澤東與王任重談食堂問題有兩次，一次是1961年3月7日，一次是4月3日。據《毛澤東傳》講，4月3日談了公共食堂和供給制問題，但沒有留下記錄，具體談什麼不知道。3月7日的談話有詳細的記錄，《毛澤東傳》把它公布出來了。問題在於，王任重的文章問題很大，他把基本的事實歪曲了。比如毛澤東當時已經知道食堂的問題，講了食堂的很多問題。當時王任重看著毛澤東的眼色，順著毛澤東的話說的，因為毛澤東說辦食堂這個方向還要堅持的，他根本不可能去講超出毛澤東的話。在這篇文章裡，王任重把毛澤東講食堂不好的話都安在他自己的頭上，都是他說的。我覺得這大概是人性的缺陷，隱惡揚善，只講好的，不講壞的，從這裡面也可以看出來，講實事求是也不實事求是。這是其二。
第三個錯是《毛澤東傳》，就是中共中央辦公廳的逄先知、金沖及寫的《毛澤東傳》（1949－1976），厚厚兩大本，其中關於公共食堂問題的記述也有錯誤。錯在什麼地方呢？就錯在為公共食堂平反的問題上。因為1961年初毛澤東和王任重兩次談食堂問題，而逄先知和董謙的關係很好。董謙的《食堂報告》被批判以後，他曾經給逄先知說過，說你以後要寫歷史，希望這一段歷史能夠秉公來寫。逄先知就科學院為董謙平反一事，在《毛澤東傳》中專門寫了一個註釋，寫了給食堂報告平反的事情。他查閱了科學院的檔案，按檔案資料寫了這件事。但是不知道什麼原因，他把王任重的日記拿出來，又講了這個事情。但是日記裡記載，毛澤東和他第二次談話是1964年4月2日，毛澤東和他談到給食堂報告平反。《毛澤東傳》裡面有一個註釋專門寫道，根據王任重的日記，1964年毛澤東提出給食堂報告平反。我認為，這個說法是錯誤的。你想一想，1961年食堂問題就解決了，1962年食堂報告就平反了，毛澤東不可能到1964年再講這件讓他丟面子的事情，根本不可能。為此我給逄先知打了幾次電話。開始他也不同意，說他要去查一查，我認為肯定是錯誤的。1964年食堂問題早解決了，毛澤東會把這個不光彩的事情翻再老帳？根本不可能。最後，逄先知才認為可能錯了。以後再版的時候再改正過來。
這是關於這個事情記述的幾種錯誤。我認為，公共食堂問題的確很值得反思。現在問題已經過去了，但是我們並沒有認真反思這件事。你可以看到，不管是《毛澤東傳》也好，還是薄一波的回顧也好，還有就是黨內的一些文件也好，關於人民公社、公共食堂這些問題都沒有認真的反思，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不還認為這是錯誤的，也不知道錯在何處。
我確實認為，毛澤東關於「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是一個共產主義烏托邦的典型，它造成的危害確實是相當大的。你想一想，毛澤東把公共食堂這一具體事物，從理論上加以提煉概括，無限誇大，從地上抬到天上，看成共產主義的新生事物，同時利用共產黨強大的組織資源和國家政權的動員能力，在中國農村強制推行，以至於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吃了食堂。食堂報告不合毛澤東的胃口，於是龍顏大怒，大加批判，嚴厲整肅。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真是值得反思。
我反思了四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毛澤東的共產主義到底是什麼貨色？就是他的所謂公共食堂的共產主義性質問題。因為毛澤東明確講，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那麼毛澤東的共產主義到底是什麼東西？我在這個地方用了哈耶克書中的一句話，我覺得講得非常深刻，咱們老百姓幾千年來確實在生存線上掙扎，所以吃飽、穿暖就成為最大的願望。也許從主觀上來說，毛澤東大辦食堂也許是要農民吃飽、穿暖，過上所謂共產主義的生活，然而結果卻事與願違，是普遍的飢餓，大規模的死亡。所以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二章的題記引用F. Hoelderlin的一句話，真是一針見血，切中要害，「把人間變成地獄的人，正是那些想把人間造成他所想像的天堂的人」。大家想想，公共食堂這件事，毛澤東就辦了這件事情，他要建立他所想像的人間天堂，實際上把人們打入了地獄，以至餓死了幾千萬人。
