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4日，哈爾濱448名事業編環衛工正式上崗。此前招聘共有2954名本科生、29名研究生成功報名。其中22個研究生落選，主要因對環衛工作認識不夠。落選者之一的王洋稱熱衷體制內身份不僅為穩定，落戶到城市會帶來就業、教育等優勢，「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編製裡。」（《華商晨報》1月14日）
「死也要死在編製裡」，這種毅然決然的姿態，只能借用元好問那首著名的詞作來形容：問世間編製為何物，直教生死相許！
社會分工無高低貴賤，環衛工當然不是低人一等的職業，但學教育出身的研究生王洋，寒窗苦讀十餘年，其最初的個人理想肯定不是當一名環衛工，也不是為了依附在環衛工身上的一個事業編製。可現如今，卻帶著某種殉道般的悲情，要與編製天荒地老、長相廝守了。
「死在編製裡」不是王洋一個人的想法，而是一群人的選擇，只是很少有人如王洋般作出這樣極端的表達。有數據顯示，自2009年以後，每年參加公務員考試的年輕人都超過100萬人，其中不乏範進般屢戰屢敗、屢敗屢戰的超級考霸，可謂生命不息，「考編」不止。
在王洋們看來，環衛工的事業編製，不過是公務員編製的自然延伸——「工作三年後，就有可能調整到管理崗位，到了一定的級別後，就可以自然轉為公務員。」而哈爾濱市一個事業編製的環衛工，對來自農村、無「拼爹」資本的王洋來說，其本身的誘惑力也是巨大的：可以解決城市戶口，工資及社會保險等均按現行事業單位工勤崗位標準執行。加之可以預期的職業穩定性，以及住房、醫療、子女教育等方面的隱性福利，這是多少「編製外」民眾夢寐以求的啊！
很難指責這些年輕人胸無大志，不思進取。很多時候，在堅硬的現實面前，理想往往被撞得支離破碎。某種意義上說，王洋們的選擇是理智的：今天不死在編製裡，明天死了可能就只能埋在「春天裡」。
新聞中，一位改革開放之初下海的官員程小平很懷念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那時候更多的年輕人是進入到企業，或者自我創業。一方面，那時候的年輕人更有英雄情結，另一方面，當時全社會所散發的改革熱情，以及為改革創造出的條件，讓年輕人有一定的成本去承擔失敗。」然而還不到30年的時間，年輕人的擇業走向已經迥然不同，「年輕人，到體制內去」成為時代強音，隨之而來的是一代人的理想幻滅。
年輕人的理想幻滅，於個人而言是最大的悲哀，於國家而言也是最可怕的事情。當一個國家如此眾多的青年才俊都走上「考編」之路，個人理想乃至國家理想將何處安放？換言之，如果年輕人都選擇「死在編製裡」，國家怎麼辦？
「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如果說我們有一個共同的「中國夢」，那麼這個夢想更多地要靠每個年輕人的夢想來承載，而這些個體的夢想，無論如何都不該是整齊劃一的「編製之夢」，而應是個人價值自我實現之夢，開拓進取之夢。
一個國家的精神面貌是暮氣沉沉，還是生龍活虎，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年輕人的職業選擇。程小平說：「研究生當環衛工也好，國考萬人角逐一個職位也好，只能說是改革意識的消退，這種消退不是某一個人或某一群人，而是整個社會，這一點必須引起我們的深思。」此言誠是。