毛澤東的共產主義到底是什麼貨色？我們還可以看看毛澤東怎麼說。毛澤東在1958年12月的八屆六中全會上對《張魯傳》的五斗米教做過評注，正好暴露了他心目中的共產主義是什麼貨色。他寫道，「這裡所說的群眾性醫療運動，有點像我們的人民公社免費醫療的味道，不過那時是神道的，也好。那時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飯鋪裡吃飯不要錢最有意思，開了我們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張魯在行人來往的大道上設飯鋪施舍，毛澤東說這是開了我們公共食堂的先河。也許是覺得過於露骨，後來毛澤東又寫了第二個批注，把與公共食堂、人民公社相聯繫的話都去掉了。正好暴露了他的真正想法。所以我覺得，毛澤東關於公共食堂就是等於共產主義，等於社會主義，完全是農民共產主義的烏托邦。
經君健指出「中國古代小農經濟下的農民，不患寡而患不均，均貧富是中國農民千百年來的最大願望，而供給制和吃飯不要錢，正是在最大程度上滿足農民的願望。不過，張魯‘義舍’中的免費餐是給行路人準備的，好像沒有命令村子裡的所有農民全去吃白食；毛澤東的公共食堂超過張魯者多矣」。正如李銳所說，毛澤東「引《張魯傳》五斗米道的材料，來說明人民公社吃飯不要錢，等等，以為三國時的農民起義的綱領就有了社會主義作風；同時也就讓小農經濟的農民理想烏托邦，進入今天的社會主義建設」。大家看，這就是毛澤東的共產主義，其實和赫魯曉夫土豆燒牛肉的共產主義是五十步笑百步，沒有什麼區別。這是我想講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關於個人自由和權利問題，就是毛澤東怎樣實現他的共產主義。
我們知道，吃飯是一個屬於個人生活領域的問題，在什麼地方吃，吃什麼，怎麼吃，都是個人的自由和權利。農忙時的食堂是個別和偶然的現象，就是個別和偶然的現象也是自由選擇的結果。咱們工作、機關的食堂也是可以吃，可以不吃，沒有人強迫你非吃不可。但是在毛澤東和共產黨的概念裡面，是不承認個人的自由和權利的，也沒有什麼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之分，一切都可以集中起來公共決策。公共食堂就是這種集權專制統治的一個必然產物。
對毛澤東來說，共產黨首先要消滅私有制，剝奪個人財產，首先剝奪了地主、富家，沒收了官僚資本，接著搞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搞了公私合營，後來取消了定息，實現了國有化，再就是農業合作化，從合作化到公社肥，從有限的公有制，到無限的公有制。因為初級社時土地還可以分紅，到了高級社，全歸了大堆，到了人民公社，你的也是你的，我的也是你的，刮起了「一平二調三收款」的共產風，生產隊共社員的產，大隊共小隊的產，公社共大隊的產，縣裡也共公社的產。先共土地和生產資料，後共生活資料。當時毛澤東曾經講過，現在雞鴨、樹木暫時還是自己的，將來也要歸公。這就是說，進一步連雞鴨、樹木等都要歸公了。
生產資料歸公，生產活動是公共決策，辦公共食堂，吃飯也要公共決策。這就是說，連吃飯這樣的事情個人也沒有自由選擇的權利了，這等於他已經把你的脖子掐住了。所以，公共食堂是徹底剝奪了個人的經濟自由權利，這是集權專制的嚴重一步。為什麼會餓死那麼多人，關鍵就在於專制統治剝奪了個人的自由權利，公共食堂沒有糧食吃的，人們吃樹皮、吃草根，樹皮、草根吃完了，就人吃人。有人要出去逃荒要飯，河南信陽等很多地方不准出去討飯，要出去討飯得公社批准，要有公社的介紹信。寧可餓死都不能出去討飯，這是一個什麼世道，這是一種什麼制度？我在文章裡用了這樣一句話，這是「普遍的農奴制」。你想想，農奴是拿著鐵鎖拴著的，我們現在是沒拿鐵鎖拴，但是把你的糧食拿走，等於用一個無形的鐵鎖把你拴住了，對不對？當然，這個話講得最早的是董輔礽，當時他是經濟所的副所長。80年代初接待外賓，談起人民公社，董輔礽就說是農奴制。嚇得翻譯不敢翻，就問他怎樣翻譯。他說你照直翻譯。他是最早講這個話的。實際上也確實如此，通過剝奪個人的自由去實現共產主義，這個共產主義是什麼東西，我想大家就非常清楚了。這是我想講的第二個要反思的東西。其實，顧准也講了一句話，「以革命的理想主義之名，行專制主義之實」。確實是這個樣子。
第三個需要反思的是，這件事情表現出來的共產黨的治理方式和最高決策人的行為方式。
廬山會議是中國現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集中反映了中國共產黨的內部結構和毛澤東的處事風格。如果說，中國當代社會還保留著皇權專制的基本特徵，那麼，廬山會議就是最好的證明。我們知道，過去皇帝在朝堂上責罰大臣，還有人出來替他說話，為他講情。那些諫官有的確實還出來做這個事情。但是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把國防部長、共和國元帥等一大批高級幹部，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打成反黨集團。而廬山會議從7月23日以後，一邊倒，所有的人都害怕同彭、黃、張、周劃不清界線，唯恐批判的調子不高，沒有一個人敢站出來給彭、黃、張、周講情，包括劉少奇、周恩來，周恩來批判得也很厲害。
你想想，經濟所的食堂報告大不了幾個學者寫的東西，用得著到廬山會議上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嗎？你不聽就算了嘛，為什麼要打翻在地，必置死地而後安？真是地動山搖，狂風暴雨。我認為，廬山會議上演的這一幕確實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很明顯，1958年的大躍進、公社化，是毛澤東頭腦發熱，製造了這場災難。如果說當時是想把經濟搞得快一點，但是沒有經驗，好心辦了壞事，損失和破壞都很大，還有情可原。因為全國上下都響應，中央也沒有任何人反對，就是證明，也可以從毛澤東最先發現了「共產風」並加以糾正得到解釋。我們也可以理解這一點。但是，到了廬山會議上，彭德懷提出批評就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就是大逆不道，就不能容忍，《食堂報告》也成為「山上山下、會內會外配合彭德懷向黨猖狂進攻」，也必置之死地而後快。我覺得這個時候，除了毛澤東的權勢、地位、面子以外，恐怕沒有其它解釋。
現在很多文獻材料，包括我剛才提到的材料，仍然以好心辦壞事論之，對嗎？至於為了維護黨的團結云云，不僅顯得過分蒼白無力，而且極具辯護和說教的性質。難道毛澤東的權威高於人民的利益，黨的所謂團結大於民族的命運。我覺得，這樣的解釋說不過去。茅於軾曾說，毛澤東是人而不是神，而且是有七情六慾的人，人性中的優點和缺點他都具備，只是由於我們身處一個造神的環境和大搞造神運動，他才成了神。儘管民主革命時期，由於多次挫折，他比較謹慎，比較理智，對形勢的分析和判斷相對正確，共產黨的高層還能相互制衡，協商共事，因而在國共兩黨的鬥爭中佔了上風。但在取得全國政權以後，共產黨成為執政黨，地位和情況完全改變，他就驕傲起來，唯我獨尊，個人崇拜，共產黨內部和高層也都唯毛澤東之命是從。1958年的大躍進是他首先頭腦發熱，不懂裝懂，其他人也都跟著盲動，結果捅了個大漏子。廬山會議上彭德懷提出批評，毛澤東不僅不是從善如流，予以接受和採納，反而心生懷疑，復仇之心頓起，把彭德懷等打翻在地。這就說明，毛澤東不僅是人，而且是權力慾和報復心很重的人，難道不應該請下神壇，還他一個本來的面目嗎？
最後一個問題，我想講一下關於調查研究的問題。因為毛澤東公共食堂解散，給《食堂報告》平反是在調查研究的名義下完成的。這裡就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需要來討論。根據史料，毛澤東1961年提出調查研究的時候，他對食堂的問題，對食堂餓死人的情況，對老百姓對食堂的反應，已經一清二楚，因為河南省委關於信陽問題的檢討，中央的調查組對信陽餓死人的調查，各地餓死人情況的反映，已經清清楚楚了。1960年11月份，信陽的報告已經放在他桌面上了。他不清楚嗎？他自己在談話中多次講到食堂的問題。但是，在這個時候，還要調查研究？目的是要通過調查研究來說服全黨。用得著嗎？與其說是為了說服全黨，不如說是毛澤東要給自己找一個台階下。因為，問題很清楚。
既然要大搞調查研究，當初搞食堂的時候為什麼不調查研究？既然是調查研究，《食堂報告》就是最好的調查研究，為什麼不聽信，不採納，還要批判？而貴州省委、河南省委關於公共食堂的報告，假話連篇，謊報軍情，為什麼要採信，為什麼要推廣和仿行？我認為，對於領導人來說，重要的恐怕不是個人去做調查研究，而是你對別人的調查研究採取什麼態度，特別是對那些與自己的意見不致的調查研究怎樣看待，怎麼處理。很清楚，毛澤東對那些看著他的眼色做的所謂調查研究，極力讚賞，大加推廣，要全國仿行、照辦，而對於和他意見不一樣的調查報告，如《食堂報告》，一棍子打死。要知道，《食堂報告》是最好的調查研究，調查組有15個人，整天和農民混在一起，他們最瞭解基層情況，最懂得農民的心理。但是，這樣的調查研究不合毛澤東的口味，觸犯了龍顏，所以毛澤東大怒。所以問題不是調查研究必要不必要，問題在於怎樣做調查研究，怎樣對待調查研究，特別是作為領導者，對別人的調查研究到底採取怎樣的態度。
《食堂報告》不過是幾個學者的意見，居然成為政治鬥爭漩渦中間一個不大不小的浪花，這確實不是一件幸事，而是一個悲哀，一個無奈。它充分說明，在集權政治下，學術研究不過是政治棋盤上的一個小棋子，毫無任何獨立性可言。對於這樣一個小小的報告，從毛澤東到《人民日報》，從中國科學院到經濟研究所，居然花了那麼大的精力口誅筆伐，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最後證明自己完全錯了，僅僅就事論事地撤銷處分就算了事，事情有這樣簡單嗎？不好好反思，我覺得還會重蹈覆轍。
所以，我的一個想法，一個人，一個政黨，一個民族，不犯錯誤是不可能的，關鍵是錯了怎麼辦。如果不知道自己的錯誤和無知，不認錯，不反思，不悔改，不救贖，那麼，它還會有多少希望呢？如果不承認土改、合作化和公社化錯了，能夠真正保護產權嗎？如果不承認「反右」錯了，能夠真正保護人權嗎？雖然歷史不能假設，但是可以反思，事物有其必然性，歷史也有其連續性。如果廬山會議不是反右，而是繼續反「左」；如果廬山會議後，再次糾正人民公社化和「共產風」的錯誤時，承認批判彭、黃、張、周錯了，批判《食堂報告》錯了，早一點解散公共食堂，三年災荒和經濟危機能那麼嚴重嗎？餓死人能有那麼多嗎？能有文化大革命的災難嗎？三年災荒和餓死幾千萬人的事情至少可以大大減輕。其實，文化大革命的悲劇，不過是廬山會議在全國範圍內的重演。直到現在，執政黨仍然不能直面這些事情，類似的錯誤只能一再重演。
我之所以講這個問題，是想做一點反思，進而形成一點自覺。歷史上走過的路，如果不反思，還會繼續走，那樣，損失就會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